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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陈昕专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2013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并围绕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四个方面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就此,我想结合图书出版工作谈点关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2013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并围绕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四个方面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就此,我想结合图书出版工作谈点关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认识。
软实力理论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于上世纪90年代起逐步提出来的,主要体现在其《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化》(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1990)、《美国实力的悖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何不能单干》(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2002)、《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2004)三本著作中。2005年、2013年,东方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的中译本,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陆续发表了数百篇有关软实力的文章,软实力的概念和理论在我国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了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单边主义、军事主义倾向和行为,这导致美国外交在国际社会屡屡碰壁。约瑟夫•奈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他在批评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和行为的过程中,提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要注重使用软实力,并把它逐步发展为一套完整的学说。约瑟夫•奈认为,实力是影响他人行为,从而实现自己目的的能力,可以通过强制或吸引的方式来加以实现。硬实力是一种强制力,主要包括军事、经济、科技;软实力则是一种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文化、政治价值理念和对外政策方面。约瑟夫•奈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而言,其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是一种最高的境界。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据比较乐观的估计,如果中国继续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而美国维持现有的增速的话,换算成1990年国际美元,中国大约在2020年GDP总量就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由此看来,我们硬实力的不断增强是毫无问题的,无论是在经济、科技,还是在军事方面。但是,在软实力方面能否形成与硬实力相对称的能力,则有待于我们的努力。这里不妨按照约瑟夫•奈的定义来看看我们软实力的现状,分析下我们应该努力和提高的地方。
文化是“软实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居于灵魂的地位,政治价值理念和对外政策说到底都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就文化而言,中国具有特别的优势,远非其他大国可比。我们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和历史,创造出极其辉煌灿烂的文化,我们的典籍卷轶浩繁。仅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整理出版的古籍为例,从《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敦煌文献》到《全宋文》、《清代诗文总集》、《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等,数以万计,蔚为大观,足以引起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中国历朝历代在文化上都有重要贡献。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盛况一直让人们惊叹不已。孙皓辉在《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中说到,如果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思想体系作一分类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多么丰富而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以法家、兵家、墨家为轴心的创造型思想体系,这是我们民族“求变图存”的基础;以儒家、道家为轴心的保守型价值体系,这是社会前进的制动器,避免社会因过激冒进而毁灭;以道家、荀子、名家为轴心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我们文明体系中的哲学阵地;以农家、商家、计然家、医家、水家、工家等为轴心的实业思想体系,这是中国社会的生存价值体系。我们看到,历史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谐、礼仪、孝道、中庸等儒家价值理念曾广泛传播,并深深影响了东亚地区和周边国家,引来“万邦朝拜”,此情此景令人难以忘怀,其不正是古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真实写照吗。当今世界,西方不少人士将美国通俗音乐、好莱坞大片、美式电视秀,甚至麦当劳、可口可乐等流行文化元素归入美国软实力的范畴,认为内置于美国流行文化中的“自由、休闲、活力、解放、现代、朝气蓬勃”等基本内涵,影响到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和消费文化价值的追求,体现了美国精神,帮助美国在全球实现了其外交和政治目标。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转化为软实力的内容和元素要丰富的多,问题在于,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时代,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传统文化拿来作为思想武器,而必须对其进行梳理,挖掘其中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的重要元素,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阐发,使其能跨越时空再度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影响和吸引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今天出版工作者的责任不能仅仅停留在整理出版古代典籍,更重要的是要在整理出版的过程中,提炼出符合当代发展的元素,并加以改造和提升,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
政治价值理念是软实力的核心内容。西方社会近几百年形成的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理念,已深深植入各个社会阶层,西方知识界和媒体也批评他们的政府,但大多已不再质疑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尽管这个制度弊病众生,这种政治价值大可商榷。可以说,经过二三百年的磨合,西方社会基本上解决了其知识界的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问题。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伴随着全球现代化的过程,西方国家通过威胁强迫和收买援助等多种方式,将这套政治价值强行输入或影响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并成为了他们软实力的象征。另一方面,对那些探讨自己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一味加以指责和干涉。这些年西方国家利用他们的政治价值理念无端指责压制干涉中国发展的例子不胜枚举,每每使我们在很多国际场合处于难以招架的被动地位;更严重的是,我们相当一部分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这套政治价值理念顶礼膜拜,甘当俘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远不及西方国家。
