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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9月25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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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催生创造,致力分享”,书博会上打出的全新广告语,折射出中南传媒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追求?赴一场十年不变的约定,9月24日,太原,第25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前一天,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下称“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再一次提前与媒体朋友见面交流,分享他对出版文化和出版产业的冷静观察和灵思感悟。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与媒体畅谈
龚曙光董事长媒体见面会现场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刘清华主持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刘清华主持媒体见面会,他介绍到,中南传媒在本次书博会上打出了“催生创造,致力分享”的广告语,这个广告语将取代已经使用多年的“多介质传承文明、全流程创造价值”的广告语,这两个广告语都是由龚曙光先生亲自撰写的。广告语的变化不仅仅代表着中南传媒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追求,更重要的是代表一个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推手,一家出版传媒产业集团的掌门人对于出版文化和出版产业的冷静思考。
龚曙光表示,像这样的媒体见面会,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已经做了差不多十年,“十年中,有很多人每次都到了,所以这份情缘除了我们的职责之外,其实也成了一种约定,这种约定是对图书作为我们人生中一个很重要伴侣的约定,也是大家对中南传媒这样一个图书出版阵容中,始终努力奋发,始终坚持探索,始终愿意和大家分享的出版企业的约定。"
百道网:龚董您好,作为媒体见面会的老朋友,我代表百道网首先向中南传媒进入全球出版十强以及跟培生达成战略合作表示祝贺。我们知道,中南传媒在全球排名当中进入前十,培生是第一,培生在频频抛售教育板块之外的良性资产,中南作为带有金融属性的传媒集团却正在展开扩展,我想问的是,您在国际并购战略中,是否会考虑对培生旗下其他欲抛的优质资产接盘?第二,您如何规划下一步海外并购的宏伟蓝图?
百道网书店部总监陈贤向龚曙光董事长提问
龚曙光:傍着大树好乘凉,跟培生一签约,大家就很关注。进入全球五十强,我当然是很高兴的,虽然这种评选未必能够真正把全球每一个公司的重量称得那么准确,但大体,他们有他们的标准,我相信这种标准也代表了业界对一个出版集团在某一些重要因素上的考量和评估,也代表了一家之言。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评选他肯定也有他不够周全,或者说不能衡量一个集团价值的地方,比方说,在排名中,我们恰好排到阿歇特之前,大家知道,阿歇特在全球有广泛的影响力,实际上排在他之前,我心里是很忐忑的。当然,我们的指标没有错误,但是阿歇特毕竟是深耕国际市场多年,而且在国际出版领域拥有广泛声誉,如果摒弃其他因素不言,就一个传媒集团所应该具备的国际影响力而言,我们和(阿歇特)还是有距离的。(百道网编注:按照全球五十强排名报告分析研究方法的说法,2014年外汇市场的波动性显著增大,汇率成为影响排名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欧元兑人民币采用年中汇率,阿歇特与中南出版集团的排名将会产生变化。但本次排名依然沿用了年度汇率,故中南出版集团排在了阿歇特之前。详情请参阅“凤凰中南中版中教四集团进入全球出版五十强排名 报告分析排名方法”一文。 )
其实很多年以前,我还不是董事长的时候,我就主持过跟阿歇特的战略合作,法国的几位老总都跟我进行过谈判。其实我们跟国际大的出版集团,最先缔结战略合作伙伴的应该是阿歇特,这个协议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已经确定了要签,因为签约前我方的一个很小的闪失,最后导致了阿歇特不签了。阿歇特是上市公司,他对于信息公布的要求很严格,本来说第二天签约之后才对外公布,结果可能我们去签约的同志不太小心跟旁边的同行透露了,透露之后,可能也就传出去了,毕竟业内很关注这样的事,阿歇特觉得我们没有信守诺言。但是从主观上来讲,我们没有不信守诺言的动机,但是客观上,我们可能提前十几个小时把这个消息走漏了。后来阿歇特在中国另外选择了合作伙伴,但合作的规格就降低了一些,现在看起来,合作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发展好像也不是很健康。
我一直还是期待着今后再有时间,我们可以跟阿歇特再度携手,因为他在很多领域,比如时尚,杂志,少儿等领域,还是有独特的资源。至于刚才谈到跟培生的合作,这应该是我们这几年国际合作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刚才老朋友提出世界排第一的集团和第七合作,这是外媒提出来的,他注意到这是第一和第七之间的大联手。正好培生又刚刚把他的媒体资产,特别是像《金融时报》、《经济学人》这样传媒界翘首的两个重要媒体卖掉,以表达他们全力进入教育出版的坚定信心和豪迈姿态。
其实我们一直跟培生谈战略合作的问题,但是没有注意到培生的聚焦战略,如果它比较早地透露,《金融时报》我们不一定买得起,但是《经济学人》我们是可以找到伙伴把它收掉的,因为我觉得《经济学人》在未来的世界中,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也可以转化为互联网时代新产品。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做成,至于未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培生的很多资源接过来,假如今后还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培生一定会招呼我们一声,毕竟我们的战略合作已经涉及到资本合作的议题,我也相信这种整合会给中南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当然,我们跟培生的合作主要是站在中国出版和世界出版如何进行资源互换,同时在这样一种互换中,我们能够嫁接到培生作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出版集团,多年在教育理念的研究,教育模式的研究,教育思想的研究,以及教育产品的研究方面,他们所占有的这种高度和资源,同时我们也特别关注,培生作为一种传统的出版集团,作为一个以传统教育类产品遍及国际市场的教育集团,他们已经很顺利,也很快捷地把自己的传统业务向在线业务转移。
