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我是出版人。从业三十多年来，从理科到文科，从小编辑到主持一些大型项目，接触过太多书稿，太多学者。同时我也是一个乐于写作的人，一面编书，一面学习，向作者学习，向书稿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终生志向也是在编出更好的书，写出更好的书。现在谈学术与文采问题，立刻引起我许多联想。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愿意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我是出版人。从业三十多年来，从理科到文科，从小编辑到主持一些大型项目，接触过太多书稿，太多学者。同时我也是一个乐于写作的人，一面编书，一面学习，向作者学习，向书稿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终生志向也是在编出更好的书，写出更好的书。现在谈学术与文采问题，立刻引起我许多联想。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愿意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一 学术的责任

谈到学术，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那样一些词汇：艰深，生涩，枯燥，冷僻，难读，难懂，……究其原因，无外乎四点：一是用词的专业化，专家们会根据表述的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封闭或半封闭的语境，让外来者、旁观者感到陌生。二是专家们在自觉不自觉中，将自己的论说小众化，预设好既定读者，因此忽略或不屑于阐释性、描述性的表达，以及不注重修辞的表述。三是通常学术论文的文本规范，只注重所谓学术水准，并不提倡甚至禁止著作者的文字发挥，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中尤甚。四是久而久之，上述原因导致学者群体文字表述能力的退化，出现一些只会写“规范论文”的专家，却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学术观点，运用生动的语言，或运用丰富的文体表述出来。

我这样说，可能有专家会反对，认为顾名思义，专家之高贵，当然不能等同于小说家、散文家或芸芸写手了。其实也不尽然，我见过的大学者，其中实在不乏文笔优美、善于表达的人，像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作家中学术水平高超者，也不鲜见，像王充闾、苏叔阳、祝勇。即使在自然科学界，也有许多大科学家文采飞扬，很善于用优美的语言，将他的科学思想表述出来，像华罗庚、王梓坤、苏步青。以上旨在说明，学术文章的风格，并不等同于枯燥、乏味、艰深那些名词，其实再难懂的学问，我们的学者也有用生动的、有文采的语言，将它们表达出来、述说清楚的可能。关键在于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能力，以及我们的追求。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学术专家的责任。一般说来，他们在著书立说时，应该明确两个责任：一是学术的正确性与创新性，再一是说清楚你的思想和学理，让更多的人听懂，更多的人知道。前者不用说了，对于后者，许多专家往往认识不足。其实它很重要。记得在一九九三年，我曾经去西班牙参加一个国际科学史大会。会上许多专家的发言，很少有人听得懂。大会结束时，会议主席、美国人道本先生作总结发言，他的大意是：我们的研究有两个要点，首先是科学史研究的深入与新发现，这很重要；其次是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依然很重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者，都应该重视被大众“知道”的意义。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陷入孤芳自赏，陷入为了“吃饭”而研究的境地，发展下去，圈子越来越小，知道的人越来越少，迟早会被社会唾弃，那是很可怕的。[1]

及此，我们得到结论：强调学术文章的文采，对专家而言，不仅是锦上添花，更不是画蛇添足，是水平，是能力，更是一个优秀专家需要完成的责任。

二 文采的意义

做学术出版，我们首先会建立一个专家库，将各学科名家汇拢起来，然后进行分级判断，确定一流专家、二流专家，直至末流。在各个等级的专家流中，我们又会分析哪位专家的文章好读，哪位专家的文章好看，哪位专家的文章有文采。有了这三个特点，他的书稿就会受到编辑格外重视，因为在学术水准等同的条件下，它们更有文化传播价值，更有商业价值。

举一个例子。二零零三年我还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时，曾经出版过 尹宣先生译作《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麦迪逊著）。这是一部公认的经典著作，尹先生为之付出大量精力，出版后获得许多专家如李慎之、资中筠、徐友渔等好评。尹宣先生在后记中写道：“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长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2]但此书内容太专门化，所以印量很小。

