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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阎连科作品很快在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为欧美读者接受,中国文学界有些偏见。有人以为阎连科的作品之所以能在西方站住脚是因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在国内备受争议,是因为他的作品满足西方人的政治猎奇,这是天大的误会。阎连科的作品在法国出版后,无论是书评、媒体采访还是与读者见面,中国政治最多只是一个引子,大家关注的还是文学本身、文本本身。法国书评版记者是很出色而认真的书评人,他们都是从文本出发,从文学结构、语言特色等角度来探讨作品,他们试图读懂作品揭示的深层的社会问题。比如他们关注的是《受活》里神话的意象,分析连环套式的叙述结构,琢磨为什么这部作品的章节都是单数……即使对于《四书》这部政治背景复杂的作品,他们最后的关注点还是在文学上,例如他们很欣赏最后一章薛西弗斯神话的反写。所有评论文章的都是强调文学上的创新。
如果以为一个中国作家可以完全凭借政治呐喊跻身世界文坛低这是低估了策划人和出版人的文学鉴赏力和对文本判断力,低估了西方媒体和读者的文学眼光,同时也高估了西方一般读者和出版商的政治胸怀。法国出版商出版了阎连科在中国受争议的作品纯属偶然。如前所述,阎连科两部作品版权协议在前,小说出版在中国出版一波三折在后。对中国微妙的政治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出版商都要追求市场的价值,他们不会因为一个政治理念没完没了地追捧一个外国作者,一部接一部地出他的作品,如果他政治正确但是书写得很烂。没有出版商能靠政治理念维持出版社的生存。我们坚守的是文学的理念与图书质量,必须关注图书市场。
当代中国作家无论是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毕飞宇还是阎连科之所以在欧美图书市场有了一席之地完全是凭他们的写作实力。他们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他们对中国体制的弊病和社会问题的敏感点也不同。一部正好触及了体制的某根软肋的优秀作品深得读者喜爱,首先因为这是部好小说,而不是因为作品的政治态度。就像你不能说描写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优秀文学作品之所以为西方读者喜爱仅仅是因为其中的红灯笼、黄土地、花轿、小脚,仅仅因为那一抹异国情调。历来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取决于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门罗女士说:“当政治与诗歌发生冲突时,让位的应该是政治”。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是不是起码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别忘了诗歌?
异国情调也好,政治因素也罢,也许可以引起欧美出版商和读者对某一类作品一时的好奇,但是绝不足以确立一个作家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阎连科先生之所以在国内外得到众多读者拥泵,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他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但更因为他是才华横溢、想象力喷涌的杰出作家。
原文标题:出版人陈丰谈阎连科作品在海外: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是中国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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