我注意到2014年,培生在线业务的收入,已经占据了总收入的65%,这样由传统出版向互联网出版转型如此成功的案例,其实我们是数得着的,当然,出版集团还有爱思唯尔作为全球最大的科学杂志出版集团,他已经很成功,而且以在线业务比培生还要高的比例,实现了他的业态转型。
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特别是《纽约时报》,他们已经用他们在线业务的收入,在线资讯下载付费的收入,替代了过去纸媒广告收费的模式,而且他们现在的收入比过去要高。所以这一切都向我们在展示传统出版机构是有可能采用资源+互联网模式,完成自己业态转型的。
大家也知道,中南是最早在中国的各大出版集团中,斥重资来做在线业务的公司,除了十多年前我们收购红网,后来跟腾讯一起创办大湘网之外,我们还跟华为一起共同斥资3.2个亿,创办了天闻数媒公司,在技术平台和内容提供方面的功能都很齐备,而且在技术和体验上,拥有较大优势,在推广和普及上,拥有较大市场。
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我们跟培生的合作中,培生特别强调,要利用我们天闻数媒龙岗基地以及相关基地跟培生合作,所以培生应该是我们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吸纳国际资源,接受国际先进技术,并且使之汉化、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我们在跟培生的协议中,虽然按照惯例写了“不具法律效应”的法律语汇,但就我们双方来讲,这个法律用语不意味着这一份战略合作协议的不重要,或者说可以轻易废止,因为毕竟这是两个世界上都被重视的企业,尤其是培生,在业内居世界第一位,这样的公司他不可能陪着谁玩一玩,跟谁抬抬轿子,这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的协议是跟培生亚洲来签的,但出席签字仪式的领导是培生国际新兴市场部经理。因为培生把他们的业务分为传统和新兴市场,他们的新兴市场正好和新兴经济体是重合的,培生认为他们公司未来的主要空间在新兴市场,那么在新兴市场中,中国又是他们的核心市场,所以实际上已经被纳入到培生总部的战略方案之中,已经被纳入到培生的全球战略当中。因为培生全球美国人最多,中国人次之,由此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国市场对于培生在战略上是什么样的重要地位。
同时,培生去年刚刚更换了亚洲公司的管理团队,大中华区的管理团队,也就是说,我们跟培生的战略合作,是在跟培生原有管理团队沟通中达成的意向,是在他们新的管理团队加速推进下签署的,这就说明不管是培生老的团队还是新的管理团队,他们都是在中国进行过认真考察和比较之后,确定和中南来签署这样的协议。所以在培生下决心把非教育出版业务扔掉之后,在他们公司来讲发生的最大事情是和中南合作,所以培生对这纸协议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我们也很重视与培生的合作,作为世界第一的出版集团,进入中国市场,他所带来的资源、产品有很重大的价值,谁最先接受这些价值,并且进行融汇和消化,进行转化性创造,对这个公司在中国市场,乃至在全球市场,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傍大树就容易出名,我们马上就出名了,但我们需求的,不是因为这一纸协议而出名,而是我们跟培生实实在在的全面战略合作,而成为一个更优秀的战略出版集团,一个资源聚焦度更高,业务聚集度更高的出版集团而出名。
山西晚报记者:请问龚董一个私人问题,现在似乎进入了移动客户端占尽先机的时代,请问您的手机里有多少APP和微信公众号?是什么来决定您选择了这些资讯阅读渠道?这些渠道和方式是否会成为今后中南集团自行开发和并购的方向?谢谢。
山西晚报记者提问
龚曙光:我现在手机客户端应该有50多个,在这50多个里,有一些是我自己下载的,有些是手机装上去的。在这些客户端中,其实我用得不多,除了我们自己红网的“时刻”客户端是我的产品,也是我要关注的时讯类主要通道之外,用其他的客户端不多。
第一,我很少去网上购物,这类的客户端基本不用;第二,资讯类的客户端,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接受那些与我关系不大,或者我不太关注的东西。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有一个观点,可能大家不太认同,也不太注意。现在的时代我们资讯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资讯对于我来讲,说方便不如说是累赘,我不是一个把即时性资讯看得很重的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不能不关注资讯,但又不能过于依赖资讯,因为出版毕竟是一个要对资讯进行沉淀,要对文化进行积淀的行业,太过分地跟随着即时性资讯的思路和风向,这对我成为一个出版者,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个人的独立思考,对有些重大问题的长久独立思考,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不是这些客户端的目标受众,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南不去抢客户端,不意味着我的同事们为客户端体验更好、资讯更准确、品质更高而努力。至于时政类的资讯,在即时性和品质,以及其他东西方面,我曾经说过,在很大的程度上,我选择哪一个渠道,或者哪一个客户端获取资讯,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时间,因为客户端之间的时间差异其实是很小的,是可以用秒来计算的,再迟一点,也是用分钟来计算的,再迟一点可能就是小时,但它不会以“天”来计算这个时间差。所以在这点上,我可能更多的是习惯,比如我习惯澎湃的话,可能就不是别的。这个习惯从哪里来?就我个人来说是两个,一个是资讯的品质,这个时讯它的准确性,第二,伴随着这个资讯,它观点的独特性,这是它的品质;第二是它的体验,它需要排版,以及下载方不方便等等。所以我把时间摆在次要的位置。传统媒体时间都很重要,比如今天的采访,有的媒体说今天发,如果今天不发,那就是明天发,时间差异是24小时,但2秒钟,或者0.5秒钟的差异,对我这种人来讲,不是差异。
新华社记者:龚董您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很高兴今天和您一起作一个交流。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刚才我看到《快乐老人报》,中南传媒在这个产业是走在前面的。我想问一下龚董在老年阅读市场这块是怎么判断的?老年阅读市场,或者说老年出版市场,现在是多大的市场?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不足和发展情况?第二个问题,今年两会以后,“全民阅读”一直是挺热的概念,在您看来,全民阅读危机是不是存在?如果是的话,我们是阅读得更少了,还是阅读的质量更低了,更碎片化了?
