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本文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社长帕特里克·亚历山大的一篇关于生活在当下，为未来学术出版做准备的演讲长文。本文侧重学术出版中有关培训、教育、适应新技术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并着眼未来，探讨未来所需要的工作技能以及如何为未来做准备。

大学出版社目前处在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双重世界里。这一点也反映到他们目前的招聘需求上。培训和维持一支有技能的员工队伍要求坚持灵活性和开放性并重，这样才能适应学术出版日新月异的发展。随着学术出版的生态系统不断演进，大学出版社将需要员工接受更多培训、掌握更多知识、拥有传统学术出版工作之外的经验，才能充分应对数字化新现实，应对新一代研究者的新工作习惯，不断提高技术在学术出版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着眼未来，探讨未来所需要的工作技能以及如何为未来做准备。

本文侧重学术出版中有关培训、教育、适应新技术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我首先介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的工作情况，以此为我的观点提供一个背景。然后我将探讨目前大学出版社的经营方式下，出版工作意味着什么。最后，根据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把当前和今后工作中需要的工作技能做一个梳理。

1. 关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跟很多大学出版社没有什么不同。它目前每年出版50到60种学术图书，涉及艺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专业领域，还出版30种同行评议期刊。期刊中超过三分之一是与学会协会等组织（比如尤金?奥尼尔学会、美国运输和物流协会、以及摩拉维亚历史档案学会等）合办的。我们的期刊都可通过Project Muse和JSTOR的Current Scholarship Program在线获取。大量学术专论也通过各种平台实现了数字。然而第三方版权和电子书及其他数字版本的授权清算依然困难，限制了电子书的品种数量。我们的重要作者、编辑、编委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以及不怎么重要的——学术机构。

出版社还有一个相当活跃的本地出版项目Keystone Books。出版社自己做发行（针对图书），大学那边按比例拨款出版社，支付运营成本。大学还给予出版社其他一些重要的间接支持。出版社是非盈利机构，它的收入必须能够收回90%左右的运营成本，包括28名员工，收入来源是纸质书和数字图书、期刊订阅、以及授权费等。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把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化为“小型的、中等规模的”出版社（年收入小于300万美元）。大学出版社的组织架构并不都是一样的。有些出版社要向校长负责，有些向系主任，有些向董事会，还有的向大学图书馆馆长。

2005年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进行了重组；2007年起，我成为社长。重组之后，出版社社长向大学图书馆和学术出版部主任报告工作。即使是在重组之前，出版社也与大学图书馆保持密切合作关系；但是在2005年，出版社和大学图书馆成立了数字化学术出版办公室，这是一个合作项目，目的是探索新的学术出版模式。这个项目成功地出版了一个开放获取的专论系列、一个地方研究经典重印集（从图书馆的馆藏中获取内容）、以及一个德语研究专论，还有其他一些项目。出版社与图书馆继续合作开发数据。宾州州立大学图书馆还有数个数字出版项目，为学校提供资源库，包括内容仓储服务。

2. 当代学术出版：图书

除了几个正式的“出版课程”和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提供出版课程的学校，学术出版行业一般来说更多是基于学徒而不是专业技能认证的行业。人们进入出版行业的途径多种多样，但很多情况下，都有点误打误撞。

“当代学术出版”这个词指的是原创的、经过同行评议、学术研究内容，以图书、期刊、以及其他新兴形式出版。我们重点看大学出版社，此类出版社的书目侧重艺术、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我把图书出版和期刊出版区分开，因为两者在数字化转型程度上存在差别。我说的图书，不是专指纸质书，因为我对纸质书和数字图书（电子书）出版都有兴趣。期刊已经更为成功地实现了数字化，而很多学术图书出版则仍然摇摆于传统和数字化之间。

