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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8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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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国学术界,以学术出版立身,近几年出版了一系列有份量的重大人文社科精品。今年11月26日是中国社科出版社建社35周年社庆日。我们对赵剑英社长进行专访,以学术出版为题,请他和大家分享中国社科出版社坚守学术出版的艰难历程和成功经验。
赵剑英,1964年10月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哲学博士,编审。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百道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35年的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阶段?学术出版在其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吗?
赵剑英:社科社35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艰苦创业时期,大概在1996年以前。我社是由胡乔木同志提议,经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同意,于1978年6月14日建立,在百废待兴的年代,我们最初只有员工十几个人,资金8万元钱,办公室数间平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老一代社科出版人艰苦创业,艰辛探索,历经曲折,走出一条不平凡的道路。这一时期,我们专注于学术出版,倾心打造了一批厚重的学术精品,形成了自己深厚的学术出版文化传统,为我社赢得了很强的学术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在学术界树立了响亮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品牌,为出版社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93年首批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全国优秀出版社,全国仅15家。
第二是转型探索时期。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面对市场经济的浪潮,国家对出版业发展政策进行调整,企业化管理的改革实践为学术出版带来巨大挑战,社科出版社步入一个艰难的转型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就必须追求经济效益。因此,如何将学术出版与企业经营相结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这一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三个时期是转企改制后的发展期。经过一段时间艰难的探索,期间也经历过规模扩张的曲折,新一代社科出版人认清新的出版形势,确立新的发展思路,在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出版的道路上,在量与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发展道路上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
百道网: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公认的权威学术出版社之一,您作为出版社的领头人,是如何把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定位的?
赵剑英:我2007年调到社科出版社当总编辑, 2011年担任社长,正赶上社科出版社发展的转型期。我们社领导班子通过综合分析业内外的形势,以及我社的品牌、历史与现状,明确提出坚持走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学术出版的发展道路,大力推进专业化、精品化战略,确立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的重要窗口、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重镇、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的发展目标。
我国学界公认的权威学术出版社有5家,分别是人民、商务、中华、社科、三联五家出版社,其中有的还是百年老店。但是这几家出版社的方向和特点是有较大差异的,中华重点出版历史、文化典籍方面的;商务重点出版语言类的、辞书和汉译名著;三联偏重思想文化类。与这几家兄弟出版社相比,我社是专门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出版社。我社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人文社科著作最集中的,数量也是最多的,目前年出书量达1500种。因此,可以说我社是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重要的发布窗口,我们所出的图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代中国学术的现状与水平,从中可以窥见当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学术出版是我们的定位,要坚持学术出版道路不动摇。只有把我们的主业和定位牢牢把住,社科出版社才能最后立于不败之地。
百道网:如何破解学术出版与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坚守学术出版的?在专业性的建构上做了哪些努力?
赵剑英: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出版中有三对基本矛盾,指的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品牌提升与数量扩张、职工的当下利益与社长远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处理好了,出版社才能平稳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是事业编制,不用担心经济效益,每年出书大约150-200种,一个编辑每年就编五六本书,最多十来本书,因此,可以本本做得很精。转企改制后,我们要兼顾经济效益。现在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很多,学术出版资源很丰富。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出书规模。但也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追求数量扩张时,图书的专业性有所忽视,影响了社会效益。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就是保持量的扩张与质的增长相统一。
“三个统一”就是要保证三对矛盾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我们不能只追求品牌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不顾经济效益;也不能盲目追求出书数量的扩张而牺牲自己的品牌。每个员工不能涸泽而渔,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社里的长远发展,同时社里的发展也要兼顾每个员工个人的利益。
依据“三个统一”发展理念,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以坚持专业出版特色为导向,根据学科重新调整和划分了编辑部机构设置与出版方向,成立七大专业出版中心以及大众分社、数字出版中心、年鉴分社、编译中心,旨在夯实专业化基础。同时完善编辑岗位责任制,加大对专业选题、重大重点选题、经济效益好的选题的政策倾斜力度,以调控编辑的选题策划方向,调整和优化图书结构。我们要求编辑按专业策划编稿,发挥所学专业优势,努力提高专业选题的比重,逐步建立专业出版中心自己的品牌图书。如我们规定每位编辑每年所有选题中必须有60%以上的专业选题,否则年度考核就不合格。我认为,抓社会效益是出版社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经济效益相对容易抓,迎合大众口味的书,经济效益肯定会上来。
百道网:您觉得这些年来社科社推出的学术产品在市场上体现出强烈的差异化特征吗?