新华社记者提问
龚曙光:其实中南传媒在“十二五”期间,两个最重要的布局,一个是在线教育,一个是养老。我们从自有的资源优势开始介入养老产业,从资讯传媒的角度介入养老,最先确定这个战略,当然是我提出的,我认为在中国现有的产业中,养老还是一个蓝海,中国在经济领域蓝海不多了,但养老还是一个蓝海。中国的养老产业远远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从做资讯,从做媒体,从提供阅读开始,介入养老产业,由媒体的影响力,变为养老的服务能力,始终坚持轻资产的发展方向,用轻资产去介入老龄资讯、健康和娱乐业,这是我们当年定下的一个基本战略。
当然,大家也注意到,我们创办了《快乐老人报》,创办了枫网,创办了《活过一百岁》健康杂志,还创办了美时美刻旅行社,创办了我们的图书公司等等,其实这些大家能看到,都是围绕着资讯,围绕着提供精神需求的产品在做。但这只是我们的开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把《快乐老人报》以及《活过一百岁》这些分属不同领域的平台数据进行积聚,形成老年产业大数据,通过找到用户在哪里,然后我们开始提供针对老人的更多服务。
现在大家所关注到的,报纸更多是资讯提供,然后到网站,枫网应该是11月份彻底改版,由资讯见长的网站,改为由工具见长的生活平台,中间更多的是众筹,购物,交友这些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综合性生活平台。同时,我们马上在南京创办呼叫平台和老年用品的销售公司,以及老年用品购销公司等等,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战略,现在正在加快实施。当然,如果今天您不提,我不会谈这个问题。原来老年公司准备10月份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个老年产品,被我否了,我希望明年上半年或者下半年来做。
现在老年产业进入静默期,既不要媒体采访,也不要对外发布。但因为您是新华社,我作一个简单答复。中国老年产业现在热在嘴上,实际上,真正下手做的人不多;第二,中国的老年产业乱,乱在思路上,所以很多做的人,或者想做的人,都没有理清一条思路。大家都觉得未来的老年产业是块唐僧肉,但不知道从哪儿下口,下了口的,总在怀疑自己咬的这块是不是唐僧肉,比较乱。 第三,中国老年产业这一块现在也还很惶惑,做着的和没做的,讲着的和听着的,其实都好像在听故事。老年产业现在还没有故事,包括我们虽然《快乐老人报》已经发了快200万份,最近在武汉进入了中国报刊百强,这是不排名的,总署发布的,也进入了邮政局发布的报刊百强第十位,好像在他们之前的前九位全是央媒。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认为在老年产业上我们有故事,所以我觉得老年产业有一段静默期更好。
第二个是问题是全民阅读的问题,这个有点儿剃头挑子一头热,这个词我是提出者之一,通过业界倡导、有识之士的推动、政府的关注,“全民阅读”在舆论上的相关工作已经领先了,甚至有人提出,要把一个国民的阅读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块的倡议和政府的推动是足够的。但实际的效果,我觉得与我们的期待,还有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恐怕第一,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的中国的人,当下的中国人还是很忙,为当下的生计忙。读书肯定是有利于生计的,但我们往往不大能够把未来的生计在当下中支付时间,所以读书就可能是一些为当下生计忙的人所照顾不过来的一项人生修炼,或者说一个人生功课,我认为这是当代全民阅读需要提倡,许多推动,甚至需要法律规定的,最重要的理由。
第二是习惯,我们虽然是一个很文明的,而且是古老的文明民族,甚至还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训,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重要的做人准则,但从各民族的角度来讲,读书的习惯还是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养成。五四之后,我们的读书习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二十世纪的革命也使读书习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我们正在这种习惯恢复期的时候,又碰到了经济大潮的冲击,所以我们很多人生楷模他都不是读书出来的,尤其我们第一代的富翁们,读书出来的还真不多,这给整个社会读书习惯的养成,起了一定的“拖后腿”的作用。
第三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介质变化,这种介质变化所带来多种娱乐进入人们生活之后的诱惑。大家说数字阅读给纸媒带来了困境,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一条,过去读书的人,现在去读屏,这没有什么关系,不算是影响我们全民阅读,在屏上也是阅读。当然,对我们这代人来讲,纸上的更像阅读,屏上的更像浏览。最重要的是,在由书到屏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走失,走失到哪儿去了?到娱乐,到游戏,到动画上去了,甚至到影视上去了,他没有再回归到阅读上来,这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最后一点影响全民阅读的,就是我们对于那些应该阅读,或者说有可能阅读的人进行满足是不够的,比如为什么《快乐老人报》能发180万份?因为我们是专门给老人的。那么有多少书是专门给老人的呢?我们现在的很多书,《快乐老人》出版事务所也出版很多书,比如《国医大师谈养生》,就是老人自己众筹做的,这样的产品会越来越多。
过去我们说对老人的满足是不够的,他想阅读,你没有提供。还有一点,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从读书到了游戏,到了影视上,到了游戏,而没有回到图书?除了他们有快乐的体验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你提供给他的书是他不想读的。我们看到85后、90后的很多作家,或者作者,他们的很多东西为什么动不动就是50万、80万、100万?像我们出的张嘉佳的书很快过百万,为什么?因为这类产品太少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家、审美和情调,我们过分强调了为80后、90后,乃至21世纪的人去提供经典作家、传统阅读,总觉得这是他们最好的养料,可能是最好的养料,但读书和吃东西一样,除了营养之外,还有口感。至少你这个东西口感不好,我们也不吃。现在我们选择餐馆的时候,有多少人选择营养好的餐馆?恐怕绝大多数人在大众点评上点赞的,首先赞的是口味。我们都知道营养好不好很重要,为什么就止不住要选口味呢?