二零零四年，易中天先生读到此书，兴奋不已，立即把它改写成《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并且在后记中写道：“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七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所以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重讲的原因，是因为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辩论》，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阅读起来并非没有一定难度；……我一贯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我想把这段过程，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当然，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中的材料，……即制宪代表所有的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我希望这并不至于侵犯尹宣先生的著作权。”[3]结果，易先生改写的这部书立即畅销，一连出了好几版。

在这里，我们暂且放下易中天先生是否侵权的事情不论，他写文章的表述能力与文采，确实让人敬佩。他提到的“换一种表述方式”，也表现出一位学者的文字功力。易中天先生名扬天下，除去电视等媒介炒作的因素，以及他丰富的肢体语言，他善于生动表达的文字，还是一直受到出版界的认可。由此联想，更有学术功力且更善于文字表达的学者还有很多，像钱锺书与他的《管锥编》，葛兆光与他的《中国思想史》，扬之水与她的《诗经》器物研究等，其研究对象艰深无比，但他们都能把自己的学术思想生动明白地表达出来，写出文采，赢得读者关注，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都有会写文章的本事。

当然，我觉得文采的意义是丰富的。谁都想将自己的文章写得像《道德经》那样精简恰当，像《论语》那样字字珠玑，像《庄子》那样妙笔生花……当代作家文字精道者寥寥无几，前有黄裳先生，后又王充闾等先生，如果我们把文章的风采局限于这样的楷模，一定会生出仰高弥坚、无法追随的慨叹。其实文章好看不仅于此，站在出版的角度，我曾经品评过几位先生的文字，有黄仁宇先生，王充闾先生，张中行先生，梁宗巨先生，他们都是善写文章的大家，都有文采，文采的表现却迥然不同。下面我把他们的故事分述如下。

三 黄仁宇的“白茉莉”

对于学术创作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关注之一是人们惊叹：这样的学术书，竟然写得如此好看；关注之二是人们质疑：这样的写法，符不符合学术规范呢？

其实在海外，这样的文体并不鲜见，像史景迁的《天安门》，孔飞力的《叫魂》等。文革时期国内外隔绝，思想僵化，许多事情都受到思维模式的禁锢。而我注意黄仁宇先生的写作风格，是因为那时我正在参加三联书店“中华文库”写作，我的题目是《数术探秘》。责任编辑潘振平先生谈到写作风格时，他对我说：“虽然这套书是学术著作，但它要以讲故事的方式写作，强调文字的优美、完整和可读性。把引文与注释都放到每章的末尾，参考书目放到全书后，这样既可以保证著作的学术价值，又不影响读者的轻松阅读。”他接着说：“你可以看一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后来的写作，我按照责任编辑的要求做了，把一排排“鱼骨刺”式的注释，都放到每章之后，文中叙述尽量避免大段引文；引文尽量转为自己的语言，融入正文的叙述之中；读者需要深究，查阅章后的注释好了。那时我只有二三十岁，这样的学术写作训练，对我一生的写作都产生重要影响。

回顾黄仁宇先生的写作过程，其实他也不是一步就达到我们今天见到的《万历十五年》那样的风格与文采。此前他花费五年时间写《明代的漕运》，并由此获密执根大学博士学位；他花费七年时间读一百三十三册《明实录》及相关资料，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这些纯学术著作印量都很低，比如后者，一九七四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仅买了八百多本。一九八五年他写《中国并不神秘》，试图从纵向上研究问题。结果出版社请专家审稿，三次都未通过。黄先生说：“他为这部书稿举行了三次葬礼。”埋葬它的人，正是大汉学家亚瑟·莱特和费正清。此事对当时年近六十岁的黄仁宇先生的自信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九七六年他又写出《万历十五年》，在横向上给出中国历史的一个切片。但是，他的稿子也被英美出版商们推来推去，直至一九七八年，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一九八一年出版。在此过程中，由于黄先生没有新著问世，被纽普兹大学辞退，失去正教授的职位，甚至落到领取社会救济金的地步。

为什么会这样呢？正是黄先生的写作体例与文采出了问题。在《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完成时，黄先生几乎找不到出版者。审读专家嫌他独辟蹊径的创作风格离经叛道，学术论说不够深刻明晰。出版社却迷失了对于作品属性的判断：学术出版社说它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写成的，更像是一部历史小说，“全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俗流的文人在狱中自杀作结。”商业出版社却告诉他：“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周末住在郊区的白领读者，能够从阅读中放松自己。”黄仁宇先生曾经愤怒地说：这样的评价冲突，“我听得太多了。”[4]

