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翻译《哈利·波特》而驰名的翻译家马爱农女士，近日向法院起诉中国妇女出版社及署名周黎的译者，抄袭出版她的译作《绿山墙的安妮》，同时起诉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少年儿童译丛”，采用傍马爱农之名的手法，署名“马爱侬编译”，盗用他人署名，误导读者。这起侵权案曝光后，引起译界众声谴责。翻译家韩耀成指出，此案的“李鬼”，抄袭太明显，手法太恶劣，不严惩不足以儆后。上海翻译家黄源深感叹，堂堂出版社，居然干这种偷窃他人知识的丑事，实在是斯文扫地，诚信丢尽。歌德金质奖章获得者、一再蒙受被抄袭之苦的资深翻译家杨武能，认为侵权受害人绝不能息事宁人，一定要像马爱农这样，勇于用法律武器维权。他看了本文后随即表示，译界的发声，不仅是对马爱农个人维权的声援，更是对社会抄袭剽窃歪风的讨伐。不但他要联署，就连他尚难称翻译家但也从事翻译的妻子和女儿，都一起要参加联署。

其实翻译抄袭剽窃现象，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仅我亲历揭发和谴责的就有：2001年春，我作为冰心、季羡林、杨武能、吴岳添等15位翻译家的代理人，起诉物价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系·小说精选》剽窃侵权，获得胜诉。2006年11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揭露时代文艺版《诺贝尔文学奖文集》“涉嫌中译中”之后，我随即在报上发表公开信，要求“李斯”、“宋瑞芬”这些“精通好几国语言”的影子译者，公开亮出自己的真名及外语学历，但未获任何回应。2008年我为老翻译家王干卿的译著《爱的教育》被不断抄袭，又在《中华读书报》撰文，呼吁建立“翻译实名问责制”，对借笔名、傍名、套名或编译、摘译、译写等手段，行抄袭侵权之实的行为，必须追究实名，实施问责。上述以外其他人的类似揭发，那就更多了。

遗憾的是，这些舆情诉求，并没有引起相关主管部门的足够重视，以至抄袭顽疾犹存，甚至呈现更多更快的趋势。其表现：

一是，以前翻译抄袭，多为一些工作室和民营文化公司所为。而如今，像“新世界”、“中国妇女”这样有些影响的国营出版社，竟也干起了这种丑事。近日有人又发现，长江文艺社与华侨出版社，先后都出版了《魔鬼搭讪学》。不仅书名相同，内容也相似，后出者难脱傍名抄袭之嫌。这些表明，出版界某些人无视侵权触法的心态，已经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二是，以前抄袭者心知理亏，大多是东抄一段，西摘几句，小规模偷着干。而如今，仿佛抄袭有理，一二十本的套书、知名的畅销书、品牌工具书等等，照样抄袭没商量。像这次马爱农被山寨傍名侵权的，竟是涉及40多种的系列书，简直成了一项“造假工程”了。

三是，翻译抄袭的老手法，或用剪刀糨糊拼接，或搞变换文字游戏，总要动些脑筋费点事。而如今，用电脑删除、替换、移行、粘贴，随手就成。点出一个字，自动会跟出一连串不同词汇或词组供你选择，还有专用软件，能够替你变换多种字面不同的相似词。这一来，文抄公更省事了。

四是，抄袭成本轻，维权成本重，客观上纵容了抄袭行为的放任。如今的抄袭者，深知权利人碍于维权成本太高，处罚侵权又相对较轻，往往胜诉了也得不偿失，以致选择放弃追究。那些文抄公，正是仗着权利人这种无奈的心理，干起抄袭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产生上述现象，有市场经济追逐利润的诱惑，职业道德的淡漠，以及法制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需要进行综合治理。但当前最重要、最急迫的治理指施，应该从切实加强法治入手。为此，谨恳切吁请：

第一，修订著作权中，有必要对翻译作品，以及具有独到创意和诠释的翻译表述，加强版权保护。对翻译抄袭、合理借鉴、编译许可等，要作出明确界定。同时大大加重对抄袭、剽窃、傍名侵权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应该先没收全部侵权收入，再视情节另加重罚。

第二，要大力降低维权成本。所有合理维权开支，均应由侵权人负担。要简化维权诉讼程序，改进维权取证要求，尽量为权利人行使诉讼权提供便利。

第三，参照鉴定商品仿冒造假的办法，尽快设立可供法院采信的翻译质量鉴定机构，有偿受理翻译作品是否构成抄袭或粗制滥造的判断鉴定，以法治堵塞为抄袭免责的各种借口。

第四，参与抄袭造假行为的出版社，除应承担法律责任之外，还应接受出版主管部门的行政与经济处罚。相关社团要停止直到开除抄袭者的会籍。总之，一定要罚得他叫疼，疼得他不敢再犯。