当然,为一个时代的人提供一个时代的读物,还不仅仅是口味的问题,还有营养的问题,所以全民阅读的问题比较复杂,这四个方面的因素都很重要,没有我们为这一代人催生他们中间的代言,不管是审美代言、价值观代言,还是生活观代言,没有我们催生他们的创造,就没有他们的产品,没有他们的产品,他就有可能由阅读转向娱乐,这样会更加叠延我们“全民阅读”的推进,十几岁的小孩都不读书,父母也不要求小孩读书了,全民阅读就是一个法也没用,大不了买几本书,你还能每天考核吗?所以要满足需要到提供阅读,从提供阅读到养成习惯,从养成习惯到树立“读书对于人生长期利好的理念”。就像我们炒股一样,今天买明天卖就赚大钱,读书显然不是这样的买卖,他可能至少五年、十年才能让你赚大钱,不可能让你一两年赚大钱。所以从市场需求的满足到阅读的培养,到读书理念的建立,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配套,这是一揽子工程。
山西卫视记者:请您谈谈关于山西出版业的印象和建议;第二个问题,这次中南传媒代表出版湘军携大批精彩图书出征的书博会,您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山西卫视记者提问
龚曙光:山西是文化非常丰厚的省份,在中国主流文化的形成中,山西文化是源头之一。我今天在晋祠宾馆开会,晋祠就代表了山西文化那种厚重、大气的风格。而且多年以来,山西出版业的同仁们在山西文化的挖掘上,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华传统古文化挖掘和出版的重要板块,这方面的贡献应该是其他出版集团,包括中南出版集团无法替代,也无法超越的。
第二,山西也是一个非常重教育的省份,山西的基础教育也在中国站在很前的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的教育出版其实在国内很领先,一方面,山西教育出版的图书在国内有良好的声誉,同时山西教育的一些报刊,比方说《英语周报》,比方说《作文报》、《语文报》等等,在业内都是排第一、第二的报。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山西走在了全国出版的前列。
第三,山西一直是在出版上导向把控比较好的省份,出了很多正能量的图书,也为我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做了积极的工作。当然,山西在最近几年出版业的改革中走得很稳,也略显平一些,比第一方阵凤凰、中南等等相对平一些,是厚积薄发的姿态。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还是一派好风光,应该是未来中国出版的新爆发力。
关于第二个问题。书博会由最早的图书订货会,那时候叫“书市”,后来叫“书博会”,名字的更替也意味着作用的更替和价值的更替。从这个意义来讲,目前的书博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博览会,它既有商业的意义,比如签署订货协议,推广新的产品,推广重要的作家,推广重要的图书品牌或企业品牌,商业的价值依然在延续;同时,增加了博览会的一些功能和意义,那就是,它是通过图书的展示,通过书业、企业的品牌展示,全方位展示图书业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强调图书的社会功能,强调图书对于当下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图书跟其他产业的相关性,以及全面地展示书业的发展状况,成为了它的新功能。就中南集团而言,是“场馆内抢定单,媒体上抢风头”,这是我们“两抢”原则。现在虽然订货的功能下降了,而且常规性的定单每天都在做,也不一定需要一个独特的订书季来解决,但既然有这么多的渠道,有这么多厂家,一定有定单,包括现场销售,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场内的定单能够排名很前。
同时我们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要把我们的产品向那些来展馆,或者不来展馆的人进行传播和推广,我们更希望借助于三五天媒体的高度关注,把中南传媒书业的从业者理念、思考、产品,高强度地传达给当地的市民和读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因为这是国家要求我们各个媒体必须拿出版面,必须拿出网页,必须拿出关注度来支持这个行业,假如连这样的时机都抓不到,平时怎么能说服媒体来报道书业呢?怎么可能说服网站拿出来更多的流量来宣传书业呢?所以我觉得每年的这个季节是中南传媒宣传季,其实中南传媒除了过去上市前后宣传的力度大以外,之后基本上只有一个原则,中央安排的,中宣部安排的采访我接受,除此之外我是不接受采访的,唯一的例外是书博会,还有深圳的文博会。
现在文博会我不大接受采访的,这两年,基本上网络访谈没有了,媒体的深度报道,个人专访就没有了,唯一留下了书博会这样一个窗口。实际上我的期望就是,我们能够尽可能地把我们带来的3000种书,向山西的读者们,特别是太原的读者们进行展示和销售,同时我们更希望借助于在座的诸位,向全国关注书业的读者,特别是山西的读者和观众,宣传我们的思考、理念,同时也宣传我们的产品。
央视CCTV记者:您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央提出文化企业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作为业内比较强大的企业,您怎么理解“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另外,您这儿人多企业大,怎么做好经济效益和企业效益的平衡?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有更多的优惠条件,让文化企业有更好的状态、更好的资金留在市场上。第二个问题,除了媒体见面会,我注意到您和作家阎真有一个对谈,讲一讲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其实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我也看到了很多好书,您这一次既没有举办“昆曲百年”大部头,也没有做黄永玉的作品,反倒拿一部文学作品对谈,是不是有自己的考虑?整个集团在文学创作上是不是有一些想法?再一个,现在文学的出版状况是什么样的?
