我的信仰（1931 年）
有时我会在文章里谈起我的信仰，十多年前我还曾经试图把我的信仰写成书，那本书叫《悉达多》。印度学生和日本和尚对这本书里关于信仰的问题常加以审视和讨论，但是他们的基督教同行却很少这么做。
在那本书里，我的信仰有一个印度名字和一副印度面孔，那并不是偶然的。我体验过两种宗教的形式，我的父辈祖辈都是虔诚正直的基督教徒，而我又是印度古籍的读者，最崇敬的是奥义书、薄伽梵书和佛祖的宣道书。我成长在真正的、活生生的基督教义之中，而最初的宗教情感却是在印度体验到的，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毕生在印度传教，虽然直到我的一位表兄和我这里认识到各种宗教之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那时，我的父母和外祖父都对印度的信仰形式已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他们对印度的宗教也颇具好感，只是他们不能完全承认罢了，所以说，我从小就生活在洋溢着印度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氛围中。
我认识的基督教形式对我的生活有深刻影响，它十分刻板、脆弱而无常，这种形式今天已经过时，也几乎已经消失了。我幼年认识的是具有清教徒色彩的新教，经历深刻而强烈。我的外祖父母和父母的生命完完全全由神的国度所决定，他们为侍奉神而存在。
人把自己的生命看做神的生命，不是出于自私的原因，而是作为侍奉和供给而生活在神面前，这是我幼时最深切的经历，也是我得自家庭的最大遗产，我一生受这一经历的强烈影响，从未看重世间和世人，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看得淡薄。但是我父母那种表现为活生生的生命的基督教精神，毕生侍奉和供给，将生命奉献给召会和服务于召会的基督教精神，无论多么伟大和高尚，其宗教和宗派的形式——这是我们小孩子所认识的形式——却是我从很小就不愿信任、不能忍受的。我们总要念一些格言，唱一些诗歌，而这就使得有诗人气质的我感到受辱。当幼年时期过去之后，我在少年时也已经看得出，像我外祖父和父亲这样的人，事实上非常痛苦，因为他们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有规定的教旨和教条，不能像他们那样有真正的、行之有效的仪式和真正的教堂。
所谓的“新教”教会是不存在的，分布在各处的乡村小教堂就是它的教会，这些教会的历史以及新教的封侯，一点也不比被他们责骂的天主教教会高尚，几乎所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对神国的献身精神都不是在这些小教堂内完成的，而是在更偏僻的，不过却是炽热警醒的秘密集会中以不固定的形式实现的，这些事我少年时代就已得知，虽然在我们家里说起乡村教堂及其传统形式总是充满敬意（一种我感到并非完全真诚的敬意，我很早就对它有怀疑）。事实上，我少年时代从未从教堂得着宗教体验。家中个人的礼拜和祈祷、父母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同寻常的贫穷、他们乐于接受困难的态度、他们对基督徒的博爱之心、他们为异教徒的担忧，凡此种种基督徒生活中的热情和英勇的营养都来自阅读《圣经》，而并非来自教堂，星期日在教堂做礼拜、上坚信礼课以及教会的儿童班都未曾带给我任何宗教体验。
与很少有回旋余地的基督徒生活相比，与甜腻腻的诗歌和无趣的牧师讲道相比，印度宗教和诗歌的吸引力自然是大得多了。在这儿，我不感到任何事物迫近，闻不到灰色讲台持重的宣道和清教徒圣经课的味道，我的幻想有活动的空间，我内心能够毫无阻力地接收从印度世界传来的音讯，它们对我毕生产生影响。
我个人信仰的形式后来改变了多少次，而这种形式的改变没有一次是突然发生的，而总是在逐渐增长和发展来的。在我的《悉达多》中，爱，而不是知识，占有最高地位，悉达多拒绝教条而以万物为一体的体验为中心，我们可以把这当做是回归到基督教，甚至觉得是真正的基督教新教的精神。
我认识中国的精神世界晚于认识印度的，认识之后我又有了转变。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使我觉得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兄弟，老子深藏的智慧以及其神秘的动力使我思索良久。通过和几位程度极高的天主教徒的交往，特别是通过与我的好友胡果•巴尔的交往，来自基督教方面的浪潮再次影响了我，我赞同巴尔对宗教改革严厉的批评，但我没有变为天主教徒。当时我也看到一些天主教的运作和政治策略，看到教会及政治代表、精神代表如何利用像巴尔这样人格高尚纯洁的人，他们见势转舵，一会儿宣扬他，一会儿冷淡他。这样的教会显然不是宗教理想的处所，这儿显然也存在追逐名利、自以为是的作风，显然也有争吵和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只有私人生活中隐藏着真正的基督教精神。
