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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09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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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期,传记、散文的写作和出版相当不景气,如果说其似乎走入了万劫不复的泥潭,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涌现出的传记散文,便犹如注入其中的一溪清泉。这个潮流的代表,前有卞毓方、王充闾,后有李国文、梁衡。为了增加作品的形象和直观,以及与读者的亲和力,这些作者毅然走出书斋,亲临历史的现场,感受历史现场的氛围。这种传记散文,建立了豪放、大气的话语模式,站在历史的高度来驰骋自己的想象力,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以及文化的追忆缅想,对散落的历史碎片、零星的历史材料进行重新拼构,刻画人物的新脸谱,再铸历史新貌,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
这种文体,有人称之为大散文,在我看来,由于它还不能独立于历史人物而存在,与其说是大散文,还不如说是传记散文。正当传记散文作品在华文界掀起阅读热、洛阳纸贵的时候,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史景迁也正以他的教学和作品,深得广大学生和读者的青睐。 其之所以自取中文名字史景迁,意在表示对我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敬仰,终身追求司马迁叙事史学的风格。细心的读者或许明白,《中国皇帝· 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等就出于他的笔下。无论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还是连姓名也不知道的乡村妇女王氏,史景迁都平等地将他们视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分子,以极大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叙述着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
专攻散文的作家把眼光移向人物,历史学者将手向传记伸援,凸显出传记散文在当代的价值。而传记散文化、散文传记化的文体合流,打破文体畛域之限,则彰明了传记散文在当代的独特意义。
一 文体考察:人物主体在散文中的表现
传记散文是散文长河的支流,是散文百花园中的奇葩,当我们轻舟荡漾于这一脉清流,信步倘佯于这一丛奇葩,我们会发现,传记散文是那么的丰富多彩。
早在先秦时代,传记散文就有了,《左传》、《国策》 中里有一部分作品记录人物在社会上或政治场合中的言行。只是,正式以传记形式出现的,当首推汉代的《史记》。从汉代司马迁开始就正式用“传记”这一形式来为人作传,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刻划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史记·列传》中,他基本上创立了为王侯将相、高士名流作传的传统。对知名社会人物的歌功颂德或客观评论的传记散文到了唐代有了新的发展,柳宗元以极大的热情去描写人,揭示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的东西,并以此为参照物揭露社会的丑恶东西。到了现代,鲁迅的《朝花夕拾》以清新、平易、深情、舒缓的笔调,记述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片断,抒发对亲朋、师友的诚挚怀念,从而成为其中的精品。
关于散文文体特征,近年来争论不断。有人认为散文是一种没有边界的文体,也有人认为散文沦为“文字收容所”,任何不能归入其他文体的文章都可归入散文。在所有文体中,散文的确是最庞杂的,这主要表现在:主题内容无所不包、创作者数量庞大、读者广泛。这样看来,散文确乎会因为没有可视的“边界”而失范,不过,散文有一点是最要紧的,那就是情感因素,或者叫个人生命体验。在小说里,情节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在诗歌里,韵律是构成诗句的规律;而在散文里,情感是构成散文内在规律的惟一逻辑。好的散文给人带来的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交流,是精神对话的享受。
然而,如何区分散文与传记,对于多数人来说,至今都不是容易事情。在中学课本中,《藤野先生》(鲁迅)和《我的母亲》(胡适)都是记叙了一些自身与他人的事,为什么说前者是散文,后者是传记?如果我们不把它们都归于传记散文之类,是否就会陷入误入理论界的无谓纷争。
当今散文种类和概念繁多:女性散文、学者散文、历史散文、文化散文、情感散文、生活散文、日常散文,还有“我的鼻涕”、“一地鸡毛式”的反文化散文。但是,考察古代散文的发展后我们发现,文学性较强的还是传记散文、自然山水散文、抒怀散文等。传记散文因为写人性格鲜明,记事选材得当,结合了传记和散文交互影响的特点,从而成为具有较高文学品位的文体。
二 文本分析:历史与文化的精妙融合
