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出于历史原因，图书馆既掌握技术，又跟学校决策层距离比较近，因此更方便做好研究者数据出版，更有可能满足资金方的要求。随着人们对何为学术内容、何为“合法”形态的学术的态度发生转变，出版社需要仔细想好他们将来在新形式学术传播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数字出版的兴起，加上学术传播体制的改革欲望，导致图书馆大搞出版。很多最初的图书馆出版项目，部分动因来自破坏原有基于订阅的出版方式，来自数字出版应该比传统纸质出版更廉价更快速的感觉。早期搞出版的图书馆大多都跟出版社一样认识到，随着出版产品的规模迅速扩大、多样化程度迅速提高，要搞好数字出版，成本不低于纸质出版，甚至比传统出版更复杂。

图书馆没有被吓住，他们跟大学出版社、学会以及读者建立合作关系，做了大量市场研究。他们支持灰色文献出版，支持学生作品出版。新兴的图书馆出版社与小型纯纸质期刊合作，在出版资金的帮助下，让这些期刊上线，让它们具有可见性。在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图书馆出版社开始扩展服务范围（同时仍然保持敏捷和轻量），开展诸如营销和同行评议这样的支持服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34%的图书馆出版社提供数据出版服务。

图书馆出版社和机构内容库之间的关系

图书馆做出版大多支持数据分享，这反映图书馆尊重资金方对数据透明性的要求，特别是科学研究数据。这是值得指出的，很多图书馆出版社专注于数据和作者自行存档手稿的公开。2011年，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简称UNL）的琼·吉塞克（Joan Giesecke）曾提供一个案例研究，名为《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Keys to Success》，较好地描述了内容库向出版社方向的演进。吉塞克讲述了她自己所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图书馆雇用UNL大学出版社的前社长来管理内容库。新主任把内容库工作视为一种面向外部而不是虚拟文件柜的出版运营工作，使得内容库使用出现指数级增长，5年之内从几乎无人问津到每月30万使用次数。

机构内容库的数量远远大于图书馆的出版项目。开放获取内容库名录（简称OpenDoar）有2500多条，那也只是注册入录的，不是全部。这就显示出一种幽灵般的可能，数千做出版的图书馆以机构内容库为根据地，雨后春笋般蹦到前台。虽然大多数图书馆还谈不上是出版社，很多也不想扮演出版社的角色，但我怀疑，如果图书馆做出版，可能比谁都具有破坏性。

我曾提出，图书馆正在悄悄地整合系统，用于数据出版。现在图书馆的很多内容库平台，诸如bepress和D-Space，都可开发为出版平台，还具备诸如DOI生成、搜索引擎优化、元数据管理的功能，具有诸如Primo和Summon这样的内容资源发现层。

出版和内容库解决方案在基础设施和发展历史上有很多的重合，难怪很多图书馆把数据和论文仅仅视为学术文本资料的两个层面（尽管两者各自具有不同的重要性），都属于应该存档和分享的东西。密西根大学的深蓝内容库、Clemson大学图书馆的tigerprints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平台并肩呈现不同类型的学术文本。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向下推，就能看到出版平台和数据共享只不过是新型的、更为灵活的学术传播模式应用案例而已。在这种新模式下，论文、数据组、技术演示视频……几乎任何形式的学术研究资料，都可以生成独特的DOI并通过元数据和搜索引擎优化而具备可见性。

为什么图书馆可能具有别人没有的破坏潜力？

很多人现在可能会想，这种未来主义想法以前也出现过。我不怪罪这些人，关于学术传播创新问题的讨论，很多都没有考虑到出版是一种必须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的经营。有理由重视像这样的观点，要从实际角度看是否有可行性。它到底满足了研究者哪个方面的需求？商业计划又该是什么样的？学术界是否需要参与呢？我要尝试反驳那些反对声音，探讨一下当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图书馆出版社如何才能从与上级学校机构的关系中获得新机会。

学术出版中最大的单一限制性因素据说是研究者需要在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而期刊的知名度几乎完全由期刊的影响因子决定。又据说学术界的法币是引用率，到目前仍然如此。研究者获得地位或者教职任期最稳妥的办法是在知名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一个内容库/出版平台，能为每个内容对象编制DOI，并通过SEO使其具有可见性（并不能真的由此获得一个影响力因子），但无法与上述途径抗衡。

对于获得教职和升职来说，引用率作为主导性的衡量标准，并非一成不变。最终决定学术行为的力量，来自任职和任期评估委员会，来自那些能够在政策层面影响任职和任期委员会的人。资金方已经按照这个路线施加影响了。例如在英国，我们已经看到“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框架正在改变学者的行为。如果学校打算鼓励图书馆做出版和运营内容库，打算通过任期评估委员会向这个方向倾斜，那么肯定是不费吹灰之力能做到的。

出版社应该如何应对？

我不是说图书馆出版社注定会在一夜之间大规模地破坏出版业。毕竟，学校不会无视出版业中顶级期刊的影响力，转而支持图书馆搞出版。然而，我得说，图书馆把出版和内容库聚合起来，为学术传播提供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模式。

有些思维超前的出版社已经注意到研究者越来越需要分享数据。前段时间STM协会未来实验室委员会在伦敦举行的技术趋势头脑风暴讨论会，以及之后一天举行的STM创新研讨会，对话的主题经常围绕着学术内容资料的多样化，特别是要把数据提升为“第一等级的内容体”。图书馆和出版社都在尝试满足同样的新需要，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事情会变得很有趣，不知道研究者最终会选择信任哪一方来出版他们的数据。

传统出版社应该密切跟踪学校内容库和图书馆出版社在这个领域里的一举一动。早期的内容库专注于学校内部，属于小范围的存档，图书馆由此知道读者（进而读者的资金方）的需要是什么，也知道大学出版社那边能量有多大。出于历史原因，图书馆既掌握技术，又跟学校决策层距离比较近，因此更方便做好研究者数据出版，更有可能满足资金方的要求。随着人们对何为学术内容、何为“合法”形态的学术的态度发生转变，出版社需要仔细想好他们将来在新形式学术传播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本文编辑 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