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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26日 来源:时代周报
时间: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刘维开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7月
台湾学者刘维开近期在大陆推出《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与蒋永敬合作)两本,引发不少关注。
曾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总干事、党史馆副主任的刘维开,是台湾民国史研究权威之一,以熟稔档案、精于史料考辨而著称。刘维开师承最早主持国民党党史会的罗家伦一脉,他的导师蒋永敬和李云汉都是罗家伦的弟子。
不过,在过去的十年里,将逝世于1975年的蒋介石重新拉回大众视野已经不是第一次。蒋介石的遗孀宋美龄于2003年去世,2006年美国的胡佛研究院又公开蒋介石日记,都曾促使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有关蒋介石研究专著,以及中英文刊物。
而大陆近几年来持续不断的“蒋介石热”、“民国史热”,也引发了更多海峡对岸学者的作品引进大陆。人们在关心这股“蒋介石热”究竟收获了怎样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同样好奇:海峡对岸的台湾,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否也经过历史的变迁?与大陆的研究究竟有什么不同?
1981年是分界点
“台湾的蒋介石研究,我们可以说1981年是一个分界点。”在台北家中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电话专访的刘维开,开门见山地介绍起了他所专注的事业。
1981年以前,台湾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研究领域”。“人们能够看到的主要还是一些思想集、言论集,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可以说少之又少。”
“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在台湾曾长期悬而未决。一方面,过去的国民党认为自己终有返回大陆的一天,因此没必要梳理1949年至‘光复大陆’之间的历史。另一方面,国民党严格控制着有关蒋介石的史料,将学者拒于千里之外。”2012年初发行的《当代亚洲研究》杂志上,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Jeremy Taylor与美国圣劳伦斯大学教授Grace Huang,曾对这一时期做过这样的判断。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气氛在蒋经国上台以后逐渐宽松。1981年,为了应对大陆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发起了《中华民国建国史》的项目。学者蒋永敬撰写第三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据媒体后来的报道,蒋永敬那时的感觉是“学术性谈不上,把历史事实写出来就行了”。
不过,在刘维开看来,于1976年起担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委的秦孝仪,利用“蒋总统档案”所编著的史料集,如《中华民国史料初编》七编(26册),对于历史学者来说似乎更有意义。
1979年,著名的“大溪档案”从大溪迁至阳明书屋。“大溪档案”收藏了蒋介石1921年初至1949年间的公文、信函、手令、手稿、笔记等,这些档案涉及北伐战争、中山舰事件、井冈山四次围剿、西安事变以及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内部争斗等情况,其内容之丰富、机密性之高可以想见。“大溪档案”早期保管严密,专家学者无缘研究参观,1981年后,远道慕名的学者也可以走马观花一番了。
当然这一时期的“蒋介石研究”不是没有“禁忌”。解严之前的国民党对历史没有“官方定调”,只是“决不能伤害领袖”:史学家写书称呼孙中山只能是“国父”,称呼蒋介石只能是“蒋公”。据学者张玉法的回忆,1977年,他在自己的《中国现代史》里直呼“孙中山”和“蒋中正”,就成了两条罪状。
民国史研究的“无禁区”时代或许是在李登辉上台后开始。1987年,台湾“解严”;次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他认为1949年前的历史跟他没关系,只要不伤害台湾人,中国的历史随便怎么写。”而1986年“蒋中正诞辰100周年”、1994年“国民党建党100周年”的历史契机,促成了更多档案对外开放。
丰富的史料,自由的环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民国史研究”、“蒋介石研究”一度成了“显学”。
“蒋中正产业”
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蒋介石热”的,当属2006 年美国胡佛研究院公开蒋介石日记。
2004年12月,蒋介石的孙媳妇蒋方智怡把63册《蒋介石日记》交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保管。胡佛研究院华裔研究员郭岱君担负起整理和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任务。
