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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02日 来源:《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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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六十余载,书籍设计艺术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设计观念的进步成为推动我国书籍设计艺术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事业开始出现崭新的面貌,同时也给书籍艺术的提高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新华书店总店之下设有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和插图绘制的机构,集中了一批装帧艺术家和插图画家。从此,出版界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专家,他们也成为了新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的奠基者。
随着文学、美术、音乐、外文等各家专业出版社纷纷建立,书籍装帧设计专业队伍扩大的同时也有了专业分工。据统计,至1958年已有出版社114家,其专业的书籍装帧设计人才,除原已在出版岗位者外主要来自各美术院校。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并开设书籍装帧专业,书籍装帧设计也在出版界、各美术院校从理论到实践逐步开展了较为系统的专业活动。对书籍形式和内容的讨论,书籍设计中色彩的装饰作用、怎样形成出版社和设计艺术家个人风格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书籍装帧艺术界呈现了出一派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景象。
1958年末文化部出版局发出通知,定于1959年4月与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会,并为参展作品设立整体设计、封面设计、插图、印刷装订等奖项。1959年秋季,我国参加了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我国参展作品突出了民族传统,弘扬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国际上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国内出版装帧界为之欢欣鼓舞。《楚辞集注》(秦萍、叶然)、《永乐宫壁画》(陈之初)、《五体清文鉴》(撒一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曹辛之)的装帧设计和上海博物馆藏画复制品等获得10枚金质奖章;我国的连环画展及荣宝斋木板水印画展等获得特殊奖;《中国货币史》等图书装帧设计和《儒林外史》等图书的插图共获得银质奖章9枚。这些奖项的获得充分说明我们的装帧艺术在当时已具有国际水平。
然而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66年后出现的“左倾”错误和“十年浩劫”,令出版工作和装帧设计与祖国一道饱受摧残。不少设计带有明显的政治图解或造型雷同的倾向,种种限制因素阻碍了装帧艺术家发挥巧妙的构想,加之难以组织评比活动,不能对作品进行阶段性的评价与总结等,导致了装帧设计无法在实践和理论上继续向前发展,而书店也终究变成了一片“金光灿灿的红色海洋”。
这种局面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扭转,随着全国的出版工作相继驶回正轨,出版工作者的思想也获得了解放。与此同时,发展作为出版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书籍装帧设计被重新提上日程。在经历过“严冬”之后,书籍装帧艺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开始展现勃勃生机。除了进行书籍装帧艺术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外,书籍装帧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因而在书籍装帧艺术中创造出了各种风格流派、各种技艺手法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作品。
1979年和1986年,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相继举办,成为建国后装帧设计界规模、影响空前的盛会。在老一辈装帧设计家尽情施展的基础上,一大批中青年装帧设计家脱颖而出,表明我国装帧设计艺术不但观念有所更新,而且人才辈出。与国际装帧艺术界交流的恢复,也使得我们与国际水准的差距逐渐缩小。
改革开放的先进观念为装帧设计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的装帧设计艺术已经取得了长足地进步,不仅全国整体装帧设计水平有所提高,对于书籍文化精神内涵的追求也充分融入设计的形式与创意中;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先进科技介入创作,在大大提高设计效率的同时缩短了出版周期;出版物的大众化更使针对出版物的装帧设计愈加注重对大众审美的把握。
不仅如此,关于装帧设计艺术的理论研究到此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人靠衣装佛靠金装”的简单、表面的理解方式已然满足不了书籍设计艺术发展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已经萌芽的更加注重图书形式与内容关系匹配的整体设计思想日渐明朗。1996年,吕敬人、宁成春、吴勇和朱虹在北京联合举办《书籍设计四人说》展览,正式将装帧设计、编辑设计、编排设计三位一体的“书籍设计”概念推上中国出版和艺术事业的历史舞台。
