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古城

1935年，沈从文、张兆和与长子沈龙朱，最右为沈从文的九妹岳萌。

日前，《沈从文文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该文集课题组专家向成国先生表示，“这是卓识之举。当年出版这套书之前，曾经沈从文亲自审定，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先生认真校勘过，是沈从文作品最权威的版本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出版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直到今天，《沈从文文集》仍是许多读者朝思暮求的沈从文作品集。”

记者获悉，新版《沈从文文集》共12卷、约400万字。此次出版，将补齐全部存目作品，增加数万字，这将在新的层面上，再现《沈从文文集》的全貌。

人性

在山水中绽放

向成国介绍，《沈从文文集》反映出沈从文创作的基本面貌。

沈从文的创作有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和杂感等。他坚持“从现实生活里取证”，尝试着运用多样的技法和手段，进行创作。他创作的题材广泛，人物众多，人物个性复杂。他观察生活的视角独特，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方法多变，语言个性化、民族化、现代化，特色鲜明。他自觉地创造了以湘西生活为内容的“乡村世界”，是以文学的手法把神秘的湘西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课题组专家指出，通过新版文集，读者可以了解到：沈从文总是把完美人性放在明丽的山水中和充满乡情、友情、亲情的环境中表现，其终极目的是要追踪人类生存的理想的文化环境，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作为个体的人自身肉体与心灵的和谐。而和谐的文化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选择。

沈从文是一个生命型作家，在他的作品中，“生命”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作为生命的概念，沈从文有时指自然生存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但更多的是指艺术生命。而艺术生命主要从美学意义出发，接近哲学的生命。因此，他对生命神性的探讨便是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沈从文创作的追求是生命神性的持久和永恒。所以他说，生命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真正的生命“可以活在人类记忆中几千年”。这种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为邻，亦如自然一部分”，“必贴近人生”，“吸取一切人的气息”。这种生命“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这种生命“为民族为人类而生”，“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为大多数人牺牲”。

“沉到底为止”的心灵沟通

读者在阅读该文集时，应该把握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沈从文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事业。

他认为既然是事业就要拿生命作投资，不是写几个作品走捷径、当作家，而是要代表国家与世界一流高手竞赛，不能超过他们也得与之比肩。因此，他反对文学的商品化倾向，反对把文学变成政治的工具。他认为文学作品应当具有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具有撼动世界的力量。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经典。他主张经典重造，并以经典重造影响民族重造、国家重造。沈从文把文学当作一种事业的宏大志向是与国家重造、民族重造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在创作上，沈从文从不循规蹈矩，主张“文学是用生活作根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作品要写作家“心”和“梦”的历史，写作时，作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所以“一个民族若不缺少又勇气，能疯狂，彻底顽固十分冒失的人，方可希望有伟大作品产生”。

他要“沉到底为止”，与社会最底层的人心灵沟通，写他们时，不仅能状其言貌，且能揭示血肉，画出骨髓。他熟悉人类历史，了解东西方共同的人生追求。因此，他的作品充盈着人类对生存的坚强信念和虔诚态度，以至于他的作品《边城》、《湘西》、《长河》，不仅成了文学史长河中的绝唱，更成了东西方文学的共同语汇，成了全人类梦寐以求的“人间桃园”。

体验沈从文的抽象抒情

通过该文集，读者可以了解沈从文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常用的抽象抒情的方法。

就《边城》言，表现湘川边境茶峒渡口一对小儿女凄婉的爱情故事，极力渲染边城乡情、民情、亲情的社会风貌，这是抒情。但作者不只是停留在这一水平上。当有人问及《边城》的内在东西是什么时，沈从文回答说：“是思索。”“思想和思索不一定能以对话来表达，内在的东西总是不太好表达的。在《边城》中，我想提倡的是人性的善良。”

他还说，“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对于这个社会明天可能产生的意义”。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又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马悦然评介沈从文作品“是在寻求全人类有关问题的答案”。善良的人性的养成是全人类都在寻求答案，沈从文通过《边城》给予了形象的说明和解答。这就是《边城》的抽象，由此看来，抒情是主观情感的表现和抒发，抽象是理论的揭示和阐释。沈从文认为，生命在发展中，变化、矛盾、毁灭是常态，它需要借助文学艺术，将其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和遥遥的空间，影响另一时代另一地生存的人们。

对话策划人曾赛丰：

延续经典 金线补裘

广州日报：作为该文集的责编和策划人，您如何看沈从文和他的作品？

曾赛丰：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他是“中国的短篇小说之王”，是自1917年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因为他的杰出贡献，在世界文坛上也获得了“中国的福克纳”、“中国的莫泊桑”的赞誉。该文集的再版，具有重要的纪念价值。

广州日报：你们再版该文集的初衷是什么？

曾赛丰：长期以来，对沈从文作品的出版，一直受到业内的高度重视。但整理和出版这份鸿篇巨制，却一直多有间隔。当年花城出版社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这套书之前，沈从文曾亲自审定，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先生认真校勘过，是沈从文作品最权威的版本之一。直到今天，《沈从文文集》仍是许多读者朝思暮求的沈从文作品集，但在市面上已久寻不见制作精良的版本。

文集策划人之一、涌思图书总编辑刘树民等，自2000年起便与沈从文家族多有接触，全面收集整理沈从文的文集资料，为出版《沈从文文集》做准备。经数年努力，搜集到大量包括未刊目在内的存目，校勘了诸多文集中缺漏的篇章，为出版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距离上次出版已超过30年，早已物是人非，但一位重量级的学者的支持，却有力助推了出版工作的开展。此人就是1994～1996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沈从文研究、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所长向成国，他为本次出版提供了权威指导意见。

广州日报：再版该文集有哪些困难，再版的成果对于研究沈从文又有哪些意义？

曾赛丰：2013年，出版工作重启，被列为湖南省2013年重点图书。

沈从文作为20世纪的文学大师，是湖南的骄傲，由湖南的出版集团出版他的文集，理所当然。由于许多文稿只有存目，加上相当一部分文稿辗转抄录，寻找校勘极为困难。我们专门成立项目组，选派数位资深编辑进行校对、整理资料。在编辑制作过程中，封面制作几易其稿，在细节上注重整体文化性，凸出大师风范，对每个封面的装饰细节都不放过。

《沈从文文集》12卷，是为了积累文化，让大师风范继续流传，几乎没有考虑经济价值。虽然在文集的出版过程中经历了资金短缺等诸多困难，但都克服了，直至文集出版。文集这次再版，不仅包括全部文集作品，还补齐目前所有存目作品，增加数万字，在新的层面上，再现沈从文文学作品的全貌，对读者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