传记是对人物生平、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历史背景等领域的有效记录形式。“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史通·六家篇》),它遵循真实性原则,叙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实姓、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等,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精神等领域进行系统描述、介绍,以达到对人物特征和深层精神的表达和反映。体现真实,丰富翔实,公允评价,选材典型,叙行录言,这对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传记侧重对人物的记叙,客观真实是其第一追求。散文取材则比较自由宽泛,语言优美,侧重抒情,可以有文化艺术性的东西。
传记散文不同于一般的枯燥的历史记录,它是写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内;它通过作者的选择、剪辑、组接,倾注了爱憎的情感;它需要用文化艺术的手法加以表现,以达到传神的目的。
历史向来是客观公正的,它是怎样子的就永远是怎样的,任何人都不能倒转历史扭转坤。然而,人确因其感性思维而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同的人受其情感及阶级立场的影响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可能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就很好地说明了感性思维对人判断力的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难逃此束缚。况且,对重大历史人物的评价常受当下政治环境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确实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凡人物,都有两个特点:历史性和文化性。在当下的语境下,质疑历史的真实性和本质属性已经不是什么新的话题,真实话语和艺术话语在文本中的交叉使用也极为普遍,当代文学的研究早已表明,所有的文本,包括历史、自传、传记等,都存在着虚构的成分。将文化性和历史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打破散文和传记之间的界限,是极为大胆的手法,却是当今传记写作的新动向。
在考察不少传记散文文本后发现,由人物传记发展为传记散文的写作有几个方向,比如叙述人物的某一具体事件,以含有深刻意义或象征性事件为线索,展开叙述,寄情与事;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我”的角度来叙事,以“我”为主角,讲述“我”的所思、所想、所闻、所感,这样有种亲切自然的感觉;要有一定的主旨,这就是所谓的“形散神不散”,围绕一条线索,表现手法尽可能灵活;注重语言的自然流畅,因为散文的语言一定要凝练且富有文采,并讲究遣词造句的技巧。
三 人物肖像:各家各有独到处
中国人写传记散文是有传统的,发展到现在,亦可谓人才济济。从近处说,传记散文作家中,既有学养丰厚的中老年作家,也有准备充足的青年作家,最近几年一批立意、行文新颖,显示沉潜与进取精神的出色篇章,便是很好的证明。
卞毓方的“长歌当啸”系列(《十月》)、熊召政的“明朝帝王师”系列(《美文》杂志)、李国文的“透视文人与文学”系列(《文学自由谈》)、车延高的“醉眼看李白”系列(《十月》),以及乔忠延的《记忆李自成》(《散文海外版》),谢宗玉的《阮籍三哭》(《随笔》),刘慧儒的《〈后出师表〉的尴尬》(《读书》),陈启文写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的《那一袭洗得发白的长衫》(《广州文艺》),李元洛写大文人苏东坡的《生死两西湖》(《海燕·都市美文》),冯伟林写湖湘名臣胡林翼的《擎天之翼》(《散文海外版》)等。
梁衡的《大无大有周恩来》(《中华散文》)在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面世。那些冗长的历史在梁衡先生的笔下一点不显繁复,反而,每一件事都令周总理无私的形象更加生动鲜明。
李存葆的《一墨斋主》(《人民文学》)刻画了遭遇困厄和不幸的军旅画家李翔的成长史。这样一个带有传记色彩的散文作品里融入了作者对青年成长道路的思考,也展现了作者对国画艺术的精妙阐释,读来很受启发和激励。
耿立的《秋瑾:襟抱谁识?》(《北京文学》)讲述的是作者从史料中看到的民国革命英雄秋瑾的事迹,写出了那个国弱民贱的时代,革命者不惧死而惧世人的悲凉。整篇文章充满了激昂的情绪,仿佛一阵催人奋进的号角,激荡人们的心胸,为革命者唏嘘,更抨击了那些把历史当作小姑娘随意打扮的人的行径,还原历史人物的真面目。用想象还原历史场景,评述历史人物,抒发情怀。
而在传记散文中,最见思想光彩与艺术功力,同时也最能反映这类创作的新探索与新成就的,则是几位实力作家经过较长时间的辛勤笔耕,最终推出的散文专著。它们是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李国文的 《走进苏东坡》、阎连科的《我与父辈》等。
王充闾一向主张用散文激活历史人物,同时用历史人物滋养散文。他的《张学良:人格图谱》亦复如此。只是在既定的价值取向上,这部作品分明寄寓了作家更为独特和高难的艺术追求,他调动散文可以调动的一切表现手段,以不同于一般传记的散点透视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爱国功臣张学良写心。作品在史料的丛林里广征博引,取精用弘,以披露主人公面对历史激流的心理逻辑与人格特征,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一系列命运之谜。