胡佛研究院接受这批日记后,发现蒋介石日记的状况并不很好,若干部分霉烂、损毁,即投入力量保护、整修。他们用现代科技进行微缩摄影,制作复本。宋氏家族的曹璇和秦孝仪的高足潘邦正受蒋家委托对日记进行初读,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年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也陆续开放。其中,少量技术处理部分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原状。
《蒋介石日记》开放后,西方最新的研究著作是哈佛大学学者杰伊·泰勒的《蒋介石和现代中国的奋斗》,全书引用了420则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则是最早、也是最长时间逗留胡佛研究院潜心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中国大陆学者。而在台湾方面,最早完整阅读“日记”的学者便是刘维开。
“蒋介石的日记持续时间长,近60年,内容丰富,经过长时期阅读与解读,可以了解蒋介石生活化的一面。”刘维开认为,《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将学界引向“私领域”的蒋介石研究,“不过,从我个人角度看胡佛研究所解密的蒋中正日记,相比较大陆、海外,对于台湾近代史研究学者的影响倒没有那么大。”
原因是台湾早年所拥有的公开档案、史料集,如蒋介石曾亲自审定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史略稿本》等,抄录有大量的蒋介石日记内容。“所以台湾学者对蒋介石日记的内容,多少已经有一些了解。不过这些档案里当然不会有蒋介石骂人的话,或者到某地游览的感受,所以日记的开放,能够让我们看到蒋更普通人的一面。”
“现在大陆人研究蒋介石,首先就会被问有没有看过蒋介石日记。如果没有看过蒋介石日记,哪里敢说自己研究蒋介石?而在台湾,首先会被问是否看过《事略稿本》,没有看过《事略稿本》,不能被认为是研究蒋介石。”刘维开说,阅读《事略稿本》如今依然是台湾“蒋介石研究”的主流。
不过,蒋介石日记引发的“蒋介石热”,的确一度在台湾学术界以外,引起了“蒋介石产业”的兴起。根据Jeremy Taylor与Grace Huang的文章,蒋介石日记开放后,台湾再版了许多有关蒋介石的过时著作,甚至有商家发行了以蒋介石为模型的玩偶。
“蒋介石热”还有其政治用途。在2010年举办的一场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致开场词的马英九强调了蒋介石如何在1950年开放了花莲县的选举,从而为后来的台湾民主开了先河。马英九的致辞表明,蒋介石既以他的那颗中国心得到了大陆的同情,又被国民党领导层奉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引路人。
“去蒋化”的后果
但一切都不能掩盖,进入21世纪,“蒋介石研究”、“民国史研究”在民进党上台后日渐式微的趋势。
事实上,早在李登辉上台后,“中国的历史随便怎么写”的理念,也带来了对国民党党史的“不重视”。那时,国民党党史会的预算大幅缩减,并由鼎盛期的100多人开始简编。在国民党党史会的官方网站上,党史会大事记只写到1995年。
2000年,民进党上台,台湾的“本土意识”开始勃发。党史会干脆变成了“党史馆”,编制也“瘦身”到如今的一个馆长加一个秘书。在此之前,党史会是国民党史料保管与党史研究的官方机构,历来是民国史研究的“领头大哥”:和国史馆联合成立民国史研究中心,大量的史料整理和文献公开也由它牵头。
牵涉与“国民党党史”的“民国史研究”越来越成为政治问题。学者想要申请民国史研究项目的资金,必须通过“立法院”的支持,经受民进党的核查,要想研究民国史只能去“国民党系”的基金会。
最能体现“民国史”在台湾的窘迫地位的,或许还要算辛亥百年时期。台湾学者黄克武曾悄悄建议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要不要办点纪念活动?”邵铭煌的回答直截了当:抱歉,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钱。
官方没有动作,学界也懒得牵头。眼见要到辛亥百年纪念日,在台湾却看不到几个学术讨论会。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马英九紧急开会召见学界人士,认为“这涉及国家安全”。
2011年10月3日,台湾“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主办的“辛亥革命百年回顾”学术研讨会总算召开。“才来了18篇论文,中间还有2/3是大陆和海外学者的。没看到一篇好论文。”时年85岁的“民国老人”张朋园教授曾作这样的评价。
年轻一代学者纷纷离开民国史,与此相对的是上世纪80年代渐渐兴起的台湾史研究潮流。在刘维开看来,这样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他将这种“理解”建立在档案资料的可获取难易上。
“研究台湾史,所有的档案资料都在台湾。而现在研究民国史,看档案必须要到上海档案馆、重庆档案馆……或者到美国去,在台湾不一定全部看得到。对于年轻一代的学者、学生来说,看档案就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事情,需要花费的经费也会相应增加。”刘维开说。
专访台湾政治学者吴乃德
“如何评价蒋介石”是“转型正义”问题吗?