作为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曾经学习过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孙中山先生在其最初的民主革命的设计中,尝试引进过西方社会几乎所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参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并加以实践,但在现实面前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为重新开启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也走过弯路,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我们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大大加快了自己现代化的进程,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在这个过程,我们逐步创建和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着我们的人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政治价值理念“西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完善和成熟,还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学术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正像现有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是建在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洛克的分权思想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等一批学术著作的基础上一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煌煌四百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前西方学术思想的整体面貌;而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英国学者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其中介绍到的重要西方学术著作高达数百种,这些构成了西方当代政治价值理念的基石。相比而言,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才刚刚60多年,这方面学术理论的建设还存在着许多空白,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必要在学术的层面认真地剖析和评价西方现有的政治价值。毋庸讳言,西方经过长期反复筛选而形成的政治价值在欧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其历史进步意义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但这一政治价值并不像西方当代政治家所说的那样是普世的,而且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二次大战后,所有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了其现代化的进程;2008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更表明西方现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有着巨大的弊端。在上述两个方面,出版工作者均有责任引导学术界进行扎实的研究,得出有价值的创新性成果,进而为中国在政治价值方面形成软实力作出贡献。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被其他国家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权威时,其软实力就变得十分强大。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外交政策始终建立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发展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我们追求建立公正、合理、和平、合作、和谐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外交政策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地判断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和发展之后,提出了中国基本对外国策是韬光隐晦,由此为我们赢得了将近30年的战略机遇期,使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从整体上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相当成功的。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是否要调整“韬光隐晦”的对外国策,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邓小平同志的“韬光隐晦”对外国策是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的,所以不存在中国国力比过去强了一点,就要改变自己的发展目标的事情。这样做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当然,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年来“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不绝于耳,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一连串的挑衅行为,以及围绕着南海开发发生的各种争端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伴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如何在国际架构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更多地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呼声。这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要求我们在坚持“韬光隐晦”基本对外国策的基础上,在永远不称霸的前提下,制定新的历史条件下外交新政策。本世纪初,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西北部的安全问题;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开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和倡议,以及围绕着中美、中欧、中非关系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大国外交政策的设计需要建立在扎实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均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各类智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较大的差距。1992年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期间,曾组织翻译出版过美国学者哈里•哈丁的著作——《脆弱的中美关系:1972-1989年》。在接待哈里•哈丁的过程中,他关于中国只有外交政策,没有国际政治理论的评论,对我刺激很深,从那时起我便着手策划出版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著作,试图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20多年来,我们打造的“东方编译所译丛”和“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已渐成规模,并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界两个重点的品牌,集中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和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新成果。平心而论,这20年虽然我们在国际政治理论方面有较大的进展,但至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套建立在自己学术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话语体系,沿用的都是西方国际政治领域的概念、理论和工具,因此,在应对国际间复杂的纠纷和问题时,每每给人以被动之感。
提升国家软实力,还必须注意与国家硬实力的结合,尤其是在处理具体的国际事务时。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对于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提升我们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和环境当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在涉及他国国家利益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未必能有效影响该国的决策,因此还必须结合运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近年来,约瑟夫•奈又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强调把软实力和硬实力巧妙结合起来,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
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而言,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也需要软硬实力的结合,这表现为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文化内容的创新、文化样式的多样、文化治理的建设、公共文化的服务、文化主体的丰富、文化产业的壮大、文化企业的竞争、文化产品的繁荣、文化人才的成长、文化氛围的和谐、文化市场体系的健全和文化对外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而所有这一切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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