龚曙光:这两个问题是今天上午我在中宣部座谈会上谈的一个问题,我们谈的问题就是,奇葆部长最近提出了“三个第一位”,要求把内容放在第一位,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把好书放在第一位。
如果要展开来谈,每个问题都可以谈十点来回答,但我只回答了两个问题。在我看来,要落实奇葆同志的要求,推进原创是我们实现“三个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为什么我把原创提得这么高?是基于我对十二五期间状况的估价,中国出版业在十二五期间绝对是高速发展的,但是如果一定要判断,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图书品种的增长和原创类品种增长的比例是不成比例的。应该说,一个国家的图书,引进版和原创版,编辑类图书和原创类图书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在十二五期间,我们所形成的码洋销售都是增长的,但是不成比例的,不配套的,所以在总量高度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创类图书比例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如果没有原创,谈何内容排第一?如果没有原创,我们谈何质量排第一?没有原创,我们又谈何好书排第一?所以我们判断一本好书,当然要判断它的功能,判断它的导向,判断它的品位,还要判断一个好书的品相,从这些方面判断它是不是一本好书,但是我们要特别关注到,出版业是干什么的?出版业的核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记录、承载、创造,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出版业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我现在广告语的第一句话,“催生创造”,一个好的出版社,一个好的编辑,它的职责是什么?职责是让作者写出具有原创意义的书,不管是理论书还是科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
当然,制度性的要求等等,都是我们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不可或缺的手段。虽然我们从行业来讲,出版业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协调,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即使在今天,销得最好的畅销书,依然是正能量的书,不是所谓诲淫诲盗的书就一定一纸风行、洛阳纸贵。我把我们很多畅销书拿过来比较,也把排行榜上的很多书拿来比较,绝大多数的书依然是正能量的。这原本是一本心理学著作,是一本引进版的心理学,我们把它重新定位,特别是把这本书由实验心理学向社会心理学定位之后,一时就洛阳纸贵了。这表明人们对于心理正能量的那种渴求、呼唤和确认,其实是绝大多数人的心理。
当然,即使是像最近出的《国民好哥哥》这种书,最近火得不得了,他就写颜值很高的一个小男孩,就写他和妈妈的关系,以及他和妹妹的关系。他本来是独生子,后来听说父母要再生一个,很不开心,自己价值要跌了,由不开心作为起点,看到妈妈怀孕,感到母亲怀孕居然是这样一个复杂、痛苦的过程,然后想到自己也曾经是母亲这样哺育出来的,然后就特别喜欢这个妹妹,就这么简单的,带有纪实性的创作,很快就大几十万,甚至百万了,这样的书我认为是正能量的,更多地理解父母,理解人生,疼爱妹妹,没有什么负面的关系。
张嘉佳的书每一本我都看,你说有很多负能量的东西,我也看不到,应该说,每个都是很漂亮的故事,对人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启示,尽管这些故事有时候有一些诙谐。是不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定是协同的?不一定。有的书可能短时间没有经济效益,但他可能有经济效益。我们十二五期间,整个集团利润的增长是年均30%以上,但是我们出版单位每年下的指标都要低一些,像今年出版单位增长的要求是4%,我整个公司的要求是15%以上,可能明年我们内容单位的经济增长就为0了,当然还有一些专项补贴,所以一个出版单位是可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至于我们如何又形成一定的经济效益,使企业能够正常运行,能够养活员工,还能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第一与战略有关系,大家知道,目前中国的出版上市公司里面,我们利润是最高的,我们去年14多亿的利润,今年18个亿的利润是有的,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中南的利润从哪儿来?不全从我们内容上来来,我看了一下上市公司的财报,应该说,在所有的财报中,利润支持点最高的是中南,来自于出版社的利润,直接利润应该是2亿多,今年可能是3亿多,但同时还为其他的下游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利润,新华书店8亿多,印刷1亿多,其他还有传媒,包括我们财务公司,也就是我们在发展战略上利润多元,支持了我们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之后,依然有比较好的经济回报。
第二,把核心业务做强。其实中南和很多的上市公司比,业务是最单纯的。中南的利润除了我们财务公司的受益不能完全归为主营业务之外,其他的业务全来自于出版传媒业务,既没有地产,也没有物业,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完全聚焦了出版传媒业务,在这个中间,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得到了最大的激活,我们所形成的业态也得到了比较快的提升,同时,我们的管理也应该优于行业。