“如何评价蒋介石”已然是一个历史学之外的问题, 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去蒋化”运动也曾逐渐让大部分的台湾民众不再关心这个问题。
按照台湾政治学者吴乃德在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提及的说法,“台湾民主化之后,不但领袖崇拜被停止,蒋介石的负面也终于有机会被提出来”,所以针对“如何评价蒋介石”的问题上,台湾社会曾经历过“民族大救星”到“刽子手”的尖锐对立,“从不同阵营的政治人物的发言,到民进党政府对中正纪念堂的改名,都可以看到这项对立”。
吴乃德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系访问副教授、台湾政治学会创会会长、《台湾政治学刊》总编辑。
被淡忘的悬而未决
“但随着时间的过去,特别是第一代外省人的凋零,与其说对蒋介石的评价取得共识,不如说蒋介石逐渐为人淡忘。”根据吴乃德回忆,当初民进党政府改名,在中正纪念堂护卫的人士几乎全为退伍军人、随蒋介石来台湾的外省人;而台北市有一个国民小学因为要更改大门,将蒋介石的铜像移到了角落,和许多杂物放在一起,几年来没有人抗议,包括老师和家长。“铜像被当作一个过时的装饰品而已。”
“我说的淡忘,不是说大家不知道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有过这么一位‘总统’,可无论是对他的正面情感,还是负面情感,都在愈来愈淡薄。”吴乃德说。
不过,逐渐为台湾人“淡忘”的蒋介石,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台湾设计蒋”事件中,却再一次提醒了各界:有关蒋介石的评价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
今年4月,台湾中正纪念堂推出“台湾设计蒋”的设计竞赛,以蒋中正、蒋宋美龄为主题,征求“夫妻恩爱、家庭和乐”的文创商品发想。民进党“立委”质询“文化部长”龙应台,认为如此纪念独裁者非常不恰当,龙应台则回答,那个时代要把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和责任问题归到某一个人,可能有点简单化,但当时确实造成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策展者若没有相对的历史纵深会出问题。所以她也同意官方机构办这样的竞赛非常不妥。次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决定暂缓办理。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则有“中常委”对龙应台非常不满,强调龙应台“既然与国民党理念不合,我希望她可以自己辞去‘文化部部长’的职位!”
“这个事情足以显示历史记忆、历史评价、民主文化在台湾社会被轻视。如果社会普遍对这个议题稍有些认知、有些感觉,愿意稍微做思考,这个事情应不至于发生。”在吴乃德看来,这个事件也现实:过去将蒋介石尊为“民族救星”的那一个面向,仍然为许多人所膜拜。
“马英九‘总统’每年都要到慈湖拜两位蒋‘总统’,正好延续、甚至强化了这个面向。虽然马‘总统’也经常为‘二·二八事件’道歉,可是这种政客式的两面讨好,对民主文化毫无帮助。”
转型正义的第一项难题
如果说“台湾设计蒋”遭遇的只是尴尬,早先因洪仲丘案爆发的25万人大游行,则将威权时代遗留至今的义务兵役制和军事检审系统又一次搬上台面——事实上,台湾从2002年已经开始试行从义务兵役制向募兵制,计划在2014年底结束义务兵役制度。这一蒋介石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在逐步处理的过程中遇到了史上最尴尬的时机。
“如何评价蒋介石”,是不是一个有关社会转型正义的问题?未能明确评价蒋介石,又是否导致了台湾社会割裂,难以彻底转型?
吴乃德曾在2006年发表过《转型正义与历史记忆: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一文,其中对“转型正义”有过明确的表述:转型正义是所有从权威独裁转型至民主的新兴民主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政治和道德难题。……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置?他认为,转型正义所面对的第一项难题,同时也是最苦难的议题是:如何处理过去权威时期犯下侵犯人权、剥夺生命和自由、凌辱人道等罪行的加害者。
“民主化是台湾政治历史最重要的变动,虽然我们对民主化之后政治状况不满意,但这项政治变迁仍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不曾在白色恐怖时期生活过的人,以及依附或支持独裁政权的人,不太可能真正理解这样的成就。”吴乃德说,“可是民主转型到底是谁的贡献?台湾社会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共识;不同党派立场的人仍在争执之中,而谁又应该为过去的政治压迫、侵害人权的行为负责?台湾社会很少提出这个问题。”
在吴乃德看来,“如何评价蒋介石”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如果从“民主教育”的层次而言,“我们如何评价蒋介石,如何处理他的遗迹,显然非常清楚。用那么大的建筑物、那么封建的建筑风格、那么多的国家资源,来供奉一个独裁者,对民主文化是有利还是有害,答案显然非常清楚。”
“先让不同面向的事实都广为让社会知道,让这些不同面向的事实成为人们思考的基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社会或许会逐渐形成大致的共识。只有将正义还给历史,我们才能真正告别权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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