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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一个出版人如果安于“杂”的状态,或复杂,或庞杂,或杂乱,总有些消极的感觉。其中能否找到一些共性的东西呢?我想到一个:版本。
有人把出版人称为杂家,想起来有些意思。既然称“家”,总要有所专长,而出版家偏偏以博见长,也算是无专长之专长,故而称“杂”,不是很巧妙么?不过我一直觉得,一个出版人如果安于“杂”的状态,或复杂,或庞杂,或杂乱,总有些消极的感觉。其中能否找到一些共性的东西呢?我想到一个:版本。
在各种学科建设中,也有版本学一项。出版人对版本的认识,应该以版本学为基础,但其内涵却与正宗的版本学有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应该在目的性上,出版人的商业思考会多一些。回顾我国百年出版史,我发现一个现象,几位高超的大出版家,他们在版本研究上,都有胜人一筹之处。
首先我想到周振甫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组织出版“国学丛书”,请了许多大学者做编委,其中就有周振甫先生。我们本来想请这些老先生写书,他们不肯,说还是请中青年一代写吧,他们只管推荐、把关。我们不甘心,就请这些编委每人写一篇文章,辑成“国学丛书”第一册《国学今论》。周先生的文章是《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这样的题目,开始我看不懂。细细研读下去,他讲的是《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其核心在著录群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原则,以及读史治史的“在书即为叙录,在人即为列传”之方法。其实他所谈的正是研究和整理版本的方法,我阅后感慨万千,称之为“研究学术流变的航标灯”。因为他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与出版工作,都起到重要作用。比如出版,我曾经向陈原先生请教,我们做书时,怎样做才能捋出一个脉络呢?陈先生西学功底深厚,他对我说,你就抓住两条主线,一个是书,一个是人,思路就会清楚不少。我由此想到陈原先生两本小书的名字《书与人》和《书和人和我》,清楚地表现出他的研究方法。由此联系到周振甫先生的那篇论文,其中强调学术研究的两条主线:“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中西互照,根髓处竟能产生人类文化大同的感觉。
其次我想到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位自称版本学“天下第一”的人。此语见于王云五先生为《涉园序跋集录》写的“跋”,其中回忆道:“菊老平素撝谦逾恒,一日笑语余曰:‘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即此一语,可知其对版本学自信之造诣。”张先生说这样的话,始于他六十岁退休以后编印古籍的工作。其四大工程包括《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后人对此项工作评价极高,说它们可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媲美。说张先生是以私家身份,而明、清那些都是皇家敕修。王绍曾先生说:张是“继乾嘉校勘大师王、钱之后,在史学上贡献最大的一个人。”顾廷龙先生说:张先生在古籍版本、校勘学上的成就,即使清代何焯、卢文弨、黄丕烈和顾广圻等校勘学名家,亦有所不及。说得最厉害的是周汝昌先生,他写道:“可见无拘秦、梁,不限明、清,凡所厚积,皆帝王之意旨,举国之材力,始能成彼鸿业。自兹而后,继者罕闻。而于是乃有菊生先生,乃有商务印书馆,乃有《四部丛刊》……而如斯盛业钜任,已非复出于帝王之意,国家之力,唯有一私家、一个人之张氏于举世不为之际,倡导经营,艰辛奋勉,而成就之者也!”
还有,张元济先生办涵芬楼,也就是后来的东方图书馆,四处访书、藏书,搜集版本,为商务印书馆奠定出版基础。王云五先生编辑“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许多都是以此版本为依托的。“一二八事变”日本人轰炸上海,重点炸毁商务印书馆的版本积存,张先生痛不欲生,声言当初真不该把这么多好版本积聚起来,遭此横祸。
(本文原载于:(深圳商报2014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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