这个话讲起来好像有点儿吹牛,其实很简单,大家看我的财报,几乎每一年我们销售的增长都低于利润的增长。这意味着什么?我的销售和利润不是同步增长的。那么利润高是从哪儿来的?一定是从非经营性业务中间来的,那就是管理中间出来的效益。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利润的增长始终高于销售的增长?上半年我们销售的增长是16%,利润的增长是24%点多,这个中间是有差距的,差距是从管理出来的。所以回过头来回答,我给中宣部的建议,第一,必须用原创这样的基础性工作,来保证我们“三个第一位”,这个工作没有做好,你都不是原创的,怎么走出去?怎么可能效益最好?你都不是原创的,怎么可能多版权营运?更重要的,文化是一个创造性行业,现在中央提出“全民创造”、“全民创新”,还有哪一个时代比今天做原创更具有现实性?我们把原创作为博览会的亮点,这是第一次,这是全民催生和呼唤出版业要推进原创的时候了。昨天清华告诉我,我们的图书在原创方面排到了第一,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韩少功、阎真这样在上世纪已经拥有读者的成熟作家,这是一类,现在包括王跃文、阎真,包括张炜的散文集,包括少功,我们做这些文集的目的,都是为了拿他的原创,拿他的新作品。
第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文学有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言,你必须抓85后、90后的新兴作家、新生代作家,这些人不管你今天承认不承认,他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言,不管你觉得他幼稚还是成熟,觉得他好看还是不好看,他这个时代就是这些作品,所以博集天卷、还有少儿社的天使文化等等这一批公司都在关注85后、90后的新生代作家。比如天使刚刚推出《我不爱这个世界,我只爱你》,据说已经销了80万,他们代表了今天的新兴人类,你不可能想像一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作家来为他们代言,他们既不需要,也不接受,所以我选择阎真的作品,而不是花了27年做的《历代辞赋总汇》,也不是《大师说戏》,也不是世界诗歌,阎真的小说从更典型的意义上,代表了我们要推进原创的意愿。
第二个问题,如何保证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我认为加强产业链的管理,是实现“三个第一位”的重要保障。所谓产业链的管理,其实出版业不大有这个概念,但任何一个大行业,都要进行产业链管理。举个简单的例子,华为的这个机子芯片是他的,软件是他的,但这个蓝水晶的屏肯定不是他的,这个集成肯定不是他的。也就是任何一个大公司,他都一定会形成自己的产业链,那么这个公司的产品要想具有竞争力,要想使它的质量不仅仅是核心部件,而是所有部件都能保证品质,都能够是一流产品的话,必须进行产业链管理,那就是所有的上下游企业,都必须按照他的标准来进行产品生产和加工。但是我们出版业其实比较忽视这个产业链,你像中南,内部有个产业链就是编辑发布,从编辑开始,到印制,到发行,到供应,这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现在还有从传统渠道分享到互联网时代分享,这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任何一个环节没有管好,你的产品都会有问题。同时,比如教材类的,教辅类的产品上游没有动力,产品就做不好,而原创类的产品发行方面没有动力,发行就做不好,所以有内部和外部产业链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很多工作室,工作室做内容,和出版社合作,出版社要成稿,要印制,甚至还要渠道,如果其他的环节没有管好,你怎么能保证产品的质量?
很长时间大家都有一个误区,觉得中央的、总局的管理条例是管国有出版社的,而其他民营公司,或者上下游产业链公司标准是低一点的,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合作企业全部纳入到我们的产业链管理中间来,而且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国家规定的出版社标准,没有其他标准。你要跟我合作,就按这个标准干,你不跟我合作可以。所以中南传媒不乞求任何人跟我合作,要我降格来跟你合作,不搞这一套,要跟我合作,必须按照我的标准,我的标准就是国家标准。同时,我们还要对产业链进行台帐管理,我要求我的各个出版社对于所有的上下游合作企业,每个选题是什么内容,社会评价怎么样,销售怎么样,全部要建立台帐,一年之后,我们一个一个算,哪些企业你的经济效益也很好,社会效益也很好,那我们继续合作;哪些企业做得不好,甚至惹了麻烦,那我就要剔除了。所以我也要用产业链的管理模式,来保障我的产品符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社会效益永远摆在首位这样一个根本的产品要求。
当时我提出要开这个会的时候,很多合作伙伴觉得莫名其妙,他还来管我,我不过是跟他合作,那就不用合作了,我不需要你合作,我100亿的销售,一二十亿的利润,我不需求你。但是要合作,按照这个来,这样做下来之后,大家习惯了,也就觉得有利了。所以一方面从源头上抓原创,一方面从管理上,抓产业链的管理,这样对于保障我们企业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发展,同时始终保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我们是靠谱的。
出版人杂志记者:很高兴来这里,我很激动。刚才听到您对这个产业链管理的一些深刻认识,我想问一下关于市值管理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中南传媒市值排名和变化的?在您的管理理念中,市值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谢谢。
龚曙光:在我十三五规划要点中,有企业三个意识的变化,我们在十三五,将更强调阵地意识、用户意识和市值意识。所谓阵地意识,我们每一个产品线,每一个媒体,每一个平台,都首先是坚持文化立场,坚持舆论导向,坚持正能量传播的阵地,这个好理解;用户意识,传统出版讲究的是读者、观众,而互联网+资源,或者资源+互联网的企业,讲究的是用户,这个变化我这里也不去赘述;为什么我们还会强调市值意识?没有上市的企业,它的价值用什么来标识?就是一年生产多少利润,这是企业价值衡量的标准。那么上市企业衡量价值标准的刻度是什么?是市值。中南传媒值多少钱是要用市值说的。你不能说中南传媒20个亿,或者18个亿。中南传媒作为一个上市企业,它的价值标志是市值,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解,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上市公司,要强化自己的市值意识。
