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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汝银著《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一书,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竞争与垄断问题的学术专著。该书以马克思的微观经济分析框架为基础,努力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实证经济学研究传统,灵活地运用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方法,把中国经济作为研究的主要现实背景,在产业组织这一层面上,从多种角度深入地对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运行过程展开考察,形成了一种具有较强解释能力和分析能力的理论框架。该书在出版之后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具权威的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该书作者的可贵探索,受到中国众多老一代经济学家的赞赏。
胡汝银同志是一位治学严谨的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近年来一直扎扎实实地从事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以及从事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按照“制度(体制)→行为→结果”这一逻辑链条,深入分析了资本家的动机、目的、行为型式,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微观经济运行过程(包括微观积累机制和微观经济增长机制),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正如《分析》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对竞争机制的分析,是与对动力机制的分析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并在这种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创新机制和积累机制,以及资本和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机制等。因此,同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当代西方主流学派的完全竞争模型相比,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有着更大的包容性,有着更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当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现实经济问题的变化,以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框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竞争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成将会有所不同。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分析》没有在形式上简单地套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而是从实质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并按照现实经济研究的需要来选择理论考察的侧重点和开拓新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研究视角,从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作的有关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完善的竞争机制是保证商品经济高效率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生产和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手段。由于改革之前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和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历史遗产的影响,由于改革以来行政性分权格局下的条块分隔、“双轨制”和多种形式的差别对待(包括税收歧视),现阶段中国经济呈现出一种多重分割的状态。这种状态构成了中国微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一大特征。《分析》通过揭示这一特征,细致地考察了中国现阶段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部门内竞争、部门间竞争、空间竞争与国际竞争所受到的各种限制,以及同这些限制相联系的资源配置失当、多种类型的低效率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经济问题。
《分析》作者指出,多重分割、差别对待等前提下的部门内竞争,只能是严重的不均齐竞争。而各种“鞭打快牛”、抽肥补瘦的措施虽然会抑制部门内竞争不均齐程度的发展,但同时会起到阻碍先进企业成长和保护落后企业的作用,甚至产生“劣胜优汰”那样的反常结果,从而导致竞争力扭曲、低水平膨胀和产业组织退化,严重地损害了动力机制,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研究内容的确定等方面特别值得嘉许的是,《分析》依照马克思的实证研究传统对中国经济中的空间竞争过程所展开的经济考察。我们知道,由于包含着劳动力与资本可以在地理空间上自由流动这一前提,《资本论》无须考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空间竞争过程。这也适用于当代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理论。然而,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同行政性分权和发展不足相联系的多重分割(包括城乡分割),使得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无法在空间上合理地流动,无法在空间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且,在或大或小的限度内,正是这种空间竞争不足引致严重的部门内及部门间竞争不足。由此可见,在中国当前经济条件下,有关空间竞争的研究,是关于部门内竞争和部门之间竞争的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从而有着独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分析》在联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形式讨论空间竞争状况时指出,在导入市场机制但仍然维持甚至强化以多层次的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块块经济格局的情况下,会产生多层网状空间分割,会导致各地为了防止原料“肥水外流”而重复发展加工工业和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使投资规模过小和过度分散,使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变得支离破碎,使技术扩散的渠道淤塞不通,分工协作和分属于不同行政机构的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不易发展,大大小小的效益悬殊的全能型工厂遍地开花,落后地区和落后企业难以获得必需的技术力量,或难以通过分工协作的发展进入现代化生产领域,从而给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带来强烈的摩擦,并因此而降低工业效益和产出水平,损害市场运行效率,阻碍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在这里,《分析》还引出了关于中国“走农村就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问题的讨论。《分析》认为,平均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工业技术力量和现代工业管理人才十分短缺,在技术水平如此低下的初始条件下,在城乡分割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离土不离乡”的格局下,事实上无法在中国农村地区普遍有效地实现就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这种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会是一种代价高昂、费时过长的过程,并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在我看来,《分析》所作的上述推断是持之有据、值得重视的。近几年来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不少问题,无疑证实了这些推断。
经济绩效和部门间的要素流动取决于动力与能力。基于这一双因素模式,《分析》在经济发展这一广阔的背景下,对近年来中国部分工业中出现过度膨胀现象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作者认为,撇开需求和以特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为基础的动力机制问题不谈,在部门间竞争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转移不能不取决于劳动力本身的技术素质或技术能力。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和要素流动并不遵循通常的最大化规则,不是以社会最高收益率为导向,而是以力所能及的收益率为导向的。并且,在不少情况下,为了避免在能力不足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经营所造成的亏损,投资规模和企业规模不得不明显地偏向小型化。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农业部门中一直存在着大量的被累积起来的过剩劳动力,他们的文化技术素质较低,甚至缺乏起码的工业技能和现代工业生产经验,同时,在城市地区,非成熟劳动力的比例也极高,这样,近年来在分割经济条件下由农业部门溢出的大量未接受过现代工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便只能涌入初级加工工业等技术水平较低的非农产业,这时,在技术能力和现有劳动力的技术结构的制约下,城市地区原有的工业结构也不易进行调整。其结果必然是低水平的过度膨胀,整个工业部门的要素利用效率也因此而降低。
一种成功的经济改革战略,只能是一种同时可以顺利地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而不仅仅是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转换和不断推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分析》中所包含的这一见解是有其经验基础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然是以整个社会经济的结构问题和长期发展问题得到解决为前提的。如何在促进全国产业结构平衡转换的情况下迅速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分析》从多种角度反复强调了这一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并尽快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案。
技术能力不足,劳动力技术素质过低,导致转移不足和部门间的竞争不充分,从而引致社会经济资源在部门间配置的低效率;并且,人力素质过低,又必然导致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水平过低和技术进步迟缓,即导致工程低效。要消除中国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显著存在着的上述两种类型的低效率,便需要象《分析》中所建议的那样,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各种人力开发政策。这些结构性的政策,既有助于增进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能力,又有助于改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从而有助于减缓体制与结构双重转换过程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我认为,上述建议和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财政“分灶吃饭”和行政分权的格局下展开的。在行政性分权的局面下,块块分割,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无法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这无异于取消了中央政府借助总量控制或总水平控制等宏观经济手段进行宏观管理的能力;同时,在地方本位利益的驱动下,各地为防止“肥水外流”而相互封锁,为增加本地财政收入而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并借助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地方行政手段来推行地方保护主义,从而损害了市场运行效率,破坏了全国市场的统一性。简言之,行政分割既损害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计划性,也损害了市场机制和市场的约束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损害了国民经济的调节机制。《分析》的上述观点,对我们理性地反思中国十年经济改革过程是有一定启发的。
作为一本探索性的专著,《分析》在理论和分析手段上的不成熟也是无庸讳言的,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考察也未能充分展开。但全书结构严密,立论严谨,包含着不少独到的见解,理论性和现实感都很强,是一本耐读的优秀的经济学著作。
胡汝银:《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本文原载于:《经济文献信息》,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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