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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09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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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中国学术出版论坛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发起并作为主办方之一,其立意是公益论坛,探讨行业公共话题,成为推动中国学术出版发展的重要观念平台和经验分享通道。本文是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2014年第四届中国学术出版论坛上的演讲。在演讲文章中,谢寿光指出,人类话语体系大体分为日常生活话语、专业话语和官方话语三个部分。学术话语属于专业话语的部分,它是整个人类话语体系的核心,只有学术话语才能引导一定时空的话语流行和走向。关注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应当把构建中国学术国际传播平台置于首要和先行的位置。想要中国文化走出去,想要输出中国的观念和价值观,学术要先行。他在演讲最后提出建立"学术旋转门"制度,并相信,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乃至国家话语权才会指日可期。
中国学术出版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到底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问题的提出。到今天,我们认为构建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已经势在必行。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就成为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十几年来中央倡导并实施了中国经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我们在海外创办了为数不少的企业,并且设立数百所孔子学院以及其他文化教育机构,新闻出版等传播类机构也纷纷在一些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落地。包括出版同行,像上海出版集团已经在纽约,中国出版集团刘总(指刘伯根,编注。)已经在伦敦,中国青年出版社已经在伦敦设立了自己的机构。在本土我们举办的国际性的商贸和文化活动,我们没有做量化的统计,但超过历史上所有的时期。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经济文化层面看,目前我们国家势头、咄咄逼人的态势,对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应当说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它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严重不匹配。在国际主流话语体系中,基本上中国话语严重缺失。
邬(书林)局长在京西宾馆皮书年会上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大众商品消费国,新增的石油、天然气、水泥、铁矿石,中国都是第一大消费国,但没有定价权,价格你说了不算,人家说了算。另外也没有公认的期货价格体系,所以那天邬局长说能做几件事,制造有中国话语权的指数,那你没有白做这个事情,我们正在努力做成这样的学术出版商。
现在全球讨论的话题,中国因素、中国元素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基本上不谈中国,没有中国没法开展下去,都是绕不开的。很遗憾的是,中国本土学者的声音极为寥少,谈中国问题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占了大量的发声,有一些中国个别学者的声音,但形成不了一个机制。现在每年社科类的图书大概超过8万多种,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宽口径计算,在8万多种图书里,大概有4万种左右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真正能够被主要发达国家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不到2万本。邬局长讲过,他委托过哈佛和斯坦福图书馆对中国的图书做过分析,只能收藏大概5.5万种左右,但实质上,受制于西方图书馆的经费和收藏习惯,真正收藏的种类不到2万本。我掌管社科文献出版社初期,1990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明确告诉我们一个数字,他们这个图书馆一年收藏中国出版的图书5500种,差不多一半是和北图、中国社会科学院交换,还有一些是他们买的材料。4万种左右,人文社科2.1万种左右,真正学术类图书流入西方主要流通领域的不到2000种。加上国家几大基金对学术出版物的支持,相当一部分支持是学术图书,但各个渠道加在一起不到2000种。
针对这个现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提高开放水平,要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上个月,党的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媒体的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所以,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把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定位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而且进行了具体的制度安排。
刚才邬局长谈到,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所以我的问题是,中国的学术出版企业在中国国际对外话语体系中应当而且有可能发挥主体性作用。针对这点我想谈两方面的论述,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
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体系是其文化软实力的展示,国际话语影响力既能展示国家形象,又能围绕国际社会普遍的重大问题表达观点,就如每一种文明都有包含自身独特魅力而又影响外溢的话语体系一样,发展中的中国也需要能够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发展道路的话语体系。其实不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普通的民众出去旅游,所有的活动里都涉及到中国在国际上到底有没有地位,中国人受不受人尊敬,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华民族是非常爱面子的民族,我们的国际护照只有13个国家是免签的,这和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相称的,这时候应该是形成上下形成共识的时候。