但最终黄先生还是放下身段，在学术与文采之间不再摇摆，而是创造出一条写作新路。结果他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运用优美的文笔讲述明代故事，获得极大成功。他的《万历十五年》共二百八十一页，其中参考书目一百三十四种，注释五百五十五条，再加上附录，共占掉六十五个页码，几乎是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即使这样，它依然成为畅销书，正如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在书评中所说：他将“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5]

董桥先生非常赞扬黄仁宇先生的文采，他对黄先生文章的评价最为生动。他在短文《窗外一树白茉莉》中写道：“在赫逊河畔纵论中国历史的史学家黄仁宇既写出了那部轰动中外的《万历十五年》，也写过两部历史小说：《长沙白茉莉》和《汴京残梦》。这两部作品虽然没有拍成电影，黄仁宇却已经先把历史扔出窗外，凭记忆重组历史谱成小说了。他的《万历十五年》当然也是这样改编‘小历史’去体现‘大历史’的景观。……中国这么多病痛，给黄仁宇扔出窗外的历史，终于长出了亭亭一树白茉莉。”[6]

四 王充闾的“英雄情结”

王充闾先生散文自成一家，个性鲜明，实为“学者散文“的风范。他擅长几种文化场景的写作，各见优长，各见功力。对此，世俗的评说并不一致。那一天几位评论家坐在一起聊天，讲到王先生作品，有说他游记写得最好，有说他历史散文写得最好。还有一位谈到，王先生各类文章恣肆汪洋，气象万千，实为他旧学功底深厚，支撑他一生不断发力，每每落笔惊风，为今人所不及。但也是旧学作祟，使先生文中时时露出些学究气。可叹一代散文大家的文风，成也学术，涩也学术，不可兼顾。只有《碗花糕》一类文章，写得最顺畅，将来必成经典。我非评论家，对王先生文章缺乏异见，只是崇拜。如果说到阅读感受，让我飙泪最多的，却也是《碗花糕》、《母亲的心思》和《小妤》了。

说到王先生学术功底，赞誉之声多多。有一次我们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王先生作为贝塔斯曼邀请的知名作家，在会上签约他的英文版著作《乡梦》。还有苏叔阳先生，他参加《中国读本》德文版的发布会。那一天我们的活动大获成功，又赶上是中国的农历八月十五，晚上，我们在一家中餐馆聚餐。席间，苏先生兴起，要为大家朗诵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知道，苏先生曾在中央电视台等许多晚会上朗诵，他的表演绝对是一流的。果然他一开口技惊四座，全酒店的人都站起来为他鼓掌，连厨房的大师傅都跑了出来，请他再朗诵一遍。这时苏先生说：“朗读古诗词，不单是表演，关键是要把古音读准。记得有一次我指导一个朗诵晚会，为那些主持人、演员指正读音，他们错误连篇，让我说的都张不开嘴了。今天不同，有充闾先生在，他懂。他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几位有大学问的人。”再朗诵时，苏先生每读一句，请充闾讲解一句，如珠联璧合，那情景让我至今难忘。

对于王先生的学术功力，我也有亲身体会。二零零六年我的著作《数与数术札记》编好，请王先生赐序。他写长文《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其中写道：“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摆脱哲学，区别只在于自觉或自发、系统或零碎而已。同样，任何一门学问，也必然都反映着哲学的探求与诉求。而数学作为一种同经验无关的人类思维的结晶，更需要哲学的支撑。当然，哲学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否则，就会消解哲学思维中的科学精神，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柏拉图有一句名言：‘没有数学就没有真正的智慧。’智慧是被运用于生活中的哲学，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英国的著名学者罗素，正是踏着数学的阶梯步入哲学堂奥的。以建立‘集合论’而驰名于世的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从早年起，我就不把自己局限在数学领域，而是努力去熟悉、理解各个时代哲学家的著作；所以很自然地，我的论文要是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的关注，那我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奖赏而倍感欣慰。’”[7]只此一段论说，会让你看到王先生另一面知识的广博。