赵剑英:是的,近两年我们推出的一些精品图书是其他兄弟出版社都没有的,我简要列举几种。
首先是大型丛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它分为三个子系列,一个是“当代中国学术史”;第二个是三年发布一次的“学科前沿报告”,三是每年发布一次的“年度学科报告”(内部出版)。这套书是全国唯一的,三个系列有机衔接,全面梳理新中国成立前后直至当今学术发展的历史与前沿,展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道路。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和创新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占领学科制高点的重要意义。
该丛书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策划,学术史系列已出版18卷,近代史系列16卷,法学系列45卷,国际学科系列8卷等都正在出版。此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18卷也正在出版,可以说,整套丛书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该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和著名学者,他们对该套丛书的写作都非常重视。如《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写了三年,开了五六次讨论会,写出来以后相互交流、切磋,讨论写得全不全,评点是不是客观公允。
该套从书在学术界的反响相当不错。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专家张岂之先生对该套丛书基于高度评价,并为该丛书撰写序言。台湾也非常重视学术史研究,台湾“中研院”牵头撰写了一部中华民国学术史。当得知我们这套丛书的研究和出版情况后,台湾学者都感到很惊讶,想不到大陆学者对学术史的研究走在前面,并做得这么系统,并表示与我们策划这方面的合作。
又比如,我社的传统品牌图书“剑桥系列史”,继《剑桥中国史》、《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之后,正在组织外语与专业双优的学者翻译出版《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共33卷,3000多万字,“剑桥基督教史”项目(多卷本)也已启动。几套系列丛书的出版必将在我国学术界各个学科引起强烈的关注。
还有中国社科院的重大项目,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192卷,现在已经出版37卷,该丛书囊括了社科院学术大师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我社正在启动的“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发展工程”。该工程将现有的年鉴扩展为学术年鉴和行业年鉴,在现有15个行业或学科年鉴的基础上,力争用5年的时间,扩展至40个以上,做大做强年鉴品牌,形成整体规模优势。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系列丛书”(共5套,每年出20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文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文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文库》、《社科学术文库》等都是我社的特色产品。
我社还出版了很多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大奖的学术精品,如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和印度梵语经典《摩诃婆罗多》。其中,《摩诃婆罗多》历时17年的艰辛后出版问世,这是印度原典以外的唯一译本。《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由30余位学者历时二十载编纂出版。还有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的《老子古今》、《马克思传》;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获得“三个一百”(人文社科类)原创图书出版工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等等;我们最近还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历时三十余载、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外,还有11卷本的《商代史》及《新中国经济学史纲》等一批在社科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精品图书。
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大众化的图书也很受读者喜爱,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编著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江泽民同志亲自作序。该书入选2012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发行10万余册。
这些图书都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精品书,凸显了出版对于学术研究的引领和组织作用,发挥了出版工作的独特价值。
百道网:新的发展思路指导下,社科出版社近几年的社会效益如何,取得了哪些成绩?
赵剑英:这几年,我们通过调整发展思路,深化体制和机制改革,专业书、精品图书的比例大幅增加,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这一成效突出表现于以下几个影响指标:
譬如,2010年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显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综合学术影响力在全国581家出版社中排名第五,这是南京大学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影响力科学研究的结果。
比如,由教育部正式公布的第六届(2010-2012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我社荣获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25项,总计37项,在全国获奖出版社中名列第二。比如,近几年我们承担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国家级重点出版项目重大项目的数量在全国出版社中都一直领先。如在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评选中,我社推荐入选共8项,位居各出版社之首。《成果文库》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该文库要求严格,入选率很低,推出的成果集中代表了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还有,我们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数量也一直名列前茅,近两年在各出版社中连续排名第一。
因此,我认为,只要方向对了,目标对了,措施跟进,出版社的发展就会稳步发展。
百道网:立足学术出版,社科社的经济发展效益如何?
赵剑英:单论经济规模,我们没法与大的出版集团相比。我们图书生产规模还比较小。这是因为我们是纯学术出版社,没有任何教材教辅或其他政治资源。但是,近年来,我们的发展速度很快,出书规模和企业收入大幅增加,2009年至2012年,出书品种三年来累计增长76.52%,总收入三年来累计增长74.3%,纯利润三年来也显著增长。我们的发展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主要体现在发行回款、品牌收入和数字出版收入增长较快,人均效益不错。
这些经济效益是在我们坚持学术出版主业,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没有教材教辅,也没有国家的财政拨款。我个人认为,一个学术出版社一分钱拨款都没有,能够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实属不易。社科出版社一路探索过来,已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百道网: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依据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发布《2013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报告》,社科社在全国581家出版社中排名第六。这充分表明,社科出版社在图书“走出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请问在将中国学者推介到国际学术圈子的工作上,社科社是如何布局和展开的?
赵剑英:这个国际影响力是指出版社出版的书被国外收藏的数量。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评判国内出版社学术出版成果的视角。我们感到很荣幸。这两年跟国际大的出版集团,剑桥大学、施普林格等出版社都签约,去年签约20多种,今年能完成将近40种。
随着中国的强大,作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的崛起,肯定要有相应的学术成果、思想成果要走到国际舞台上去。一个是国外渴望了解中国,第二我们也要主动的推介出去。所以我感觉到现在对国内学者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把他的著作推介到国际学术舞台,进入西方社会。如果这种产品多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的影响力就上去了,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而且现在我觉得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了。
学术走出去关键是要打造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我认为,围绕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现状,以国际视野及理论思考为基础,向世界阐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就非常具有价值。现在我们正在推《理解中国》这套书,全是国内一流学者写的,而且要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同时适合外国人的阅读方式。第一本书就是蔡昉写的《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第二本书是李培林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李捷的《中国改革开放史》和《中国道路》计划明年出版,第一期策划20多本书。这套书的定位很明确,国内要做到权威阐释,同时要走出去,这些大学者虽然都很忙,但都欣然答应撰写。此外,我们还有其他精品如王曾瑜(等)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宋辽西夏金》列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库》,这个文库评审是非常严格的。
百道网:具有较高的学术规范是学术精品的一个重要指标,社科出版社是如何加强学术规范建设的?
赵剑英:作为学术出版社,重视学术规范是社科出版社的传统。我们始终重视学术规范建设,保证图书的学术质量。2012年,我们组织有关人员,在充分调研国内外学术出版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善我们的出版规范,从思想内容、文字、版式、体例等方面进一步提高规范要求,如参考国外图书规范,增加主题式索引。
在工作中,我深刻认识到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我觉得社科出版社是大有可为的,做好书是一种出版人的价值追求,也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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