我研究的结果,人类话语体系大体分为日常生活话语、专业话语和官方话语三个部分组成。学术话语属于专业话语的部分,它是整个人类话语体系的核心。只有学术话语它才引导着一定时空的话语流行和走向。主流话语的形成背后的因素是时空话语体系,说这个话的人是这个社会的精英。每一种学术话语或者通常讲的学术概念它实际有一个转换链条,要先在本学科的学术共同体里用于讨论交流,然后会外溢至别的学科、相邻或相关的学科。学术产品怎么形成,是在共同体里开始用的,通过学术期刊、学术图书,共同体里讨论的东西公开发表出来,再通过其他媒体,包括纸媒、网络媒体加以转换,延伸出大众话语,这就看出我们学术出版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延伸成为大众话语的时候,最终会被官方期刊采纳,代表官方话语。
比如社会转型的概念,实际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最先在研究东欧经济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那时候一批经济学家到中国来讨论,经济转型的概念开始形成,经济圈内经济人士开始使用。之后社会学界藉由这个概念在80年代初期学术圈里讨论社会转型的概念,甚至在80年代后期学术圈讨论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不少同志反对这个概念,但都是在学术圈里进行讨论,大量地使用。这时候出版上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学术图书开始出版,包括陆学艺、郑杭生、孙立平等大量在80年代末、90年代期间大量使用社会转型概念。
我们出版机构,学术刊物和学术出版机构开始发表和使用这些,其他的学科,包括政治学、法学相关的学科使用这个概念,在这个器件有大量的大众媒体开始介入,利用这些学术文章和学术著作对这一概念大量使用。最后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进入我们党的文件,这个概念就成为一个官方语言。所以,这时候离不开学术出版在整个传播话语里所具有的独特功能的。
第二,学术出版是构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不可或缺的平台。
学术出版在当今世界话语体系构建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和地位,学术出版是学术成果的载体和传播平台,是人类出版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于时代,承载着思想传播、文明传承、咨政育人的功能,处于整个出版产业链的顶端。刚才邬局长说占28%份额,这表明它不是最大的,教育出版占了将近一半的江山,但它是最顶端的部位,所以学术出版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业的发展水平,同时我再进一步做补充,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研究者的水平和话语权的强弱。
第三,关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议。
1、要充分认识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部分。所以,现在国家要建立对外话语体系,核心的部分是应该重视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关注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应当把构建中国学术国际传播平台置于首要和先行的位置。你想中国文化走出去,你想中国的观念、价值观要输出,学术要先行。这是最有可能进入也最应该先进入的部分。
2、构建中国学术国际传播平台的主体应当是中国的专业出版机构,应当加强政策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鼓励支持本土有条件、有能力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与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合作,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系统推介有关中国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内容,从而促进中国的话语全面融入世界主流话语体系中去。
自己去办不行,虽然有一定的成果,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人家问我:社科文献社不是到北美、英国、欧洲去了吗?我跟你长期合作,没有用的。你自己玩,人家认为进不了他们的(话语体系),怎么玩?和施普林格、爱思唯尔等著名老牌机构合作出版,参与整个出版过程,包括外语整个转换翻译,国际推广,都有你的声音,都有你的人,都有你的东西,整个数据库进入到全球可以使用的数据库,在亚马逊上发表的书都是能够进入的,国外大学图书馆必然要收藏的,这些内容可以成为大学教育里参考文献中的一部分。比如我的皮书系列就可以成为所有研究中国大学里那些研究传统汉学,现在叫当代中国系、东方系的教科书,老师的教材是按照我提供的素材、原料来编写的。这不叫中国话语叫什么话语?我们唯一探讨了十几年的时间,找到了一条从改革开放讲的“借船出海”或者“合作造船”的道路,自己玩不行,人家不和你合作,不和你玩,你进不了世界的话语体系。
3、当务之急是构建可以与世界进行学术规范融通、对接的中华学术规范体系,着力提升本土学术出版物规范标准和学术水平,因为不按照这个规则办事,你不用一套能和世界学术界规范相对接的东西,既不能提高自己的水平,也不能进入到人家的话语体系。
4、要培养、造就大批有较高专业学术素养和外语功底,具备国际学术视野的学术出版专业人才,建立学术研究、学术出版旋转门机制,简单地说,就是吸引大批的专家学者,从事学术出版活动,同时鼓励学术编辑、学术出版人从事学术科研活动。这个旋转门一定要旋起来,上个世纪30年代,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学术出版乃至中国出版为什么能和世界同步,甚至亚洲第一,那和一批张元济、王云五这样一批学术大家掌管的学术出版有关,有相当一批学者在商务印书馆做研究。
现在在中国,最要命的是出版人没地位。
30多年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一个著名作家说,一流人才是作家,二流人才是教授,三流人才是编辑。编辑不过是三流人才,这个状况到今天有很大的改变,但并没有完全消失。我在社科院一年要办一百多场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很多学者很吃惊,说你不好好地做你的出版,怎么在学术圈里做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你在组织各种各样的研究课题?我说如果你认为我不务正业,是因为不了解真正的学术出版核心是什么。
我们应该说是中国做学术出版的发动机和组织者。要没有一批能够懂得学术,能够驾驭各学科,处于各学科前沿的人,你想要做好学术出版,不可能!想要争取我们的话语权也不可能。所以,光靠出版者,包括大学,我们要从各个学科延请一流专家进入出版行业。牛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专家型编委,同时也是顶尖的著名学者,他获得的是崇高的学术荣誉,具有相当高的荣誉职位。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吗?我们社科文献出版社也请了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对我们的学术地位也认同,但没有达到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专家那样捍卫他们自己的学术声音那样的荣誉和高度。如果我们能建立一套学术旋转门的制度,那么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乃至国家话语权为时不远,我用这句话与在座的全体学术出版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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