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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05日 来源: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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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789年法国人颁布《人权宣言》的时候,中国的乾隆皇帝仍然对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且全凭其个人好恶,不受任何约束。当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搞“宪章运动”的时候,中国的道光皇帝还在继续康熙帝和乾隆帝的“事业”——大搞“文字狱”,钳制人民的言论与思想自由;1911年10月之前,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深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洗礼并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亚洲大陆上中国的君主独裁堡垒却依然挺立。此时的中国,依旧是“一人一姓”的中国;此时的中国人,依旧是拖着辫子的奴隶。
杨天石《帝制的终结》以深入浅出的笔法,系统地讲述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钟不敲,则无以闻其洪声;帚不动,则无以荡其积尘;药不猛,则无以除其沉疴;革命不起,则无以终结两千年之秦政。中国的君主专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革命者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努力,这种努力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思想革命,一个层面是社会革命。在此书中,作者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这两种革命的历程。所谓思想革命,是指传播自由民权学说,唤醒君主专制下的“草民”,使他们拥有“公民”的头脑,具体方式则是办报纸,兴新式学堂,搞新式教育……所谓社会革命,是指颠覆君主政权,推进制度改革,具体方式是发动武装起义,刺杀专制统治者及其帮凶,直到完成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
这一代的革命者大多拥有思想者的头脑,却又有猛士的果敢精神,他们尤其钟情于办报纸和写文章,更钟情于手枪与炸弹。以黄花岗起义为例,其中牺牲的革命者几乎全是青年,他们大多有留学背景,是革命的中坚与精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场起义是用军官团打冲锋,是用青春搏击血火,他们不避刀枪斧镬,用血肉之躯撞击森严堡垒。堡垒固然未倒,但却溅满鲜血。同样,组织暗杀团的人员亦不乏精英,蔡元培就是积极倡导暗杀的人之一,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后来温文尔雅的大教育家,早年不但自己亲手制造炸弹,还鼓励女子搞暗杀。“苏报案”后,“思想革命”受到打击,他干脆与陈由己(即陈独秀)、刘师培、章士钊等人在上海成立暗杀团,歃血盟誓,欲大干一场。后来暗杀不成,便去德国搞教育研究,终成民国的大教育家,当年和他一起搞暗杀的那帮人也大多术业有专攻,又被他引到北大继续搞思想革命。真正的革命家,要么从事思想革命,要么从事暴力革命,一手笔锋,一手刀锋,这是清末民初革命者的特色。在文章与刀枪的夹攻下,中国君主统治的思想堡垒被打破,君主统治的实体也被粉碎,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由此终结。书读罢,慨叹良久,犹久久被历史的悲壮与曲折所缠绕,不能轻易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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