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橘灯

本文集共收录冰心作品十六篇，其中散文十二篇，小说四篇，按写作时间排列，时间未明者按发表时间排列。各篇篇末，注明最初发表时间及报刊。收录作品据首发报刊及作者文集的最早版本参校，对文内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加了书名号，明显错字予以订正。作者特殊的用字习惯，以及人、地、物之旧时译名则未作改动。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被称为“世纪老人”。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原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幼年时代就广泛接触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2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冰心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孩子，把孩子看做“最神圣的人”，认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好好呵护。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

散文
  一只小鸟
  笑
  梦
  闲情
  往事(一)
  寄小读者
  山中杂记
  再寄小读者(1942～1944)
  小橘灯
  三寄小读者
  我的童年
  童年杂忆

小说
  庄鸿的姊姊
  寂寞
  六一姊
  别后

    冯家也是一个大家庭，我记得他们堂兄弟姐妹很多，个个都会吹弹歌唱，墙上挂的都是些箫，笙，月琴，琵琶之类。父亲常说他们家可以成立一个民乐团！
    我生下来多病。姑母很爱我的父母，因此也极爱我。据说她出了许多求神许愿的主意，比如说让我拜在吕洞宾名下，作为寄女，并在他神座前替我抽了一个名字，叫“珠瑛”，我们还买了一条牛，在吕祖庙放生——其实也就是为道士耕田！每年在我生日那一天，还请道士到家来念经，叫做“过关”。这“关”一直要过到我十六岁，都是在我老家福州过的，我只有在回福州那个时期才得“恭逢其盛”！一个或两个道士一早就来，在厅堂用八仙桌搭起祭坛，围上红缎“桌裙”，点蜡，烧香，念经，上供，一直闹到下午。然后立起一面纸糊的城门似的“关”，让我拉着我们这一大家的孩子，从“关门”里走过，道士口里就唱着“××关过啦”“××关过啦”，我们哄笑着穿走了好几次，然后把这纸门烧了，道士也就领了酒饭钱，收拾起道具，回去了。
    吕祖庙在福州城内乌石山上——福州是山的城市，城内有三座山，乌石山，越王山(屏山)，于山。一九三六年冬我到欧洲七山之城的罗马的时候，就想到福州！
    吕祖庙是什么样子，我已忘得干干净净，但是乌石山上有两大块很光滑的大石头，突兀地倚立在山上，十分奇特。福州人管这两块大石头叫“桃瓣李片”，说出来就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立在一起，这两块石头给我的印象很深。
    和我的这个名字(珠瑛)有联系的东西，我想起了许多，都是些迷信的事，像把我寄在吕祖名下和“过关”等等，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相信的，只因不忍过拂我姑母的意见，反正这一切都在老家进行，并不麻烦他们自己，也就算了，“珠瑛”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用过，家里人也从不这样称呼我。
    在我开始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一时兴起，曾想以此为笔名，后来终竟因为不喜欢这迷信的联想，又觉得“珠瑛”这两字太女孩子气了，就没有用它。
    这名字给了我八十年了，我若是不想起，提起，时至今日就没有人知道了。
    父亲的“野”孩子
    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却是得意的笑。
    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男装，连穿耳都没有穿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唇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见我左耳唇后面的小黑痣，但是我至终没有扎上耳朵眼！
    不但此也，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有时我穿的鞋稍为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瘸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除了父亲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是白的老马，一匹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在黄昏，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记得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惶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
    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墓上献些鲜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