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格格的新书《不留心，看不见》刷新了读者对她的印象。

桑格格的第一本书《小时候》让我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我从小爱生气，而且是一个人生闷气。生气这件事，不被受众重视、不加控制的话容易升级，小孩任性，尤其如此。现在再翻看幼年的照片，就会觉得有点可笑———我没有几张表情是快乐的。这样一直维持到四五岁，到上小学，我的表情渐渐就变得“驯服”，开始摆出笑脸了，虽然那个笑容……有点生硬。

每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都有这么个被驯服的过程。在我看来，《小时候》之所以受到欢迎，不是，或者肯定不仅仅是因为有些读者所宣称的：桑格格让我们重回童年，看到“小时候”的我们自己。而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根本是一个拒绝被驯服的孩子。书里的这个小娃娃像个男生，机灵调皮有蛮劲，简直就是个野丫头，但就是够真。《小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里有股生猛的力量，初读不觉得，再看下去就让人有点欲罢不能。

但是，读过桑格格之前两部作品的人再看《不留心，看不见》，如果略感失望，我完全理解。这一部分的她，是被驯服了的桑格格。用她的朋友、作家李娟的话来说，是桑格格的这本新书“明显‘规矩’了许多”。《小时候》写围绕着自己童年时代发生的各种故事，每个也不过几句话，编成条目写下来，天马行空。比如“138 .语文课，杨万里的《小池》，每次读到：‘树阴照水爱晴柔’的‘爱晴柔’全班好多同学就会低头嗤嗤的笑，老师批评我们：小小年级思想这么复杂！”之后出版的《黑花黄》继续以半虚构的方式写作者生活圈里的众生百相，故事长短不一，也比较随性。《不留心》明显没那么肆意。其中切题的散文《不留心，看不见》是她写给《新京报》的专栏文章，她说她打算写的是“一片叶子滴水的姿态、一个早年间买跌打药的壮汉、快要消失的小吃、猫儿在黑暗里恍惚忧伤的眼神”。

规规矩矩写文艺的作者很多，有些也颇能入眼。桑格格这么做，多少让人有点意外。这就像一个你听惯了她说方言的人，忽然转说普通话，虽然也能说得很好，多少让人觉得缺了点什么。实际上，桑格格用四川方言摇起笔杆来，也确实更活色生香。不过，很难讲规矩的这一面，就不是桑格格。这一部分的桑格格，更沉静也更文学青年，脚步放慢了，老老实实写景状物，写“江南多阴天，阴天的日子时光是连在一处的，像是旧年间的卷轴，底子是暗的，缓慢展开抖落出一天或者一年，或者一年又一年的油盐酱醋。”在这里，方言用得少了，刻意的地方多了，刻意伤感，甚至有点刻意卖萌，让我一度误解，它和时下那些有点文化的才女或女学者们的灵性散文没什么不同。

比如，有些读者喜欢的《九色鹿》我就有点看不下去。这篇文章里记录的，除了“帅哥是个好东西(指桑格格看上了当时还不是她男朋友的‘九色鹿’)”，大部分都是两口子之间嘻嘻哈哈互相调侃，类似“他在菜盘上比画了两下，考我：‘2除以0等于多少？’我很恼火地回答：‘等于2。’他笑得饭都喷了出来：‘哈哈，0不能被除！这道题是不可能的！’我完全冒火了，直接一个叉子飞了过去”这样的琐事。有些人天生擅长用文字讨好读者，并因其文字调子随和而让人有亲切感。看过桑格格的《小时候》和《黑花黄》，你就会知道她有一身把人逗乐的本事。这样说来，类似《九色鹿》这种文字，和我前边所说的那些文学才女们的卖萌式写作，看上去没什么不同。问题是，在同一篇文章里，桑格格又记录下她的抑郁症。

桑格格在《不留心》中关于李娟的文字里说，她们两人都习惯“用文字调侃所谓的苦难”。其实两者有很大分别。李娟在书写过去的“苦难”时，说“世上竟会有那么多的悲伤。不过没关系的。我最终还是成为了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成长、放下，是因为面对过了。再怎么强烈的痛苦，再怎么不能忘却的记忆，都可能随着书写而面对、放下，当然，也可能在书写中继续。桑格格怀念逝去的小猫与那段生活的《小黄猫》，会让人觉得，时间随着小黄猫的非正常死亡定格了，作者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那里。

“我”最想成为的样子究竟是什么面目？想让你看见多少，或者不想让你看见多少？《不留心，看不见》里写异性好友的《郁达夫》写得行云流水，不那么“小时候”的桑格格显山露水，露出她的另一面：不是那种常见的桑格格式略带夸张戏谑的手笔，却极自然。《郁达夫》是作者想让、或者能够让读者看见的那部分，也许因为作者和“郁达夫”足够亲密而又有距离感，表达自然而充分，对读者作者来说都适宜有度。写李娟的《我们有足够的葵花籽》直接热烈，但因为类似于同性好友之间的呢喃，私密性太强，反而不讨好。毕竟，不加修饰的文字未必是好文字。《九色鹿》写她最亲近的人，结果是她写了却又不想让你看见的那部分，看着像卖萌，其实有些朦胧。

作者和人物的关系，也是作者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在我看来，在新书里，桑格格在要不要让人认真看见这个问题上，犯了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