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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BIBF的召开将国内外出版人再次汇集在一起,而“走出去”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从正式启动至今,“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有5年。豪无疑问,在过去的5年,中国出版业的“走出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问题和瓶颈也依然存在,为此,本报近日专访了国务院新闻办副局长、“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吴伟。
成果显著 后备不足
《出版商务周报》: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出版业,请问这对“走出去”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去年到今年“走出去”的进展如何?
吴伟:这是不容置疑的。从去年到今年,不仅仅是出版业,整个文化产业的“走出去”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到今年,“推广计划”正式启动已经有5个年头了,而且越做越好。现在,我们已经有33家成员单位,“涵盖了国内100多家优秀出版社。这些成员单位的版权贸易(不含港、澳、台)就占到中国对外版权贸易总量的80%以上,所以说是非常重要和有影响的。
其实,法兰克福书展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的出版业,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中国的文化。我们新闻办每年都要搞“感知中国”这样的活动,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而喜欢中国。
主宾国活动确实对中国出版的“走出去”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为“走出去”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这需要我们的坚持不懈,需要我们有耐心、还要有耐力,二者缺一不可。
《出版商务周报》:能不能请您具体的解释一下出版人需要怎样的耐心和耐力?
吴伟:对于我们出版人来说,不应仅仅满足于现有的东西,还需要有后备。作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就出版而言,是将国内的出版物往外推,但重要的是,推什么?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内容,在这一点上,后劲有些不足。
对于出版人来说,千万不能只是炒老祖宗的冷饭。我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向他们推荐图书,他们都非常愿意接受和出版,更何况我们还对他们有资助。但是,能够向他们推荐的、有分量的东西却不足。我希望出版人能够在这方面多下下工夫。比如组织出版一些讲中国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核心价值观的图书。目前,关于这些内容的、能够让外国人看得懂的出版物,很少。
《出版商务周报》:2009年,“走出去”计划中增加了“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过一年的时间,这项工程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果?
吴伟:我们去年启动了这项工程,我一直叫它“推广计划”的加强版。因为“推广计划”主要资助的是翻译费用,而“翻译出版工程”除了翻译费,还会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我们资助的项目以系列图书为主,主要是希望以量的积累来提升影响。毕竟出一本书和出10本书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去年,这个项目一启动,就资助了10个系列,171种书。
今年上半年,翻译出版工程签约了5个系列、51种书,这就等于把中国文化、文学、科技、国情等方面的图书“打包”推出,而且出版这些图书的,主要都是欧美的大型国际出版集团,这样就可以借助他们的渠道直接进入主流市场,这对中国出版、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形象的“走出去”,都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国际型作者和经纪人制度
《出版商务周报》: “走出去计划”使中国图书的版权输出量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能够产生国际影响的畅销书还不多,请问在打造国际畅销书方面,有怎样的规划和措施?
吴伟:这是我们今后着力发展的方向之一,但是对于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应该有所认识。《狼图腾》被企鹅集团出版后,我和姜戎的夫人、著名作家张抗抗讲,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创作这样的作品。张抗抗说的非常客观:外向型的作者和作家非常少。目前,多数作家都是为国内的读者写东西。
要想成为国际型的作者,就必须有国际眼光,同时还要能够国际表达。而国际表达,绝不仅仅是将中文变成外文那么简单。而首当其冲的翻译问题,就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瓶颈之一。我所讲的翻译,绝不仅指文字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转换,比如二度创作等等。因为,我们需要寻找国际性的作者,中西文化贯通,既懂得外国,又了解中国,这样的作者,非常难找。但我们会一直朝着这方面努力。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的作家和作者没有经纪人。这对中国作品的“走出去”非常不利。比如中国作家在国际书展上,朗诵作品,推广自己,活动结束后,自然会有外国的出版人感兴趣,然后跟他索要样书、洽谈翻译事宜,等等,但作家本身很难做这些事,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如果作家有经纪人,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顺畅。我一直呼吁,经纪人制度的完善,会对中国出版的“走出去”起到助推作用。目前,台湾的出版人已经有了这种意识。经纪人懂得国际市场,懂得如何将作品包装成国外读者欢迎的图书。
《出版商务周报》:“走出去”计划也邀请外国作家撰写关于中国的图书,比如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今后是否还有这方面的计划,让更多的国际友人参与到中国“走出去”的计划中?
吴伟: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寻找国际型的作者,我们找中国的作者,同时也找外国的作者,主要是有影响的、能够客观地讲中国的作者,只要他们能够用国际化的表达讲中国的事,我们都欢迎。
《出版商务周报》:目前,国外出版业的数字化正在走向成熟,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走出去”计划是否有计划顺应这种技术潮流,比如促进电子版权的输出等?
吴伟:目前我们的“走出去”还是以纸质书为主,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完善和普及,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走,就是电子版权的贸易。目前的数字出版技术发展得非常快,很多出版集团的赢利渠道都开始从纸质图书转向数字图书。我们当然要与时俱进。况且,和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出版省去了许多环节,同时更易于在网络等平台上推广,这更加有利于中国出版的“走出去”。
要创新 不要炒冷饭
《出版商务周报》:有国内的出版人表示,中国图书的版权输出热点已经从传统文化转移到了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图书上,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念?
吴伟:其实,我们一直都倡导这一点,就好像我们,是关心200年前的美国和欧洲还是现在的美国和欧洲?当然是后者。这对国外读者来说也一样,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外的读者非常希望知道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这么强劲的增长,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形态,中国人究竟是什么面貌。因此我希望,中国出版人能够将活灵活现的、新鲜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的经济模式,呈现给世界。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一本既能够把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说清楚,又能让外国人听得懂的国产权威作品。现在,外国人热议中国,主要就是议论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以,外国人才出了那么多关于中国的书,包括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希望中国的出版人能够组织、挖掘、出版一些这方面的图书,毕竟,中国的事,还是中国人说的最清楚,关键是要用国际表达方式。
《出版商务周报》:能否请您给中国的出版人一些建议,在图书内容的制作和推广上,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化?
吴伟:出版人要想“走出去”。首先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同时,还要学会中国立场、国际表达。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说,表达得不好。有时候是不想说,觉得这点事,不用说有时候是不会说;有时候想说,又没说好。这需要我们下工夫,让我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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