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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对外出版历史,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才开始真正起步的,一直到 1966 年“文革”爆发,其间有过十几年的辉煌,史称“文学十七年”。其中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梁斌的《红旗谱》等,这些作品大都在 1966 年之前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是新中国主动对外传播的一次努力。但对于这些红色经典取得的传播效果,学界关注并不多。本文尝试对这些努力进行总结,以便给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借鉴。
《暴风骤雨》在哪些国家传播?
在这些得到外译的新中国文学作品中,《暴风骤雨》属于图书馆收藏数量最多的作品之一,达到 172 家。本文借助 WORDCAT 书目数据,查阅到 172 家图书馆的国家分布情况,详见下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全世界收藏《暴风骤雨》英文版一书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达到 135家图书馆,英国 8 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分布是 7 家,荷兰 4 家,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是 3家,新西兰 2 家,比利时、德国、以色列各 1 家。
再看看收藏《暴风骤雨》英文版最多的美国都有哪些类型的图书馆,限于篇幅,本文列举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图书馆,它们分别是:ARIZONA STATE UNIV(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UNIV OF ARIZONA(美国亚利桑那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 LONG BEACH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CHAPMAN UNIV LEATHERBY LIBR (美国查普曼大学)、CLAREMONT COLACQRC(美国克莱蒙特学院)、LOS ANGELES PUB LIBR (洛杉矶国立图书馆)、OCCIDENTALCOL LIBR (美国洛杉矶西方学院)、SAN FRANCISCO STATE UNIV LIBR(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 (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STANFORD UNIV LIBR(美国斯坦福大学)、UNIV OF SOUTHERN CALIFORNIA(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 OF THE WEST(美国西部大学)、COLORADO COL(美国科罗拉多学院)、UNIV OF COLORADO AT BOULDER(美国克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CONNECTICUT COL(美国康涅狄格学院)、LIBRARY OF CONGRESS(美国国会图书馆)、NATIONAL AGRLIBR(美国农业图书馆)等。由上述一长串美国图书馆名称可以看出,《暴风骤雨》一书的英文版几乎涵盖了美国本土的 48 个州和海外的夏威夷州,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长春藤大学到各个州立大学,甚至一些城市图书馆、博物馆、社区图书馆,都收藏了这部作品。可见,这本书受到了极为特殊的关注。
在英国收藏《暴风骤雨》的图书馆有:BRITISH LIBR(大英图书馆)、CAMBRIDGE UNIV(剑桥大学)、NATIONAL LIBR OF WALES(国立威尔士图书馆)、UNIV OF LEEDS(英国利兹大学)、UNIV OF LONDON, SCH OF ORIENTAL & AFRICA(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UNIV
OF MANCHESTER LIBR THE(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UNIV OF OXFORD(牛津大学)、UNIV OFSHEFFIELD(谢菲尔德大学) 上述名单中除了世界闻名的大英图书馆、。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还有英国利兹大学、国立威尔士图书馆、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这些一般性大学和地方图书馆。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如澳大利亚的名单上,除了 UNIV OF MELBOURNE(墨尔本大学)、UNIV OF SYDNEY(悉尼大学)、NATIONAL LIBR OF AUSTRALIA(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这些著名大学、公立图书馆,还有不太知名 MURDOCH UNIV LIBR(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GOLD COAST CITY COUN(澳洲昆士兰金海岸城市公会)。在加拿大的名单上,除有 TORONTO PUB LIBR(多伦多大学)、UNIV OFALBERTA(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UNIV OF BRITISH COLUMBIA LIBR(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还有 UNIV OF VICTORIA, MCPHERSON LIBR(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麦克弗森图书馆)、UNIV OF NEW BRUNSWICK, FREDERICTON(新不伦瑞克大学佛雷德里克分校)、WESTERNUNIV(加拿大西方大学)、CONCORDIA UNIV LIBR(加拿大康克迪亚大学)。
可见,《暴风骤雨》一书在东西方对立的年代,确实被当作新中国的代表性图书被“特殊”馆藏,得到了广泛传播。
《暴风骤雨》为什么会得到广泛传播?