2013年8月1日

百名译者，对本文谴责抄袭造假，声援依法维权，均表示支持，并同意联署。他们是：

（排名不分先后）

文洁若 屠 岸 杨 苡 吴元迈 董衡巽 柳鸣九 李文俊 尹承东

陈众议 陆建德 傅惟慈 杨武能 陈 恕 吴 青 罗新璋 郭宏安

朱 虹 叶廷芳 韩耀成 吴岳添 林一安 钱满素 黄 梅 余中先

王逢振 郅溥浩 李德纯 陈喜儒 潘小松 赵德明 施康强 王干卿

屠 珍 任吉生 吴 辉 毕冰宾 谭晶华 郑克鲁 黄源深 王智量

张以群 张世华 黄禄善 杨心慈 许 钧 张柏然 林少华 孙致礼

杨仁敬 朱炯强 林本椿 周明鑑 顾爱彬 韩沪麟 王理行 王荫琪

吴钧燮 张玉书 卢永福 王焕生 夏 玟 荣如德 庄绎传 殷惟本

王家湘 赵克非 李登科 李 尧 姚暨荣 李士勋 任国强 刘士聪

谷启楠 叶 尊 张建平 胡允桓 韩瑞祥 刘京胜 贾辉丰 林 光

朱景冬 张广森 冯 涛 张 坤 黄昱宁 马爱新 王泰智 赵苏苏

王义国 李育超 蒯乐昊 陈笑黎 赵文伟 胡真才 王瑞琴 仝保民

苏福忠 张福生 莫雅平 刘荣跃

附录：《中华读书报》2013年8月7日头版头条报道

文洁若、屠岸、柳鸣九、叶廷芳、陈众议……

百位翻译家联名声援马爱农

本报讯（记者 韩晓东）近日，“哈利·波特”系列译者马爱农状告两家出版社侵权，不仅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周黎等人的侵权行径，也激起了国内翻译家的集体义愤。在《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创始人李景端的倡议下，一百位翻译家联名通过中华读书报声援马爱农的维权之举，讨伐抄袭剽窃歪风，堪称中国翻译界最大规模的维权声援行动。（声援函及联署翻译家名单详见本报5版）联署的翻译家中，既有文洁若、屠岸、杨苡、杨武能、李文俊、董衡巽、柳鸣九、傅惟慈、卢永福、夏玟等译坛前辈，也有许钧、陈众议、陆建德、郭宏安、黄源深、林少华等译界中坚，年龄最长者杨苡先生已是94岁高龄。

李景端在声援函中指出，翻译抄袭剽窃现象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相关主管部门的足够重视，以至抄袭顽疾犹存，甚至呈现更多更快的趋势。多位翻译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均声称曾不同程度地遭受过侵权。现年91岁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50年在上海出版之后不久，就被香港、台湾等地侵权出版，此后著译也常被人侵权使用，要想追究，十分困难。身处维权困境，几乎是众多翻译家挥之不去的无奈感受。意大利语翻译家、《爱的教育》译者王干卿，从报纸上得知马爱农维权的消息，顿生哭笑不得之感。因为马爱农状告的中国妇女出版社，他也曾与之对簿公堂，原因也是对方出版了抄袭、剽窃他译著的书籍。上海翻译家黄源深曾经做过查证，自己翻译的《简·爱》不仅先后被四五家实体出版机构侵权，还被100家左右的网站不署名无偿使用。

王干卿7年间打了12场维权官司，尽管或判胜诉或庭外和解得到赔偿，但所得与付出实不能对等，最恶劣的是还曾遭遇不法出版商上门恫吓。几年前黄源深终于鼓足勇气将内蒙一家出版社告上法庭，尽管证据确凿，但庭审法官竟以“你可以这样翻译，别人也可以这样翻”为由，不予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在拿到江苏省版权局所做的侵权认定之后，黄源深最终胜诉，但区区两万元的赔偿金也被对方一拖再拖。在翻译界和出版界均以仗义执言著称的李景端，多年来不断撰文揭发和谴责翻译抄袭剽窃现象，甚至主动为季羡林、杨武能、吴岳添等翻译家代理过维权官司，但季羡林仅得到1225元赔偿的结果，却让他既失望又无奈。取证难、维权成本高、赔付额低，成了摆在译者维权路上的三座大山，难以逾越。著名翻译家文洁若甚至直言：“不要去法院，太难！吓唬吓唬他们就得了。”“就算去法院，也不要请律师，太贵！”

这也反过来助长了侵权者和无良出版商的气焰。王干卿说，同一家出版社多次就同一本书侵犯他翻译版权的情况，发生过多次。他主张用“重典”治乱象，在著作权官司中引入《刑法》。尽管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在1997年被正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但对照相关法律条文可知，侵权者要规避之，难度并不大。“重罚”也是多位接受采访的翻译家针对马案及类似案例判决的共同期望。

“积重难返”是翻译家们对目前翻译出版乱象的共同评语。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翻译家许钧质问：“前些年集中出现的‘万能翻译家’——李斯、宋瑞芬等现象，闹到那么大的影响，最后为什么还是不了了之？‘马爱侬’们为什么还能还魂？”他痛感翻译维权没有一个切实有力的部门来管理，“在我看来，中国目前所有的维权里面，最难的恐怕就是翻译维权了。”他认为出版界、法律界、翻译界乃至全社会，都应从三个高度来看待翻译维权：中外文化交流高度、知识产权保护高度、提高翻译作品质量高度。李景端则认为，“当前最重要、最急迫的治理指施，应该从切实加强法治入手”，包括在修订著作权中对翻译作品加强版权保护，加重对抄袭、剽窃、傍名侵权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大力降低维权成本，设立可供法院采信的翻译质量鉴定机构等。

当事人马爱农在获知已有超过百位翻译家声援自己时，连用“太好了！高兴！振奋！很感动！”来形容自己的心情。正如文洁若在接到李景端的倡议邀请时说的：“这是每个搞翻译的人都会支持的。”可以说，声援函联署在短短几天之内扩大到这样的规模，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屠岸表示，希望翻译界这次联合行动，能够促成一个公正的结果。马爱农表示对胜诉很有信心，但也担忧，最终的处罚力度，远不足以打击侵权者和无良出版商。众多翻译界和出版界人士，都密切关注这起诉讼案的后续进展，大家希望，此番高调“打假”能成为一个好的开端，在激励更多翻译家行动起来，切实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能引起立法、出版管理、打非治劣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尽快改变翻译出版存在的乱象。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