至于市值管理,我认为过度的市值管理对于上市企业来讲,是一种伤害。所以中南传媒始终关注的是自己在一个比较长时间段的市场步子,而不是在某一些时点上,为了迎合某一些股民的盈利诉求而进行的市场化操作。大家看到,中南传媒这么多年,它的市值第一走得很稳,第二,中南传媒市值从长期K线来讲,是跑赢大势的,是跑赢行业的;第三,中南传媒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点上,围绕在某一个时刻,去提升市值,做临时性的市场操作。所以中南传媒有这么一种自信,以他自己在出版产业里面的资源、人才和管理,他可以在这个板块中成为龙头,不管在某一个时点上,市值是涨是跌,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阶段中,在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K线上,中南传媒的市值,一定是可以跟它的价值相匹配的,所以中南传媒不会为某一个时点的市值去牺牲我们的管理制度,去牺牲我们的战略,甚至牺牲我们的社会形象。
比方前几年,几乎任何一个垃圾公司,只要一筹手游就身价百倍,中南传媒始终没有碰手游,包括很多股民骂我,你只要几千万买个手游,也让我们上个涨停板,但我不干,中南传媒是教孩子们读书的,教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不是教孩子们玩游戏的,更不忍心让只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的家庭,最后因为孩子游戏成瘾,而对生活绝望。
其实在我的身边,我的很多高管,甚至很多子分公司一把手,他们的孩子就是因为玩游戏最后辍学、休学,家长想死的心都有,就没法儿治。所以我在股票操作中,绝对不会用手游的概念去提升我的市值,我也呼吁,我认为出版企业去做手游,无异于粮油企业去卖地沟油。比如说今年,在线教育又变成了一个战无不胜的股市概念,任何一个垃圾企业只要买一个在线教育就涨停。虽然我们有先天优势,而且我的在线教育在全国市场都铺开了,一年还有几千万利润,但是我反复跟媒体,跟分析师讲,中国的在线教育是一个极大的泡沫,甚至这个泡沫比手游还大。因为手游更多的是价值观问题,是社会效益问题,手游产生利润是实在的,现在的在线教育公司,有几家公司产生利润了?有几家公司明年、后年能产生利润?还动不动就上百倍、几百倍,这样的市值有什么用?所以中南对于市值的管理是,第一,把市值作为判断公司价值的重要标准,乃至最重要的标准;第二,关注市场对于公司价值的长期评估;第三,不为某一个时点上,为某一个利益群体的诉求去临时性操作市场,不迎合某一个时点对于市值的要求。
中国青年报记者:有一个小问题向您请教。您刚才提到,好的出版社编辑的职责是挖很多原创作品,而原创也是博览会的亮点,我们对85后、90后的作家,有没有具体的引导措施?谢谢。
龚曙光:作为一个出版社,最重要的是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炙手可热的著作,也是编辑发现的。比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这都是编辑在非职业作者身上发现的。我们现在有几个专门的团队在网络和出版界去发现作者,这方面,应该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得比较前了。所以我们旗下的这些85后、90后这批作者队伍,应该说比较靠前的有50位左右。就目前的市场来讲,这不算一个小数字。
第二,对于这部分作者的培养,其实编辑是要培养作者的,尤其是新作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与一个好编辑的培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很多很有名的作家,对编辑有几十年的感激,像《人民文学》比较好的人文社老编辑,很多作家一辈子都感激他,因为他的第一篇稿子,或者第一个长篇,是他手把手改出来的。所以没有一部作品没有凝聚编辑的心血,更何况90后、80后的作者,他们有些人可能文字功底没有那么高,对于写作的基本性规范都不够,这是需要培养的。这是传统编辑的功夫,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现在的编辑一定要回到50年代、60年代传统编辑对于作者的这份责任心和细致心。
第三,你还不只是一个传统编辑,我曾经要求我们编辑部要逐步成立出版事务所,事务所就不仅仅要改稿子,还要进行法律的服务,对他的版权进行服务,乃至于对他的市场推广进行服务。既然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既然就是一个粉丝经济群体,那么你就得按照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模式,就得按照粉丝经济的市场规则来推动这样的新作者。所以我也要求我们的这些公司不仅仅是一个好编辑的团队,我们既要催生作品,还要催生作家,我们不仅要催生名作,还要催生名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的运行模式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于八九十年代的模式,都不太一样。那么你同时还要让作者的利益最大化,应该说,传统出版社和现在事务所之间的关系是变化的,其实作者和出版社之间是博弈的关系,出版社想把利益做大一点,而作者想卖高一点,而现在事务所的要求是让作者利益最大化,这样才可能事务所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必须要进行跨界经营,实现H经济。否则的话,利益博弈群体就是两个: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当你的利益群体多元之后,你的服务对象和服务者之间变成了一个利益主体,其他的电影、电视、游戏、动画、漫画,这些变成了你的博弈对象。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很多的根本性变化在实现,这就像影视明星的经纪人一样,他不仅仅是要让演员出名,能够有绯闻、受关注,还要让演员的利益最大化。出版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站在一个IP的源头。当然,现在也有先漫画、再故事的,但这是少数,整体来讲,小说故事、原创故事依然是源头,用好了就是文化产业的源头,用不好就是舍本求末。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您,2015年就要结束了,请您研判一下2015年中国书业的感受,中南传媒在年初设定了什么目标?完成情况怎么样?第二,在书展中,您在哪些方面收获最丰盛?
