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十多年前出版的《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更多的是引起我对一个执政党如何保持先进性的反省，那么，《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一书则激发我对一个执政党如何领导改革的思考。

客观地说，苏共在实行斯大林模式30年后，其党内外也曾多次出现强烈的改革呼声，也进行过一些大胆的改革探索，涌现过一些令人钦敬的改革先驱者。但遗憾的是，苏共领导集团由于僵化保守、对自身利益患得患失，导致改革大多中道夭折。更为痛心的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及正确成熟的指导思想，由“改革”变成了“改向”。赫鲁晓夫的改革虽对苏联长期死水一潭的政治经济体制冲击很大，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勃烈日涅夫及其领导集团没有利用冷战时期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的相对稳定局面，变得“小富即安”。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在某些领域和某个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此时苏共的肌体已背负沉疴痼疾，戈氏决定把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所谓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从极权官僚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倒被搞乱了，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最终这艘船沉没了。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依据大量史料，在梳理不同时期苏共改革特点及演变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下我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苏共30多年的改革指向，甚至探索的具体路径，都和中国非常相似。这并不奇怪，两国经济政治体制的同源性，决定了经常会犯同样的病，需要服同样的药，经过同样疗程才能治愈。那为什么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举世瞩目，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主要是方向和方法成就了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30年多来，我们就是紧紧把握住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相统一的改革方向，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滞，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苏共多次面临改革机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团绑架，能不能改革，改到什么程度，都看是否合乎他们的利益。在改革的方法上，我们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有序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而苏共是搞精英改革，推行“政治决定论”，贸然行事，又搞得过激，铺得太宽，打开“潘多拉盒子”后结果在“深水区”中被淹死。

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改掉过去仿照苏联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弊病。《苏共亡党二十年祭》所记述的苏共亡党过程，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方法决定成败，成败决定存亡。习近平同志告诫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改革是有底线的，要有底线思维，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要有清醒的认识，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今天，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矛盾多、难度大，但不改又不行，改慢了也不行，过激了也不行，既要胆子大，又要步子稳，既要整体推进，又要重点突破，其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考量着我们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读完《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一书（黄苇町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5月版），掩卷沉思：人不可能也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里，尤其是对具有改革开放鲜明品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我充满信心。

（作者为江西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