我曾经主持出版王先生七卷本“王充闾作品系列”，一直认为它们是学术与文采美妙结合的典范。来京工作几年，多次遇到中学师生让我推荐阅读书目，我总是将王先生的文章放在第一位，我说，虽然王先生的名气没有那样火爆，但有志于写作的人，一定要学他老老实实地读书，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写文章，一个字、一句话都不放过。正如他推崇的李贺那样，李贺的母亲评价李贺作诗：“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王先生赞道：“但这种苦吟，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这一句貌似平淡的话，恰恰流露出王先生一生为学的态度和生活取向。[8]

从学术论说的角度看，王先生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文的评价与判断，既见功力，又有高超之处。比如由张学良等人物引出的他对历史英雄的论述，每每震撼我的心灵。首先他确定在每一出历史闹剧中，人都充任着悲剧的角色。除去张学良，还有李贺、曾国藩、李鸿章、香妃、纳兰性德……在王先生优美的笔端，始终在说明那样一个人生哲理：喜剧是短暂的、偶然的，悲剧是永恒的、必然的。接着，王先生又从“英雄”这一概念入手，深刻剖析了人生悲剧的本质。比如张学良，王先生着墨最多，论说也最完整。他面上的叙述显得有些笔软，他讲到“英雄”的定义时，其中蕴含着他对于世俗的厌恶。他还讲到英雄入世的三步江湖，一步在“英雄无奈是多情”，再步在“英雄大抵是痴人”，三步在“英雄回首即神仙”，细细思索，步步都是纠结，处处都是绝路。最后得到结论：“世事无常，英雄多舛”的必然宿命。

我常时思忖，王先生的人生，是否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书生气质，英雄情怀。由此推演到他文章的悲观情绪，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他阅世的态度。我在与他接触的过程中，聆听他的教诲，还会从悲观中，感受到一种高傲的精神。那精神时而如汹涌的波涛上下翻动，时而如面上波澜不惊的海洋隐忍安歇。巨大的内力，在他貌似文弱的身躯中蕴藏，未来，他情归何处呢？当然是庄子！他在《寂寞豪梁》中写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孔子、老子、惠子，而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周。我曾在书评中写道：“在这里，王先生悲剧人生的观点得到了清晰的诠释，他同时也给出了逃避世俗的‘避难所’。不，不是避难，而是超越。个性与自由，让充闾先生的精神境界插上理想主义的翅膀，翩然落脚于现实主义的笔端，在那里，层层叠叠的蔷薇花绕满蜿蜒的矮墙，花影间娇莺自在，戏蝶流连，远山青青，近水悠悠……”[9]现在，王先生应作家出版社之邀，在写庄子。我相信，此一笔落下，一定会使王先生的精神再度升华，彻底走出悲观的情绪！

五 张中行的“明白如话”

关于张先生的事迹，坊间流传甚多。我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张中行，在暮色的流光中归隐》，我写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先生突然发力，落笔生花，才情毕现。十余年间，出书十余部，一举‘暴得大名’。人们开始关注这位老者近乎传奇的一生。有说他创造了散文的‘新体’，有说他的《顺生论》是当代《论语》，还有人建议搞一门‘张学’云云。再加上杨沫、《青春之歌》、余永泽一类故事的点缀和推助，更让老爷子火得一塌糊涂。就说‘美誉’吧，诸如布衣学者、燕园三老、朗润园四老、文坛新秀、文坛老旋风、负暄野老、高人、逸人、至人、超人等等；称‘家’的名分也不少，有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杂学家、古汉语专家、散文家等等，直至国学大师。面对如此‘哄抬’，张先生摇着头说，能做一个思想家，已经很不容易了。”[10]接着，我从文体、风格、行文和功力几个方面，阐释了张先生的文章特点。