分别于1995年和1999年举办的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便充分体现出了上述变化。以《动物园的内幕》(黄华强)、《民间剪纸精品鉴赏》(非君、杨藏)以及《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吕敬人)为代表的一系列明显带有书籍设计的整体性特征的作品受到广泛关注,设计者所提出的整体书籍设计理念开始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开始影响到之后的书籍设计发展潮流。
上个世纪90年代,书籍设计艺术已有长足进步,但仍有不足之处。首先,书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在具有商品属性的同时更具有精神文化属性。但由于受到利益驱使,曾出现过一些过分迎合市场的质量低劣的书籍设计作品。这一点老一辈书籍装帧艺术家邱陵先生在《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的演进与回顾》一文中就曾指出:“书籍设计不能仅仅着眼于对商品利润的追求,不能将低劣、庸俗的作品呈献给读者,也不可以忘记书籍不仅具有商品的属性,还具有精神的、文化的属性。应该以高尚的情感、优美的形式愉悦和引导读者。”
其次,计算机已开始广泛参与到书籍设计工作中,它使得设计技术趋于现代化很快便成为了设计师们的得力助手并为缩短出版周期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任何先进技术的出现和使用往往都是“双刃剑”。一些出版单位和设计者中忽略了书籍设计的主动权应该掌握在设计者手中,并且设计者的创意才是书籍设计最为关键的因素,进而单纯依赖计算机进行简单的装饰。这样一来,便大大降低了书籍设计的设计水平。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崛起历程,出版事业的繁荣更带动书籍设计艺术进入了全速发展阶段。随着国内外书籍设计界的交流不断增加,书籍设计师们的设计思想和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在出版社工作的美术编辑,还是来自社会工作室的设计师们都在不断学习,努力进取,书籍设计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活力。
越来越多有见地的出版家、有修养的学者和拥有新锐设计理念的书籍设计师们认识到“书籍设计”理念并非对“装帧设计”的背叛和推翻,反而恰恰是对“装帧设计”概念的提升和发展,从装帧单一的封面设计概念发展到包含书籍封面、内文构成、色彩运用、纸张工艺并有效帮助文字信息传递的全方位设计概念,开创了书籍设计艺术的新纪元。设计观念的进步成为推动其艺术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2004年,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并在人民大会堂为获奖作品举办了隆重的颁奖典礼。展出期间,主办方还邀请到15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书籍设计艺术家和数位国内优秀的设计家、出版人,进行了为期3天的主题为“书籍之美”的设计家论坛。这是建国以来出版设计领域从未举办过的大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出版界及设计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广泛好评。
在与国际书籍设计家们的交流中,我国本土设计师的眼界和思路都有所开拓。“举一反三”是当代优秀书籍设计师所必备的能力之一,通过对外来文化的研究和学习,启发其在充分尊重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进行融合设计,开辟出一条适应市场需求的、有中国特色的书籍设计之路。《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刘晓翔)、《广西民族风俗艺术》(吕胜中)、《牡丹亭》(霍荣龄)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阅读是书籍设计的终极目的,在要求书籍设计赏心悦目的同时,更要重视阅读信息内容的表达,要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书籍设计并不是盲目地为书籍添加装饰,无休止地提高制作成本。关于这一点,一直站在市场前端的“非出版社美编”的设计力量——社会工作室体会想必最深。这是一支近些年来快速发展的“非主流”队伍,他们拥有对新事物强大的学习吸收能力以及对市场的敏锐触觉,《中国设计生肖丛书》(黑马工作室)、《谁主鱼》(蒋宏工作室)、《守望的距离》(耀武工作室)等来自工作室的优秀作品也使众多出版者、书籍设计师和读者眼前一亮。
到2009年第七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时,发展日渐成熟的社会工作室已经成为了筹备展览的中坚力量。通过对第七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与之前几届的参展作品进行比较,我国书籍设计水平的变化跃然眼前。在书籍设计概念指导下,出版物的形式与内容融合程度不断提高,书籍设计也变得越来越精美。全速发展也必定会为书籍设计艺术带来某些负面影响,比如内容与形式主配角本末倒置导致的过度装饰、浮夸包装,以及繁复设计对阅读起到的阻碍作用等。怎样慢慢蜕出“炫技”的桎梏,带给读者越来越多“内外兼修,表里如一”的优质出版物成为了书籍设计师们现阶段面临的新课题。
(本文原载于:《出版人》2014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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