为什么学术图书出版仍然摇摆不定呢？First, advances in technology tend to “mimic previous states.”[13] 首先，技术进步倾向于“模仿以前的状态”。因此，“在真正的、基于新模式的新技术出来之前，总会有个技术转型过渡阶段，经过这个阶段，一般的用户文化就逐渐融合了起来”。图书（相比于期刊）携带了大量文化、社会、经济、以及在很多情况下个人性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对已知的东西感到安全和舒服，因此总是反对大踏步的、可能颠覆现状的变革。”因此，我们使用“电子书”“阅读器”这样的字眼，阅读设备也设计得跟“图书”看起来差不多；开发人员使用“电子墨水”、图形界面来模拟翻动书页，如此等等。甚至对虚拟“对象”使用“图书”这个字眼，而它实际上不过是零和一。

第二，尽管期刊采用的纸质出版形式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对图书来说可能不总是那么回事。只要看看图书各种开本尺寸就知道了，开本此次作用就是表达某种意义。（想一下，一本开本4英寸乘6英寸的艺术图书，如何展现西斯廷教堂壁画，换做8英寸乘10英寸开本有如何呢。）再想一下，在艺术史和建筑史图书出版中，这个领域是我们出版社的长项，数字化的呈现方式虽然是可行的，但无法满足设计师、博物馆、研究人员、或者版权所有者对图片的色彩要求。屏幕，不管是阅读器、平板计算机、还是手机的，都无法像纸质书那样稳定精确地再现色彩。图书本身就是艺术品。有人收藏图书。人们在家在办公室自建书库。图书有“防尘封套”，封面设计的精彩漂亮，吸引读者的注意，让读者爱不释手。图书将我们与像海明威、Plath、马克?吐温、Alcott这样的文化符号联系起来。在为数不多的特殊情况下，书甚至成了圣物。图书在内容之外拥有审美价值。没错，实体书身上有美学价值和情感联系，时间久了可能消散无踪，但目前还没到这个程度，甚至永远都不会彻底出现这个情况。

第三，出版社仍然挣扎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因为它们在向数字图书过渡的时候，很快遇到了一些实际的困难和法律上的障碍。以前签下的合同——现在仍在遵守执行——通常对数字版权大行其道的情形毫无预知。甚至更成问题的是，很多学术作品都含有版权属于第三方的内容，这些内容的授权条件极为苛刻狭窄，一般不会把电子书包含进去。出版社必须跟作者重新谈协议；它们不得不寻找各种版权的所有者，并跟他们重新谈判电子版权。当然，所有这些都要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对于大多数大学出版社来说，资源总是有限，一下子把图书全部数字化，无异于经济上自杀。在清算版权、将旧版书数字化方面，大学出版社缺乏资源，特别是资金资源。因此，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开始侧重于重新拟定新书协议和第三方版权。但纸质书的市场并没有像纸质期刊那样崩溃。还不到时候。因此出版社继续在纸质书向数字图书转型中骑墙观望。

2.1 出版社却什么样的工作技能和人才？

在目前这个变革时代，出版社仍然需要那些熟悉或者愿意学习出版工作具体领域中各种新变化的员工。出版社仍然需要能够建立关系网、能够对一两个专业有透彻理解的组稿编辑。如果一个出版社专注于设计含量很重的出版物，那就需要水平高超的设计师，不但理解图书设计、排版的各种原则，还需要熟悉像InDesign这样的“行业工具”。设计师还需要有能力在设计中考虑到图书以电子方式的投送。新技术还意味着新的印刷技术，比如Lightning Source和Create Space等提供的那种按需印刷。销售和营销人员一般需要有经验、有办法、人际关系广泛、熟悉图书和传统销售渠道的运作的人。他们必须能够认识到元数据的重要性，熟悉相关的技术和社交媒体，明白如何与像亚马逊、谷歌、苹果、巴诺这样的大块头打交道。国际销售渠道也必须熟悉，而出版社理解技术在以上全部工作关系中的重要性，却总是做不太好。几乎所有出版社都越来越依赖技术，来管理工作流程；这就要求有高度工作技能的信息技术工作人员，他们不仅要懂技术，还要懂出版工作。除了要具备作为一名员工的基本品质——诚实、求真、出色的沟通技巧、对细节的关注、灵活性、合作精神等——出版社还需要那些能够跟上环境的不断变化、愿意适应的人。

