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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积弊之深让国人上下揪心。虽说讨论教育问题成为日常社会话题,也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多是就教育谈教育,对教育的深层病因探索不够,故而难以提出有效治本之法。郑也夫先生这本《吾国教育病理》一书跳出教育的藩篱,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探讨,穷根究底,直指根本,开出药方。本书秉承郑先生一贯的治学风格,厚重的理论、广博的知识和信息,以及优美的文笔融在一起,向读者娓娓道来那些你想象不到的真知卓见和大小道理。阅读该书在理解中国教育的同时,更是一种难得的激活思维的智力活动的享受。
本书中关于教育和创新人才的论述给我印象极深。从进化角度入手,郑先生认为,“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都是稀缺的”,原因是“基因注定的,不可更改的,至少在基因工程启动之前的历史是这样的”。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让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那样稀少呢?因为人类历史上环境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是稳定的,稳定的环境人们依靠前辈积累的经验可以应付生存,对创新的需求很少。也因此,人们后天的学习主要在模仿,而不是创新。可是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这个我们生存的环境。享受工业革命的成果同时也遭遇到了祖先不曾遇到的新问题。因此就要以创新来解决新问题,同时又制造新问题,再通过创新来解决。
培养创新人才教育领域最时尚的词汇之一,而基因决定了这些创新人才是“稀有动物”。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能识别哪些人是稀有的创新人才。可惜,郑先生从智商、知识积累、成绩单与创新能力关系的角度分析的结论是,我们难以找到可靠的东西来识别潜在的创新人才。
知道优秀人才是什么样子,我们尚且未必可以培养出来。对于我们识别不出来的那些稀缺的创新人才,还谈何培养呢?可是,我们教育界似乎共识性地在致力于“培养创新人才”。所以,针对中国社会和教育揠苗助长的现实,郑先生很痛心地指出,我们的教育不是在促进创新人才的成长,而是在摧毁学生的创造力。这也是现今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所在。
根据郑先生的分析,创新者往往都是“脱离正轨的人”,而我们的教育对这些不着轨的家伙通常是难以容下的。我们的教育是“扁平化的”。有创造力的学生被繁重的复习和考试磨去了“个性”,成绩差些的一再督促和努力,也把成绩提起来了。这样整个教育出来的学生群体同质性很强。所以作者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这种过度的干预中,原本有着创造潜能的少年,被修理成常人”。
在论述创造力的摧毁时,作者提到了古代科举与当今科举的不同。科举制筛选的人才在智商上是优秀的,但其最大的缺点是不但不能筛选出,甚至极大地扼杀着有创造潜力的人。古代社会因为对创新的需求小,所以科举的这个负功能没有大碍。但是当今社会极大需求创新,依旧无休无止的复习和科目的增多,造成当今学生比古代举子负担重得多。加上教育的大众化造成“今天的竞争十倍于古代,乃至现代科举制对创造性的杀伤力也十倍于古代。”
所以,在认知上的不对称,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如何识别创造潜力的人才,更不知道如何培养,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怎样很容易摧毁创造力。这告诉我们“创造潜力是脆弱的东西;而积极的努力不是有益无害,大不了白干,而是为害的可能性颇大”。超一流的创新性人才都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所以,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都需要“提供一个宽松、宽容、自主、自在的学习环境,不做其他干预,不期然地,创新性人才就产生了”。
不过,虽然宽松环境重要,但是一定程度上,识人的“伯乐”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想就六祖慧能的例子来做点分析。郑先生举慧能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极富有创造力的人与教育的关系的。学校不能刻意培养这些人才,但是那些创造性人才也不能没有教育。慧能没有像其他僧人那样有机会苦读和听讲,只是一个边缘的杂役,但是,如果他没有进入五祖弘忍所在的东山寺,就没有机会“捕捉到东山寺庙空气中飘拂的佛学信息,他便只好依旧是个俗人”。在700个僧人的大寺院,成就的是这个边缘的杂役。我们的社会和教育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东山寺这样的学校,能让空气中飘拂有这样那样激发“灵感”的一点东西,但是也需要有眼光的“弘忍校长”。而且六祖做杂役是不是弘忍的刻意安排?也值得注意。郑先生专门讨论选材一章里就提到科学史上的一个美谈:戴维的最大成果是发现了法拉第。这样看来,虽然发现人才理论逻辑上困难,但在实践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关键是要有有眼光的“伯乐”。
激烈的高考竞争无疑是摧毁创造力的大端。要改善这一生态,有个好的成长环境,就要缓解“军备竞赛”式的竞争。就此,郑先生提出“分流”,减少竞争的参与者。考大学前,一部分学生要离开考大学的队伍,去职业学校或者去作坊直接边干边学。作者认为,通过分流,参加高考的人数大大降低,从而可以缓解高考竞争。德国的分流是早期分流成功的榜样。德国学生十岁开始分流到不同轨道的学校,有的去主体中学,有的去实科中学,有的去文科中学,还有综合学校等。只有去文科中学的学生大部分人以后读大学。其他学校的学生优秀的还有机会读大学,但是比例很低。早点分流找到职业兴趣点,通过学校与公司的双元制培训,掌握技能,进入社会。既然最终能够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数有限,晚分流还是要分流,而且许多人成了高考的陪绑,高考失败,也无一技之长,然后从头再来,学习一门谋生技能,代价何其大!所以,早点分流对缓解陪绑是一剂良方,对学生个人,其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都有莫大的好处。
陪绑问题也是郑先生多年来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而且也把分流作为减少陪绑的一个办法。除了高考陪绑,大概在中国教育中,外语学习中的陪绑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我和郑先生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中国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中,多少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外语学习,不仅学习的结果,多数是应付考试的英语,实际应用中的听说读写都不行,而且实际上“最终只是少数人有机会使用”。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不都是在陪绑吗?为什么成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因此,作者提出,“我们非常有必要通过大规模的调查搞清楚两个事实。其一,学生们初中、高中、大学期间在外语学习上花费了多少时间,要搞清平均用时及不同用时组的时间花费情况。我相信这项时间支出是巨大的。所以也就极有必要展开第二项调查:多大比重的人口在毕业后使用了外语,分别是在何种程度上使用的。如果情况严重,即大多数人花费过很多时间学习外语,而日后很高比例的人口完全没有用场,我们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和设计外语学习的位置。”
多样性的生态,就如同一个森林里,许多种动植物都可以找到自己生活很好的小生境,大的可以成其大,小的也自得其乐。正如作者所说“教育大一统在我们可以想见的一切维度上,消灭多样,制造单一。其最突出、最触目的后果是千校一面。千校一面的特大弊端有二。其一,它不可能完成社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期待。其二,失去了实验的机会和可能性。大一统打造单一的标准,单一的标准直接、间接地导致激烈、恶性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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