先说文体。文人为文，素有“学者文”与“作家文”之分。张先生的文字归于哪个阵容呢？说实话，两者都不像。有人说，张先生横跨两界，写的是“学者散文”。季羡林先生反驳说，时下伪学者遍地都是，人人皆称“学者散文”，张先生岂能与之为伍？即使是“学者散文”，也应该归于韩愈、苏轼一类。张先生自己却说，他写的只是些“不三不四的文字”。启功先生的评价更为精彩、准确，他说张先生的文章“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雨”。自评与他评，两相对照，讲的都是文体的剑走偏锋。我由此突发谬想，如果按照职业划分散文的类别，也许会得到另一个很有趣的文化视角。比如黄永玉先生的“画家散文”，金克木、陈平原先生的“教授散文”云云。那么，称张先生的文章为“编辑散文”，是否也会得到一点启示呢？

再说风格。张先生的文字风格是极具个性的，季羡林先生说，读文章，读上几段就能够认出作者是谁，这样的作家很稀少。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张中行也是一个。那么，张先生的风格是什么呢？一是“句子短”，每句话很少超过十几个字。“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气韵生动，天趣盎然；文从字顺，但绝不呆板，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季羡林语）二是“语言白”，他推崇的是叶圣陶先生的风格，“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三是文中几乎见不到成语、诗词、名言、空话、套话一类东西。对于张先生这样的文字追求，许多人提到他的老师周作人先生；我却又想到他的编辑生涯。张先生多年编辑中学语文课本，他身边的吕叔湘、叶圣陶等语言大师的影响，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

还有行文。张先生讲求的是“惜字如金”。 他赞成叶圣陶的观点，“你写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说明你不行。”按照这样的观点，分析黎锦熙、王力和吕叔湘三位语法大师的文章，张先生发现，黎锦熙先生笔下既不清晰又不流畅，王力先生笔下不能简练，只有吕叔湘先生能写得好，因为吕先生是一位“水平与认真”并重的人。张先生曾经与吕叔湘先生合作，为《文言读本续编》作注。他回忆道：“我起草，吕先生定稿，出版之后我看，心中戏言，这就是当代的《吕氏春秋》，不能增减一字。”

后来张先生写文章《动笔前想想如何》，提出自己的文章“只许退，不许改”，引来不少议论。读此文，最初我也不太理解，甚至怀疑张先生出名之后，也有些霸气了么？其实不然。他说那样的话，是站在编辑的立场上，表述着一种写作境界；也是站在逆向的角度，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作家，勇于树立“只许退，不许改”的自信！当年叶圣陶先生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对稿件的审读极其认真，但张先生的稿子，就可以“不看照发”，因为他的文字靠得住；类似地，张先生审读吕叔湘先生的稿子，也是“可以偷懒，不看照发”。张先生叹道：“当编辑是很苦的，因为像吕先生那样的作者太少了。”

还有功力。张先生编辑水平究竟有多高呢？我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值推广普通话运动盛行。叶圣陶先生是江苏人，普通话说得不好。他写东西时，担心出错，就请张先生审读、编辑自己的许多文章，发表后稿费也要分给张先生一部分；并且提出“不限语言，内容也要把关”。像那本有名的《叶圣陶童话选》，就是由张先生整理定稿的。张先生回忆说，此书出版后，他不放心，又检查全书，看到《稻草人》那一篇，写牛“扬着头看天”。他担心“扬”字错了，它是否应该改为“仰”呢？不久张先生发现，《红楼梦》中也有“薛蟠扬着脸”的用法，才消除了自己的担忧。

最后提示，谈学术文采，不能不提张中行；谈张中行，不能不提他文章的两大特点。其一是他的职业影响，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编辑，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处处都闪现着一位老编辑的职业特征。这一特点，我们也可以在另一位老编辑周振甫先生的文章中看到。其二，张先生强调写文章“明白如话”，却是白话文发展的目的所在。在此意义上，张先生也是一位伟大的实践者。他提出文章用字要少、句子要短、要有韵律感，明显是在强调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血肉传承；而“明白如话”，正是提倡白话文的基本目的。目的明确，文采的追求才能有的放矢。

六 梁宗巨的“数学故事”