龚曙光:岁末的钟没有敲响,你不知道12月31号会曝什么样的事出来,确实是有风险的,但就我个人来讲,也是可以谈的。其实我认为中国书业今年应该是一个平年,因为它也是“十二五”收官年,好戏在前两年已经演了,收官年比较平也正常,我不认为有重大的新闻事件出现,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中文在线的上市,跟影视的“暴风”、教育“全通”扮演了一个牛股的角色。表明了资本市场对传统出版的再一次低估,和对于互联网出版的再一次高估。从事件来讲,这是一个大事件。
从出版业态当中的变化来讲,我还是认为85后、90后新兴作家群体的出现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年份,85后、90后作者以群体的姿态受到作者关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过去也有一些好的作者,最早有郭敬明、韩寒,后来又有张嘉佳今年是一个群体在出现,这个群体的出现,标志着80后、90后这一代作者已经开始进入出版业的主流视野,也应该成为文学创作的新方阵。第三,您讲能不能完成任务,今年以中南为例,各大集团能不能完成任务,其实各大集团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从中报来看,应该各大集团完成任务问题不大。中南肯定能够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也肯定能够超预期完成“十二五”发展战略,这个毫无疑问,没有悬念。?虽然业态发展比较平稳,行业内爆发性的事件不多,但依然还是一个平顺的丰收年,这就是我对这个年度的评价。
刘清华:由于时间的关系,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人民网记者:我想请教一下,“十二五”期间,中南传媒集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您透露一下“十三五”期间规划的设定目标,谢谢。
龚曙光:关于十三五,我认为这个没什么秘密,因为我在总局“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讨论会上,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在省里的一些规划会上也表达过,我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是高速的,不仅仅是中南、凤凰这些一流集团,从出版总量,从经济效益来说,都创造了中国出版的多个历史记录,尤其是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国内很多行业,当然也超过了过去N个五年计划的中国出版。
我认为“十三五”对于中国出版业来讲,应该是一个调整期,是一个以业态变革作为调整的基本内容,以基础平台的建设作为核心工作的调整期。十二五的高速是基于我们对于出版的传统平台,或传统业态的极大使用或超符合运转所形成的高增长,实际上,这些平台和这些渠道已经力不从支了,各个出版社其实已经受到了新经济体的激烈冲击,受到了新技术的直接冲击,同时,我们的分享平台其实也已经受到了新经济体的挑战,和新传播平台、分享平台的分流。
作为中国出版业两个最基础性的平台,它实际上都面临着在新经济环境和新技术环境下的重构,我认为是重构,而且必须重构。我们要想把这样的平台延续到十三五,那么十四五可能中国出版业就没戏了。所以中国的出版业必须在十三五期间来重构自己的内容催生平台和自己的产品分享平台,而目前,应该说我们这两类平台的改造都没有完成,中南也没有完成,也没有哪一家出版机构可以宣称他已经完成了。同时,伴随着新的数字技术和技术性硬件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比方中国传统文化里,资源库我们就没有建立,假如我们把中国的所有典籍做一个数据库,我们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进行存储、分类和搜索,没有。我们做了700卷的《湖湘文库》,实际上,这些书绝大多数除了图书馆之外,摆都没地方摆。我家里还摆了一部分,哪个家庭能把700本书摆下来?更不用说使用。
中国传统的典籍,你要想被使用,在当代,不数字化是不行的,要让它成为数据库,能够被存储,能够被搜索。这些东西如果不建立,那么十三五之后还得补建,所以我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出版业就像当年的一五、二五那样,你必须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重建基础性平台,当你重建基础性平台的时候,那你的发展速度不仅仅是“可能放缓”,更重要的是“应该放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觉得如果把速度定在年增长15%就很高了,我这不是指整个中国出版业,而是指一个好的出版集团。那么衡量“十三五”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是不是健康,它是不是完成了目标,我认为判断的标准不是它的增长率,不是它的增长速度,而是它的基础性平台建设的完成程度,和整个业态改造的实现程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刘清华:两个小时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曙光董事长和各位的交流暂时告一段落。好在接下来,曙光董事长在太原还有几天,明天还有和阎真的对话,还要出席中南传媒的一系列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曙光董事长还会和各位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在“十二五”即将收官和“十三五”即将开启的这一届书博会上,曙光董事长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把他对中国出版产业的思考和大家作了充分交流,我提议,我们用掌声感谢曙光董事长!
(本文编辑:王倩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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