因此，第二，出版社需要寻找愿意留心和接受技术进步的人。一方面，不是所有的技术进步都需要跟踪；另一方面，出版社必须愿意试验、能承担失败并再接再厉。尽管出版社的确需要能写源代码的人才，但出版社更需要那些能够掌握让出版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技术的人。出版社仍然需要那些能够理解学术出版宗旨和核心使命的人：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制作和传播高质量、原创的、同行评议的研究成果。在目前的学术图书出版领域，完成这个使命变得非常复杂，原因是出版社仍然是一脚站在传统的纸质出版世界，一脚站在数字世界里。

第三个出版社目前需要的工作技能是要对法律有较好理解。出版工作始终围绕相关法律权利、版权、授权和重复使用权等，但在目前的全球市场中，更多出版社工作人员对某个给定出版物的知识产权问题有基本的理解，至关重要。大多数的学习，需要在工作中完成，培训、阅读、参加会议等。这个领域在我看来极端重要。比如，对于公平使用采取的独特立场，已经成为大学出版社有别于一般商业机构的重要分界线。这个问题在谷歌图书项目案、Hathi Trust案、佐治亚州立大学案等等案例上表现的再充分不过了。这个问题回头还要继续谈。

2.2 掌握当代图书出版工作前沿动态

在快速变化的条件下，大学出版社必须始终坚持与行业发展保持同步。很多大学出版社首先从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简称AAUP）获取行业动态，该协会的年会、通讯（版权和许可权、期刊、营销、主管工作、制作、以及设计等方面）是信息和对话的来源。AAUP还在网站上提供与学术出版有关的资源，包括行业数据公司的链接，比如书业研究集团或者出版研究联盟等，他们的宗旨就是“推动对出版工作的理解以及出版工作对研究和教学的影响”。长久以来，很多学术出版社——通过为数不多的大学出版社—— 已经认可了Charleston图书馆会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掌握行业发展前沿的重要机会。自从33年前开始举办以来，会议参加人数几何增长，图书馆、供应商、出版社的代表纷纷出席，现在依然扮演着重要作用。随着数字出版改变了研究性图书馆的面貌，出版社也必须掌握数字出版，并更好地理解他们最核心的顾客的需要、兴趣、以及挑战。参加Midwinter美国图书馆协会展览的学术出版社对此也有类似看法，特别是在技术已经重新定义图书馆馆藏构建工作的情况下。

当然，每一家出版社都阅读所谓的Ithaka报告，特别关注其中与大学出版社有关的问题。但Ithaka S+R有比Ithaka报告多得多的白皮书和研究报告，广泛涉及教职员工调查、支持服务、可持续性发展、开放获取、研究工作实践等方面的话题。另一个咨询机构，Chainbridge Group，与学术组织、大学、大学出版社、以及SPARC Consulting Group等合作，也为把握学术出版最新发展动态提供不错的信息资源，特别是在新兴商业模式和开放获取方面。

图书跟期刊不一样，期刊的投送和消费模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熟了，而图书则仍然处在多变阶段；学术图书出版仍然在演进中。出版社生活在两重世界中，摇摆不定，一边是当前和过去的纸质出版世界，一边是当前和未来的数字出版世界。

3. 当代学术出版：期刊

与图书出版不同，期刊出版大多成功实现了数字化转型。期刊出版社已经掌握了如何利用按需印刷和小批量数字印刷技术，与期刊平台合作，整合技术和数字技术基础设施，这些对期刊出版来说至关重要。期刊社边转型边学习。那么期刊出版领域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技能，期刊社如何学习掌握新技能呢？

3.1 期刊出版社需要具备何种技能的员工呢？

在大学出版社中，涉及到期刊出版工作，最看重的是“经验”。因为期刊出版已经先行一步、成功地数字化，很多与制作、传播、内容发现有关的问题已经有了定论。期刊的元数据增效、DOI、XML标记、算法、搜索引擎优化等方面的讨论和对话十分活跃。大多数期刊出版社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闭塞，他们大量讨论如何为作者、编委、编辑、学会等提供新服务和新工具。尽管如此，出版社仍然需要在一些固定的地点学习最新的技术发展。