梁宗巨先生是一位数学家。我们谈学术文采，讲的大都是文史哲方面的人物，讲科学人物就很难。但在我的作者中，出色的人物还是有的，梁先生就是一位让我终生难忘的学者，一位文理兼通的大家。也可能是家学渊源，他的哥哥梁宗岱先生就是一位大文学家。梁宗巨先生学化学出身，但他文笔之美妙，即使放到文科人物中比较，也是优秀的。

我是数学系出身。记得一九八二年初，我们几个理工科大学毕业的青年人，被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工作。上班的第一天，一位老编辑给我们来个“下马威”，他指着桌上的一部书稿说：“读一读稿子，限你们三天之内，每人写一篇审稿意见。”交稿的那天，老编辑把我们的“审稿意见”贴在墙上，让更多的老编辑们围观。他们一阵阵的议论，让我平生第一次品尝到“文化羞辱”滋味。错字、标点、格式、文体……处处都是毛病。“这样的文字基础，怎么当得了编辑呢？”一位老编辑小声议论着。我忍不住接话：“我们是学理工的嘛，怎么能比得了你们这些文史哲出身的人呢？”闻此言，那位老编辑递给我一本《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一九八零）[11]，他说：“读一读这本书，它的作者梁宗巨是复旦大学化学系出身，但他的文字水平远在我们这些人之上。”这正是梁宗巨先生的大作，它本来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学术专著，梁先生的笔法却像讲故事一样，条理清晰，文字干净，注说完整，容易理解，妙趣横生。我立即被它征服了，无话可说。后来那位老编辑把我领到书稿档案室，找出梁先生的原稿让我看。阅后，我更加折服得五体投地。整整四十万字的书稿，用钢笔一笔一划写成，没有一个错字，没有一处涂改。怎么会这样完美呢？老编辑说：“梁先生写作，选用比较厚的稿纸，写错字时，他就会用刀片将错字刮掉、重写，决不肯涂抹。另外，你仔细看梁先生的字，它们的笔画都是绝对准确的，‘点’就是点，‘捺’就是捺，决不会混淆。”接着，他还谈到注释，梁先生坚持在给外国人标注外文名字时，一定要首先标出他的母语国家的名字，然后再根据需要，标注英文或其它语种的译名。他还谈到索引，梁先生坚持一定要列出中文、外文两套检索，等等。

后来我与梁先生经常接触，我曾经问他，为什么那本《世界数学史简编》写得如此流畅、如此完美，如此文采飞扬，甚至超越了学术专著固有范式的窠臼？他说，这里面包含着两重意义。一是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中浸润着生活的泪水和血水。梁先生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四十万字的《世界数学史》书稿。但是，文化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生活的宁静，也摧毁了他的学术研究。他的妻子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他的女儿受到造反派的惊吓而精神失常，他的哥哥梁宗岱被关进牛棚，他的书稿也被付之一炬……等到这一切都烟消云散的时候，他再拿起笔，心中的学问已经化成一种宗教式的崇高与冲动。生活与生命的意义都被结成文化精神的力量，支撑着梁先生那支神来的妙笔。再一是是他的学术追求，他说写科学著作，尤其是科学史著作，不是说把符号化的东西叙述出来就完成了任务，他还希望为科学的骨架上，恢复肌肉和皮肤，赋予他们生命，使它们有血有肉，不再枯燥乏味。后来我为梁先生出版过《数学历史典故》和《世界数学通史》，学术是一流的，文采也仍然是一流的。

七 一点思考

我从事出版工作多年，看问题的视角会与专家学者不尽相同。以上重点例说的几位大学问家，或文或理，或偏重学术，或偏重写作，他们的才学都是公认的。学术界赞誉他们，大众阅读赞誉他们，出版界赞誉他们，为什么？当然是他们高超的学术水平与优美的文字风格在起作用，实现这一点，除去天赋的因素，学习、追求与辛劳，都是必须做到的。仅此而已。

参考文献

[1]俞晓群.这一代的书香.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尹宣译.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记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3]易中天.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

[5]黄仁宇.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

[6].董桥.回家的感觉真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

[7]王充闾.序.俞晓群.数与数术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5.

[8]王充闾.王充闾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9]俞晓群.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台北：网络与书，2006.

[10]俞晓群.前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11]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

《文化学刊》2013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