在我的宗教生活中，基督教不是惟一的宗教，但它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我说的更多是神秘基督教，而不是教会的基督教。它也不是全无矛盾，不过它和带着印度、亚洲色彩的信仰，认为世界是一体的想法相安无事。我的生活中向来有宗教，没有宗教我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不过，我不需要教会。我总觉得把信仰和政治分开的特别教会看起来像描绘民族主义的讽刺画，这种感觉在战争期间特别强烈，而新教没有能力达到超越教派的统一，在我看来，这是德意志没有能力达到一致的象征。早些年，我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总会以半崇敬半妒忌的眼光看罗马天主教教会，直到今天，新教徒对于固定形式、传统、可见到的精神的渴望还使我维持着对这个欧洲最大的文化形象的尊敬。不过，我也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才会对天主教教会有敬意，只要靠近它，它就像所有出于人的东西一样，散发出血腥和暴力、政治和卑鄙的气味。虽然这样，我偶尔仍会羡慕天主教徒，他们能够在神坛之前祈祷，不必躲在狭窄的小房间里，他们能够对着忏悔座的小窗口忏悔，不必在自我检讨中受良心的讽刺。
（谢莹莹译）
读书与藏书（1908 年）
每一张印了字的纸都代表一种价值，所有的印刷品都源于精神工作，应该得到尊重，这种看法在我们这儿已经过时了。现在，无论在大海之滨或荒山之上很难再找到一个不在印刷品泛滥之灾中灭顶的人。很少有人会认为一份日历、一本小册子，甚或一张报纸有价值，该留起来。我们已习惯不付钱而收到一大堆印刷品，我们对中国人将写过字或印了字的纸视为神圣的行为感到可笑。
虽然如此，尊重书的传统仍然保存下来了。免费送书以及甩卖书籍是到了最近才有的事。德国人藏书的兴趣看来正在增长之中。
当然，一般人对真正意义上的藏书还缺乏了解。许多人可以为啤酒或去小歌舞厅花钱，却不肯以十分之一的钱去买书，另一些比较老式的人则把书当圣物，让它在客厅里铺着丝绒桌布的桌上蒙灰度日。
基本上每一个真正的读者也会是书的友人。一个知道用心去接受书、去爱书的人，也会想尽可能地拥有书、永远放在近处，以便随时拿得着，随时可以再读一遍。借书，读完了送回去，这很简单，只是，大多数情况下，书还掉之后，所读的也就忘得差不多了。有的人每天可以生吞活剥读一本书，尤其是清闲的妇女，对这样的人来说，租书馆是个好去处，因为他们并不想收藏宝藏，赢得朋友，丰富生活，他们只想满足一下欲望。这样的读者只有随他们的恶习去摆布了。戈特弗里德•凯勒曾为这类人画过惟妙惟肖的画像。
对一个好读者而言，读一本书就是认识一个陌生人的本质和他的思想方式，去理解他，可能的话和他成为朋友。特别是读诗人的作品，我们认识的不仅是书中那小圈子里的人物和围绕着人物的事件，更主要的是诗人本身，他的生活和观察方式、他的性情、他的内心，还有他的手迹、他的艺术手法、他思想上语言上的节奏。一个人只有被一本书吸引住，开始去认识作者，去理解他，与书产生一种亲密的关系，这时，书才对他产生真正的影响。
他自然想保有这本书，也就是说，他要买下它，在想读的时候就能读，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在它里面生活。只买其语调和灵魂能打动自己的书的人，很快就会不再毫无目的地生吞活剥随便什么书了，他会圈定范围，选择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书，选择他在其中可以找到快乐和知识的书。无论如何，圈定这样一个范围要比偶然遇到什么就读什么好多了。
我们不能说哪一千本或一百本书是“最好的书”，但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他读得懂、感到与自己接近、觉得喜爱并有价值的书。因此，个人藏书不能成批订购，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爱好逐步选购，就像他交朋友一样。这样，他的少量藏书对他就意味着整个世界。好读者所需要的书为数不多，有些农村妇女一生只拥有一本圣经，而她们从中所获得的知识、慰藉和乐趣却远比一些拥有贵重藏书的富人多得多。
书的效应真是十分奥妙，每个父亲、每个教育者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他们及时给孩子送上一本自认非常好的书，结果却必须承认失败；咨询和善意的监护虽说也有一定的益处，但事实上无论年长年幼，要进入书的世界，每个人都应当走自己的道路。有些人在早年便喜爱诗人的作品，而有些人则要经过很多年之后才能体验到其中之奥妙；书可以从荷马开始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可以以相反的顺序读；可以从小先读诗人的作品，最后转向哲学着作，也可以反其道而行。读书，真是有上百种不同的方式与道路。然而，要自我教育、要通过书籍使精神成长则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尊重自己所读的书。有耐心和意愿去弄懂它，谦虚地认可它，倾听它。只为消遣而读书的人，所读的书再多再好，读过就会忘，读后与读前同样贫乏。如果我们读书像在听友人说话，书就会向我们展露自己，成为我们的财富。我们所读的书不会流失，会成为我们的所有，会留在我们身上，会做只有朋友能做的事，使我们欣喜，使我们得到安慰。
（谢莹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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