3.2 掌握当代期刊出版的最新动态

因为只有部分大学出版社出版期刊，所以当涉及到具体期刊信息的时候，出版社往往到学术出版学会或者学术和职业学会出版商协会这样的组织寻找教育培训机会，不管是现场的，还是在线的。美国出版商协会也定期讨论与电子出版有关的问题。但是，大学期刊出版社还从大型商业化期刊出版社哪里学习，比如爱思唯尔、施普林格、泰勒弗朗西斯、威利、圣智等。看他们为学会提供哪些出版服务，他们如何服务顾客（终端用户）？看这些商业化出版社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比如他们是如何利用谷歌Scholar改进期刊的经营等。上述大公司在为期刊出版构建技术基础设施上已经投入了数百数千万资金，如果不是数十亿的话。他们坚信：1）制作方法将随着技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2）用户需要从不同的期刊、在不同的平台上分析研究成果的能力；3）数字方式形成的信息需要进行管理、组织、以及最重要的、归档。最后，他们还知道，研究者需要自己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最大限度地影响学术对话。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形成的技术解决方案主要来自商业机构，尽管大学方面也做出了自己努力，为适应新现实而开发资源。与此同时，随着期刊出版不断拥抱新技术，大学和大学图书馆的大量试验性项目如雨后春笋。很多项目的主办方都看重开放获取，比如Simon Fraser、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然而，大学出版社由于缺乏资金，并不能自行开展试验仙姑，但他们与有实力的机构进行合作。Project Muse、Highwire、以及JSTOR等都帮助大学出版社参与到这场数字化革命之中。很多大学出版社在推动期刊数全面数字化过程中既重视商业机构也重视非盈利机构的作用。他们请商业化出版社帮助他们理解如何从索引和概要服务中获利，如何使用编辑/同行评议的技术工具，如何实现期刊其他的基本宗旨和使命。他们请非盈利机构帮助他们解决资金问题。

如果想知道期刊为什么那么迅速地实现了数字化，那么答案可能不仅仅涉及做到数字的技术能力问题，还涉及到终端用户利用在线期刊文章过程中获得的各种便利。因此，利用技术的重点就既落在终端用户需求也落在出版社能做到什么上。两者结合促动期刊比图书更快地进入到数字世界。尽管不少人抱怨期刊高定价、呼喊“开放获取/作者付费”，但是技术对期刊发展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期刊出版社迅速学会并发展出新的工作技能，他们提供的服务能够满足数字期刊不断提高的需求。但处在进退维谷的是小型学会出版社，他们一般只出版一两种期刊，或者缺乏财力，或者缺乏出版资源，很难应付数字期刊的制作，在编辑、制作、传播等方面完全不能与商业化期刊社相提并论。有些期刊社甚至还挣扎在摆脱纸质期刊的痛苦之中，还在苦于无资金实现数字化。当然，专门的期刊出版社那么快速接受新技术的真正原因既不是秘密、也不会出人意料：就是有钱嘛。

4. 为适应未来学术出版世界而学习新工作技能

因此，如果当代学术出版要求下的出版社想招聘既懂纸质出版又懂数字出版的员工，那么出版社在适应学术出版未来要求方面需要考虑哪些工作技能，这些技能又在哪里能找到、能学到、能提高呢？本文第四部分着眼未来，也充分承认“预测”总是错误的、不靠谱的、不完美的。尽管如此，在变革的时代里，特别是变化速度如此之快的非常时期，出版社不能总是等着从别人尝试的错误中学习和提高。在一开始思考学术出版的未来世界之前，人们可能会问，“那个未来世界什么样？”下一个问题就是，“哪些类型的技能是有用的？”之后提问，“出版社在哪里能获得这些新技能呢？”

