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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王振羽专栏】刘汝明在书中尤其痛恨名记者范长江,他在书中专门独立一个章节“挑拨离间”来诉说与范长江的是非恩怨。刘汝明说,范长江是经汤恩伯的介绍他才认识的。他认为范长江“言论乖谬”,行为不端,刘汝明要逮捕他,范长江就“逃走”了。范长江说刘汝明在张家口“一枪未放一人未伤便告弃守”。刘汝明对此颇为愤慨,他说,张家口战役“由八月十八日到廿七日历时十天,我旅长马玉田、团长刘田均于是役阵亡,此外,旅长李金田、团长刘居信、李凤科均重伤,营长以下军官伤亡二百卅员,士兵五千一百多名。”但范长江居然说我“一人未伤,一枪未放”,“走笔至此,不禁痛骂范长江”。刘汝明还提及范长江向他推荐周小舟一事,言之凿凿,聊备一格。
也经常翻阅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回忆文字,但大多缺乏细节,回避矛盾,多讲过五关,不提走麦城,或者是叙述诸多战役不厌其烦,隐隐有自己披坚执锐战功卓著的意味在;有的一看便知是写作班子所为,各管一段,彼此重复,为尊者讳,甚至相互对立的地方若隐若现;更有的回忆录,你想知道的,它坚决不说,你不想知道的,它屡屡提及,如关于李德生,许多人关心的是他究竟为何一路高升在党的十大成为中央的副主席,而顿然间又远走沈阳,由陈锡联取而代之。但从他写的或者他身边人写的文字中,很难找出蛛丝马迹。杨成武、张才千等将军也都有回忆录,多为在某一地域、某一阶段的回忆,难窥全貌;《陈赓日记》、《陈士榘日记》也都是零星残缺,但就其真实可信度而言,要好得多了;与此相比较,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甚至黄永胜等人文字,或以自己口吻,或者他人代笔,因其命运起伏的戏剧性,引人关注,征引颇多;而张爱萍父子对话,更是一改同类作品的闪烁其词,多直言不讳,开门见山,令人有意外之喜。设若有人把海峡两岸军人的回忆录或者研究文字加以比对研究,作为现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参照,一定很有意思,如陈诚的回忆录,还有在解放战争中与彭德怀沙场较量的胡宗南等。我偶然看到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刘汝明回忆录》,思绪纷乱,产生了这样的一些联想。
刘汝明是冯玉祥手下大将,是西北军中响当当的人物。关于冯玉祥,我在河南乡下读书的时候,听到了太多关于他的故事与传奇。尤其是杜大纪先生谈起冯玉祥的种种行为,他的独特带兵方式,他的严于律己,他的勤奋好学,他的特立独行,诸如吴佩孚祝寿,多人奉送贺礼,而冯玉祥则送了一桶井水,带来议论纷然。他对自己的将领视若子侄,但这些将领大多已经位高权重,他却仍旧辱骂如常。宋哲元、鹿钟麟、李鸣钟、孙连仲、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张之江、徐永昌、庞炳勋、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门致中等都是他的部下,所谓原来十六混成旅的基干队伍。吉鸿昌、方振武等人算是后起之秀了。刘汝明兄弟在冯玉祥手下,也算是出生入死,屡经战阵,40岁擢升少将,45岁位列上将,虽然后人说他是“逃跑将军”,但看其自我回忆,虽不无自我溢美,但还算实事求是,言必有据,较少信口开河不着边际。
刘汝明参加过打白朗(狼),还有就是围剿樊钟秀,他在书中称之为“红枪会”,这两个人物,都是当年纵横豫西的一时豪杰,攻城略地,呼啸南北。刘汝明在回忆中并没有刻意贬低此二人,对他们的困兽犹斗英雄迟暮也并无挖苦奚落之词。有人说,刘汝明久历沙场,“挺身当南口之险,走马解西安之围”,何其英雄能战,在抗日战场上,虽然因范长江的报道而受到诟病,但总体表现尚算差强人意,为何在内战之时,却一味避战判若两人?刘汝明南口之战,是指冯玉祥下野赴苏考察,吴佩孚纠集力量要消灭西北军,刘汝明在南口不畏不惧,血战直奉联军声誉鹊起;而解围西安,则是镇嵩军围困西安城中之杨虎城、李虎臣。西安被围困日久,多人饿死,就在古城将破之时,刘汝明赶来解围。当然,关于吉鸿昌的文字中,也讲到吉鸿昌解围西安城的功不可没,吉鸿昌当时在孙良诚手下,有“两只虎不如一只鸡”之说。刘汝明在回忆录中较少提及吉鸿昌,只说他是名将吉星文的叔叔,殊不知,吉鸿昌不知道要比他的侄子厉害多少倍,这也许是刘汝明囿于当时政治因素,不便多说之故?吉鸿昌毕竟是被国民政府枪毙的啊。