李国文的《走进苏东坡》是其研读苏东坡的诗文及所处时代背景后写出的感悟性文字。作者围绕苏东坡的性格、命运以及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深入到苏东坡的精神世界,用洗练的文字,多角度地、十分睿智地为我们描叙了一个鲜活的苏东坡。
阎连科的《我与父辈》(《钟山》)是一部回眸乡土人物的力作。散文通过讲述“我的那年代”“想念父亲”“大伯一家”“我的四叔”,极具概括性和典型性地展现了中国农民曾经走过的一段历史,其字里行间负载种种艰辛与欢愉、沉重与温馨、敬畏与悲悯、忏悔与询问。
经历了十多年的轰动与火爆,传记散文日前渐趋沉稳。相信这种态势最终将形成创作上的一轮冲刺与喷发,一系列精神高蹈、艺术精致的文本,为传记散文写作开辟新的空间和可能,也再次展现了这一文体所包含的强大生命力和美好前景。
四 以卞毓方为例:散发钻石光芒的人生
卞毓方是近20年来十分活跃、也是取得很高成就的传记散文作家。他的作品大气游虹,其风格如黄钟大吕,熔神奇、瑰丽、嶙峋于一炉,独树一帜,颇受读者喜爱。其出版的两本作品集《长歌当啸》(2000)和《寻找大师》(2013),可以说达到了21世纪传记散文写作的高峰,充分展示出传记散文的奇光异彩。
有人评价,卞毓方作品境界高,情感深,跨界大,视界宽。他的笔通过描写那些大师幽微的心境和鲜为人知的细节而提升出高境界,而他本身的精神境界已然清景无限。通过这种高境界他和蔡元培、胡适、鲁迅、季羡林……对话。由此,如果没有非常宽阔的传记阅读量,写作绝无雷同或程式化的100多篇传记散文题材,是不可能想象的。而文史、考古、书画艺术同集于一身,更可见他的眼界之大,用力之深。
这两本代表作中,卞毓方文采奇崛诡异,天马行空,笔下时而波涛汹涌,时而细流淙淙,一会儿异峰突起,一会儿别有洞天。对人物的把握总能抓住灵魂,以凝练、犀利的语言,进行解析、刻画,准确、生动、传神。对材料运用和安排的灵活多变,得心应手,一忽儿眼前,一忽儿历史,或转引,或穿插,一支笔纵横捭阖,收放自如,腾挪跳跃,自由洒脱,总能给人出其不意的感觉。笔底炉火纯青的功夫,着实令人叹服。
读卞家散文,就是在读名家纷呈的百年中国。他不咏景,笔下的人物就是历史画卷上不可磨灭的风景;他不抒情,毛泽东、郭沫若、周作人、季羡林……却在他的慧眼中展现出别样的风情而那些大师一经他的笔下,有血有肉,生气充盈,也更加惹人喜爱。
读卞家散文,常能读出新意。这种新意并不是时下流行的对历史角色的戏说、恶搞甚至歪曲,而是从另一个少有人问津的角度观察当事人,观察但不评价,给读者提供自行理解、思考的自由,包括坚持原先成见的自由。我一度将郭沫若的德与才割裂开来,认为此人前期和后期是分裂的:把青年郭沫若和后来的“郭老”放在一起,他们非打起来不可;卞毓方却站在中国地图上观察郭沫若,亲至其游历过的名山大川,吟记那些不甚工整亦不甚优美的旧体诗,将诗翁晚年的苦闷压抑和片刻的轻松自由完全真实地摊在读者面前。
卞毓方将自己长久地维系在一条远离华美与喧嚣的准绳上。贾平凹说他“不能多产,读时也不能一气多读”,诚哉斯言。思想者的文字本就在另一个维度上。就好比卞先生笔下陈独秀的后人,经历了国民党的追捕和“文革”的冤狱,陈松年父女是经历了怎样痛苦的心路历程,才勇于提出为“陈乾生”恢复真名?如今旧貌换新颜,陈独秀的孤墓即将修葺成壮观的陵园,若非卞先生在几近湮没的历史中不懈寻求当年人物的行迹,我们是否会选择忘却?——忘却一段段跌宕的岁月,忘却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我相信卞毓方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选择忘却的,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背叛自己的原则。他写《高峰堕石》,到最后情不自已,“回来后,我决定仍按我的‘老观点’落笔。事情尽管千头万绪,人间自有斩乱麻的快刀”。有人称其为偏激,毕竟用“汉奸”的帽子把周作人一棍打翻也的确有失当之处,但我却认为这正是一个文化人至情至性、原则至上的真实表现。卞毓方就是卞毓方,他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自然也不会勉强自己接受他不同意的价值观。他不阿谀奉承,亦不嬉笑怒骂,静静地思索,苦苦地创作。他和那个直言“皇上没穿衣服”的小孩相比,缺少的是无知和无忌,而多了一分练达和从容。面对郁郁韶峰,汤汤湘水,仍能不卑不亢,和少女聊到“毛主席家的成分是富农”——这岂是闲听晨雨、苦旅呻吟之辈所能达到的层次?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卞毓方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寻找大师”,表明他要为整个民族寻找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人。作为有担当的散文家,往大了说,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能从一而终惨淡经营,恪守写作的本分,一篇又一篇发表尊重事实兼具艺术价值的杰作。
在我看来,卞毓方传记散文,无愧于长歌,不止于寻找,历久弥新,余韵不绝,散发着“传示来世”的光华。
(在“华人传记与当代传记潮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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