4.1 学术出版的未来世界

学术出版的未来世界，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决定有哪些学术内容的人、决定学术内容如何获取的人、内容（不仅仅是学术内容）的受众，均不是同一拨人。信息也许能够“处在控制之下”，并不总能做到免费，但学术信息越来越走出传统研究型图书馆的藩篱面向更广阔的天地，则是一个大的趋势。这就是互联网时代之处开始出现的信息的民主化。开放获取到底能不能以进入STEM出版的方式进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可能是存在激烈争论的。但是，如果学术出版社能从期刊那里学到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学术信息通过各种平台的全球化传播——手机、平板计算机、眼镜、或者其他什么新发明出来的设备——这将是一个规律。获取人文学科或者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点，可能不是始于书案或者现在的研究型图书馆，而是通过大型内容情报信息资源或者“数字图书馆”，比如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d或者JSTOR。如果像Digital Library of America、Hathi Trust、Internet Archive这样的项目和机构走出保存公版领域内容材料的限制，那么它们就能形成较大影响。不仅如此，有零星报道称，人们获取这些学术资源库的途径不局限于必须拥有edu后缀的IP地址。而是通过像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PLoS、或者国家医疗研究院的MedlinePlus的网站进行身份验证，全世界的用户都可以获取资源库中的可靠信息。尽管这些机构和项目都是政府背景的，但也不总是如此。这一点在法律领域也很常见。LexisNexis并不总是一个查询内容的数据库而已，而是一个买内容的“商店”。类似的，如ancestry.com这样的网站获得成功，是无可争辩的；原来由历史学会档案馆来完成的工作，现在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而且人们愿意为这种工作花钱。一个退休的人，对Siward与Malcolm有什么关系，与莎士比亚《麦克白》的Donalbain有什么关系大感兴趣，会不会花些钱在JSTOR购买学术文章呢？几乎是肯定的。像CrossRef这种资源库提供免费的DOI查询，任何人都能找到某个具体文章。对于“用户”来说，内容类别——期刊文章、专论、学术图书、学术笔记等——的界限进一步模糊。拥有专论对研究人员获得升职和教职仍然是必要条件；但它们可以按照章节进行获取，并且与其他内容链接和整合起来，也会出现在新形式的媒介上。

4.2 哪些类型的技能会是有用的？

首先，出版社需要站在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的前沿。这并不意味着把新一代黑客、写代码的人、或者程序员招聘过来，而是意味着雇佣那些理解学术出版术语的人。我们能罗列出无数值得拥有的工作技能，但我想把重点放在两种上，这两种技能在学术出版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是法律，一是金融。

下一代的“出版社”将需要在知识产权和版权法方面更为广博的知识。大学出版社继续身处尊重作者权利和经济获利权利、与无可阻挡的内容公共获取和普遍流行的“信息要求免费”之间的无人区。版权问题的常规“解决方案”需要进行重新思考，大学出版社将发现需要审慎地与作者达成一致。他们能否倾听纽约传出来的出版新节奏呢，或者他们能否听从大学方面传出来的不同声音呢？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调查文化和公共领域里的各种趋势，他们坚信，大学出版社，特别是那些收入规模中等的，将越来越需要摆脱原来在知识产权和版权“遭围剿”的思维定势，融合新的商业模式，走向支持开放性和可获取性。不管大学出版社喜欢不喜欢、同意不同意，公共意见和法律裁决，比如“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圣智对佐治亚州立大学”案，都不能促进大学对所属的大学出版社有什么特别的照顾，甚至不会得到作者的特别照顾，作者对此投以斜视，即使判决要是反过来对他们在挣钱上是有益的。很少学术作者是为了钱而写作的。大学出版社正在失去关键性的支持，如果他们还是坚持与自己服务的学术群体相左的立场。抑或，如一个退役销售经理以前总是提醒我的，“金规则，就是有金子的人制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就是手上有金子的。他们大多为自己的大学出版社制定工作规则，对于出版内容的版权保护，清楚无误地支持在公平使用解释问题上采取放松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是金规则的少数例外——这多令人意外啊。