笔者注意到《暴风骤雨》一书在 wordcat 的登记时间是 1977 年,表明这本图书起码是1977 年之前被输入到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各大图书馆。以收藏该书最多的美国为例,1977年之前的中美之间,绝大部分时间属于彼此对立的时代,美国反共和封锁中国的麦卡锡主义盛行,虽然 1972 年中美建交后有所缓和,但对于一本 1955 年中国出版的外文图书,不可能一下子有这么多图书馆前来购买,因此可以肯定这本书是在 1972 年之前输入美国各大图书馆。
笔者查阅了当时外文局所属的唯一一家对外图书发行机构——国际书店(今天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发行记录,得知《暴风骤雨》一书在 1955 年出版后即印发 18550册。而当时国外代销网点仅有 42 个国家,总共 278 家书商,美国本土能够获准代理新中国图书的代理商基本没有。由此可以断定,美国图书馆购买的《暴风骤雨》可能绝大部分是通过英国转运的,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在英国的销售商,如英国克列茨书店、英国朗格公司等起了非常关键的中转站作用。
为什么《暴风骤雨》会得到广泛传播? 这里有三层原因值得探讨:
第一,在中西方对立的冷战时代,因为正常交流的渠道被隔绝,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一切信息都被屏蔽,但对于能够通过第三方传播到西方社会的新中国图书文献就受到“特别关注”。通过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图书馆藏分布来看,《暴风骤雨》英文版就属于受到“特别关注”的图书之一。
第二,《暴风骤雨》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实际状况,一些西方学者把这部文学作品作为研究中国土地改革的现实材料使用,而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来。据考证,《暴风骤雨》所记录的生活完全来自作者周立波的实际生活。他于 1946 年 10 月到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区元宝镇参加土改,1947 年 7 月完成上卷初稿,由于周立波感觉材料不够,又带初稿去五常县周家岗继续深入生活,参加“砍挖运动”,10 月回哈尔滨,完成上卷创作。《暴风骤雨》上、下卷分别于 1948 年、1949 年由东北书店出版。因为生活的真实,所以该作品一出版便获得巨大成功,并于 1951 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此外还有电影剧本版、改写版、简写版、少年版、连环画版。
第三是高水准的翻译。《暴风骤雨》一书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它创造了一个典型案例,那就是中国人英译自己的作品,尤其是翻译中国方言、土语要比老外好。《暴风骤雨》英文版 1955 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书名为《The hurrican》,译者是著名翻译家许孟雄先生。对于许孟雄,今天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他 1922 年毕业于福州格致中学,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为该系首届毕业生。1938 年,抗战爆发后,他只身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的对外宣传小组工作。期间,许孟雄首次把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等多篇著作译成英文,同时还翻译了大量有关抗战的文章,陆续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让海外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时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斯诺看了许孟雄的译作,曾对他的精湛译艺大加赞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许孟雄先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英语教授,一面教书,一面翻译,《暴风骤雨》《子夜》等就是这一时期翻译的成果。对于许孟雄先生在《暴风骤雨》一书的英译特色,福建师范大学张培基在 2000 年的一篇文章中介绍到:许孟雄的译作语言地道,流畅自然,富于表现力,不仅忠实原文,而且又特别注意语篇神韵的再创造,力求保持原文的信息和体现原文的功能。并在文章中多处以《暴风骤雨》的一些段落为例说明土语、方言的英译是多么传神。许孟雄的英译水准不仅受到西方人的高度认可,也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周总理曾对许孟雄先生说:“你翻译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先生读后大为赞扬。”
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梁斌的《红旗谱》等这些新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是在当时国家有限的财力下传播自己国家文学产品的一种伟大实践,今天看来这是无比正确的选择。它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有两点启示:
第一,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主角应该是中国人自己,指望西方社会弘扬中国文化是不现实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东西社会的制度、文化具有根本的区别。早在 20 世纪 30年代,由鲁迅主持编辑的我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草鞋》,早已在美国记者伊罗生等中外友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完成英译工作。但因美国麦卡锡主义的限制,它被压了足足 40 年,直到1974 年才问世。时光步入 21 世纪,东西方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但在资本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尤其是中华文化尚且没有成为世界主流,传播中华文化是不能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因此是不可能有奇迹发生的。外文局的胡志辉先生曾指出,尽管前几年美国大学生对中国当代女性的现状颇感兴趣,尽管应邀去美国大学讲课的朱虹女士一再争取,但英文版《中国现代女作家散文选》的出版一再延迟,最后朱虹只能回国自费出版后再带出去当教材。由此可见,要指望由西方人出钱来弘扬中华文化,那是一厢情愿,万不可能的。
第二,保持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指的是要传播具有中华文化特色、能够说明自己价值观的文学作品。以“文革”十七年间外译的红色经典为例,如果不是中国自己主动传播自己,在当时的西方社会,是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翻译这些文学作品的。英文版《暴风骤雨》出版后,仅仅在个别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译介和出版,传播范围较小。目前能够查到的仅有《暴风骤雨》捷克语版、波兰语和罗马尼亚语。捷克曾有三家出版社出版,分别是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在 1951 出版,此后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在 1953 年再版,Statni Nakladatelstvi Krasne Literatury 在 1958 再次出版。罗马尼亚语版由 Editura de Stat Pentru Literaturǎ ?i Artǎ在 1952 年出版,波兰语版由 Czytelnik在 1953 出版。
为了进一步扩大《暴风骤雨》一书的影响,从 1960 年开始,国家在当时财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拿出一部分经费资助《暴风骤雨》一书由英语译介成其他小语种版,增加传播范围。比如乌尔都文版由印度的沙西恩出版社出版,翻译费为 1000 卢比、纸张费为 1800 卢比,印刷费为 2000 卢比,合计 4800 卢比(约等于 42972 元人民币)。乌尔都文版于 1961 年 5月在印度出版发行,当时发行 2000 册,定价 6 卢比。希腊文版于 1964 年出版,印发 2500册,定价为 190 德拉克马,由费克西斯出版社出版,资助金额达到 9120 德拉克马(当时的希腊货币约等于 500 多英镑)。这种资助新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的做法,取得了极佳的传播效果。如在中印边境冲突刚刚结束的 1961 年 12 月,在印度发行比较广泛的《书评月刊》上就刊发了署名为廉尔•阿巴斯•阿巴西关于《暴风骤雨》乌尔都文版的一篇书评,文章写到:“从写作的意图来看,这本中国文学作品是一个思想性的小说,写得很成功。小说对于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和封建地主间的冲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做了极有教育意义的详尽描写。由此我们认识到,像暴风骤雨一样起来的千百万农民,正在形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任何外力都不能摧毁的”。显而易见,这对于印度人民了解中国的农村土地变革是极其有益的。
总之,《暴风骤雨》一书对外传播的实践证明,今天的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鼓励西方开明人士多做文化交流工作,恐怕重担应主要落在中国人自己的肩上,这已经是被历史证明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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