刘汝明的回忆,条分缕析,用语准确,且叙事清晰简洁,不枝不蔓。他讲在湖南常德之时,要远赴哈尔滨迁葬自己的父亲回归故土,冯玉祥未予准假,他一气之下不告而别,被追回后受到冯玉祥指使韩复渠痛打军棍之事,往事历历,令人感慨。冯玉祥准假之后,又对他好言相慰,还让刘汝明去哈尔滨途中顺便去看望家在吉林的石友三的父母,这样的细致入微,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冯玉祥的过人之处。冯玉祥后来死在黑海,因多有解释,但刘汝明却认为冯玉祥一生谨慎,绝对不可能是因为看电影胶片着火所致。他怀疑是苏联特工秉承斯大林旨意所为,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刘汝明对于冯玉祥驱逐溥仪出紫禁城这一举动,多有辩白,并且设想假如溥仪不被驱除,到了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情势更加不可收拾,这当然是他的一种推测之词了。刘汝明在许昌接受日本投降,此重大事件,似乎很少见诸他人描述。刘汝明从湖北陨阳到淅川,又经方城、叶县、襄县,抵达许昌,日本在许昌驻军是其十二军团的独立旅团,旅团长为瓦田少将,刘汝明代表五战区接受了对方的清册、军刀、武器装备等物资,一一造册归档。日军还有一个重炮联队、200多辆汽车、居然还有一个话剧团,在日军等待归国的日子里,刘汝明有这样的观感:“这几个月内,我到那里看过他们一次,很守秩序,和百姓处的也不坏。他们有个话剧团,瓦田少将请我看过一次,演技很好。我不断帮助他们些副食和烧柴,他们有时也自动替我们修理道路”、“他们是降俘,可是工作的时候,还是一队一队,规规矩矩,该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到休息的时候,也整整齐齐地休息。听说在做工时,瓦田少将去巡视的时候,仍分队立正、报告、军礼迎送,很严肃恭敬,和未投降前一样服从。由这一点,就看出日本人的精神,教人可敬可怕;再看战后,他们恢复进步的那样快,真不是偶然,回头看看自己,又不知从何说起了!”刘汝明完成这一回忆录的时候,时在1966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时,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大陆,十年文革的帷幕刚刚拉开,正在如火如荼,天翻地覆概而慷。
刘汝明在书中尤其痛恨名记者范长江,他在书中专门独立一个章节“挑拨离间”来诉说与范长江的是非恩怨。刘汝明说,范长江是经汤恩伯的介绍他才认识的。他认为范长江“言论乖谬”,行为不端,刘汝明要逮捕他,范长江就“逃走”了。范长江说刘汝明在张家口“一枪未放一人未伤便告弃守”。刘汝明对此颇为愤慨,他说,张家口战役“由八月十八日到廿七日历时十天,我旅长马玉田、团长刘田均于是役阵亡,此外,旅长李金田、团长刘居信、李凤科均重伤,营长以下军官伤亡二百卅员,士兵五千一百多名。”但范长江居然说我“一人未伤,一枪未放”,“走笔至此,不禁痛骂范长江”。刘汝明还提及范长江向他推荐周小舟一事,言之凿凿,聊备一格。
刘汝明对冯玉祥、宋哲元等出言慎重,敬畏有加,对自己所在的西北军团体也是多有回护,辩白不遗余力。但他在简短的文字中,把当年七七事变之前的平津局势说得相当透彻,让我们大致明白了当年还有萧振瀛、秦绍文这样的乱世文人纵横捭阖在军旅之中,这样的摇鹅毛扇之人的能量,还是颇有作为不容小觑啊。刘汝明在书中还提到一个人叫周皋,但也有人说他的名字叫周镐,当年日本宣布投降,正在南京潜伏的周镐便宣布接收,结果被陈公博扣押,闹出一场笑话。此人后来据说成为秘密中共党员,他冒险到刘汝明军中策反,反被刘汝明逮捕,后密送南京死难。据说,他的夫人后来在上海生活。刘汝明切齿痛恨的范长江,在文革期间的1970年秋投井自杀于河南确山的一口水井内,享年61岁;周小舟是1959年知名的所谓彭黄张周集团中的要角,曾任湖南省委书记,1960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之日自杀弃世,享年54岁。
刘汝明有两个儿子都被送到军中服务,其大儿子是飞行员,在与日本作战中捐躯殉国,名叫刘铁山。刘汝明这个备受争议也有“刘善人”之誉的一代军人在1975年在台湾一隅谢幕,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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