第二个领域与越来越重要的财务管理智慧有关。随着大学本身变得越来越像公司企业，大学出版社也越来越需要精明地理财。出版工作在这种公司的宗旨中不是核心，除非大学出版社能够说服大学，讲明白工作的价值和运营过程中的经济问题，否则他们灾祸当头。密苏里大学管理层白痴得令人瞠目结舌，比如对所属大学出版社的性质、作用、意义完全没搞懂，这种问题目前还是很普遍的。密苏里大学打算关闭它的出版社，这个做法至少还是明人不做暗事，属于正面侵犯。更多的情况是，一旦大学出版社被认为是随时可以牺牲的，大学就用各种阴险的做法，慢慢地、悄悄地让出版社蒸发、解体、吸收。尽管如此，财务上专业技能不能仅限于确保收入高于支出；而是用来开发新收入流，增加新服务，提高出版工作的价值，成为大学的骄傲，为作者带来实力的依靠。最要命的是，出版社要有能力说服校长、系主任、乃至大学里的同事，让他们明白出版社是干什么的、怎么干，是如何为实现高等教育宗旨做贡献的。财务管理方面上水平，还能让出版社与小型学会更紧密地合作，满足小型学会的出版需求——特别是数字出版需求。很多小型的学会无法成功运营出版项目，特别是在期刊出版方面。除非一个组织由足够多的成员，不然出版单一的期刊就是财务上极有挑战的。大学出版社恰好能够实现期刊出版中的规模效益。他们能够提高学会的知名度，推广学会的作者，提高出版物的声誉，在数字环境下提高内容的影响力。财务管理技能在此起关键作用，但技术技能也是同样重要的。出版社需要知道如何整合技术，改进内容的可见性，提高对用户行为的预见性（5年前谁能想到平板作为内容投送渠道的可能性呢？），利用社交媒体，优化搜索等。出版社需要有能力为作者提供新服务，比如ORCID注册等。而且，最关键的是，出版社要在财力上支撑新服务的开发。

4.3 出版社在哪里能找到这些技能和人才呢？

4.3.1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资源

与出版社相关的组织机构，在未来还会一如既往地向大学出版社提供宝贵资源。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办有十分活跃的电子邮箱通讯，组织盛大年会，在多个出版领域里提供在线资源，监控与行业有关的领域，从知识产权法到技术和国际版权交易等。类似的，学术出版学会提供网络论坛，举办年度会议，为志趣相投的学术出版人士提供交流沟通机会。尽管美国出版商协会（AAP）有时过于关注版权保护、公平使用、以及作者权益等问题，他们的观点并不总是能与大学或者图书馆的保持一致，但美国出版商协会仍然是指出产权和法律问题对话的一个重要平台。美国出版商协会有一个部门叫PSP（专业和学会出版），它跟踪和报告与出版相关的立法情况。AAP/PSP针对学术出版问题，组织研讨会和训练营。相关专业出版和学术出版人士分享信息和资源，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法律问题极为敏感），互相提供支持。除了这些大型的专业组织，很多大学出版社还密切关注商业化出版社那边可能产生行业影响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像施普林格、爱思唯尔、泰勒弗朗西斯、约翰?威利父子等大型出版社。这反映了一种坚定的实用主义、活命主义的信念。早起鸟儿也许有虫吃，但第二个出现的耗子能吃到奶酪：利用别人已经投入建设的东西，为自己提供便利。这些财大气粗的出版社已经构建和维持了现行的学术出版基础设施，它的作用不能高估，虽然也经常得到低估。要说大学出版社没有从这些盈利性大型出版机构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上获得好处，那也极个别的。因为大学出版社在历史上就懂得从商业化的同类伙伴那里讨得各种好处。这个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但大学出版社可能从自己所在大学和大学图书馆那里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它们与这些大型商业化出版机构越来越离心离德、与非营利性机构越来越多地合作；尽管如此，商业化机构和商业化出版社仍然是理解何为学术出版的关键资源。

4.3.2 大学出版社和社交媒体作为培训资源

博客和社交媒体给大多数学术出版工作人员提供信息，对销售、营销、公关等也很有用。由于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于是玩社交媒体和博客就变得过于耗时；但它们仍然不能忽视。像LinkedIn、facebook、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如果能够进行恰当的过滤，包含着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行业动态、工作诀窍、工作新思路等。也许最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和博客让学术出版社能够参与或者旁听与学术出版有关领域里的对话，这种事情在以前是很难发生的。

4.3.3. 大学出版社和图书馆

多年来——甚至是现在——学习如何做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学术出版社和图书馆之间发生在Charleston Library Conference上的交流对话。大学出版社一般会与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或者美国大学研究型图书馆协会建立联系。他们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年会上或者在所谓的Midwinter ALA上宣传展示自己。大学出版社对政府关于立法、版权的对话信息总是很关注，比如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以及其他政府机构，这些机构的皮书和报告，也不会错过。但Charleston一直无可替代，是掌握图书馆方面动态的重要场所。《Against the Grain》是除了Ithaka报告为数不多对出版社和图书馆都很重要的出版物。曾经是一个小型的侧重馆藏建设的全国性会议，现在变成了国际性的，风靡一时；当技术用数字化数据库、大交易、联盟定价、电子书、电子参考书等手段破门而入——进而引发系列出版物危机的时候，图书馆、学术出版社、相关发行服务提供商都意识到，谈论新机会和新挑战的时候到了。像Ithaka报告这样的势力敦促图书馆和大学出版社保持合作，而大学则开始了试验。最初，图书馆方面对出版的评头论足以及大学出版社对出版的看法，属于各说各话。最终，双方开始关注对方说了什么观点，现在，出版社-图书馆合作已经很常见了，尽管合作方式千差万别。出版社和图书馆之间千差万别的关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曝光，曝光了两者各自文化，曝光了学术出版中对新问题的不同视角。

4.3.4. 数字化人文学科和学术出版生态系统

学术出版的未来“世界”或者“生态系统”将包含二十世纪形成的出版社-图书馆-供应商的组合而远远超过这些。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见证了数字项目的繁荣，有些甚至跟出版社和图书馆都没有什么关系。并不是所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数字出版项目能存活到今天，但它们改变了“出版”的格局。对于职业发展和未来工作技能学习来说，一个相对新但很重要的领域是不断发展的“数字化人文学科”世界。随着图书馆和大学的相关院系不断关注数字化革命对学生、研究人员、教职员工、“终端用户”等的影响，它们适应了变化，开始试验数字出版项目。尽管出版社也看到了各种变化，但他们行动的轨迹并不总能反映图书馆和大学院系的轨迹。像Public Knowledge Preject所提供的那些出版工具，或者像加州数字实验室的XTF这样的出版工具，不仅对图书馆和大学院系有影响；大学出版社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未来学术出版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大学出版社开始参与大型的数字化项目，比如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的Rotunda Project或者密西根大学的MPublishing（现在改名为Michigan Publishing），影响远远超过“出版社和图书馆”的范围。现在的学术出版包括了更多、更复杂的机构、项目、研究中心。大学出版社必须参与进去，在更大的范围里学习学术出版的新动态。新的对话很多与大学的参与有关——出版社、图书馆、院系、研究所、新出版项目等大学的不同组成部分参与进来，加起来就是新的学习机会、认识和理解学术出版新变化，广泛讨论诸如数据策展、电子学术、内容库和内容保存、元数据标准、数据库出版、文本采掘、以及数字化人文学科等。出版社如果不关注校园里发生的诸多新事物，对学术出版新现象不跟进，那么迟早会边缘化。

5. 结论

出版工作始终是一种与建立工作联系高度相关的工作。今天的学术出版生态系统——以及未来的学术出版生态系统，以及相关的职业培训，必须意识到“数字化人文学科”迅猛发展和重大影响，并与之建立起新联系。任何想在未来学术出版中有一席之地的人，都必须意识到旧的出版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出版工作中的一些要素——从写作的早期就表现出来的那些——将一如既往。学术出版的新世界、未来世界已经因技术得到扩展，效果得到提升，内容变得丰富。要理解这个转型，要愿意适应变化，为未来新世界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