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7年初，我研究生毕业来出版社两三年，恰逢出版社借余秋雨《文化苦旅》大卖正在策划文化大散文书系之际，忝列人数不多、规模不大的出版社编辑之中，理应效力。那段时间，刚搬到淮海中路新址的上海图书馆是我每天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与一般读者不同的是，我在集中精力，广泛浏览各种报刊，专注寻找深具历史文化底蕴、最适合写作正在突破传统散文文体的作者。扫兴，扫兴，再扫兴。心灰意冷之时，随手翻阅的一本不为人注意的《大地》杂志（1997年第４期）上的一篇文章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文天祥千秋祭》（卞毓方）。敢写这类大题材、大人物的作者，绝非凡人。洋洋洒洒，有点像文学剧，有点像小说，笔随气走，气随势转，很显然，写法独特，这是“破了体”的大散文。似传记，更是散文。

再读下去，《文天祥千秋祭》文白嵌合，气韵生动，富有气势。采用了散文化的语言、评传体式截取人物某段历史来表现其伟大人格及崇高品行，主要着墨于文天祥被捕后的情形，通过他所遭遇到的攻心之术的诱降、物质生活的折磨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思想行为，来描画文天祥非同寻常的伟大人格和崇高品性，凸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养吾浩然之气”的铮铮硬骨头精神。作品不仅仅在选择和陈述着文天祥被捕前后的客观事实本身，同时还以一个现时代的“我”去想象、理解、评说1700多年前的古人，“我”对文天祥的崇仰、敬重、对其意义价值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字里行间。作品还着重以文天祥的诗歌为线索，说明文天祥的思想情感，用文学性的想象和电影技法来塑造这一传主形象。这些多样化手法的巧妙运用，既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文天祥最后的生命情形，又鲜明地突出了文天祥的历史意义及其对现代人的启示。

“写散文最重要的是高度。这比如我们走路和乘飞机，一个同样的事物，走路的时候看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乘飞机的时候俯瞰，平素高大的建筑物就成了火柴盒，雄峻的山峦也成了海上的“漂浮物”，人呢，这时却成了蚂蚁。因此，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文章有了气势仅仅是一个方面，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博的知识容量，才能耐看耐读。” 卞毓方有次和朋友这样说道。

一个地域，一个界别，要有一个标杆。有了这样的标杆，才能静下心来，苦其心智，不断突破人的自身局限性。有了出版社的约稿，有了《十月》名刊的连载，更是卞毓方洒脱而严谨，绞尽脑汁，温和而倔强，三四年的“惨淡经营”（季羡林语），才有了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有关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李敖等一系列名篇。

2000年初，当卞毓方捧交给我《长歌当啸》书稿时，在其后记里我才读到：“破了体的 “千秋祭”，一直得不到青睐，她在多家刊物的编辑部转来转去，始终转不上版面。” “始终转不上版面”的苦恼，做编辑的都明白：一是作者当时的名气还不大，至多只能是个“散文新秀”，尽管已年届五十；二是这种文体篇幅较长，动辄七八千字，惜版面如金的大刊、大报，怎么能“大方”地予以刊载呢？尽管他还是个资深的媒体人。

珍品总归会迎来无数的赏者。论者多以为，历史文化大散文方面以余秋雨、王充闾、卞毓方三人成绩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堪称历史文化散文“三剑客”，其剑锋柱天，其光芒四射，而在“三剑客”中又以卞毓方散文启动最晚，冲击力最大，杀入中国散文界五年，属于响当当的典型“黑马”。被认为“始终转不上版面”的《文天祥千秋祭》被选入“粤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长歌当啸》中的篇目被选入教材或者进入高考试卷不在少数。贾平凹先生在《读卞毓方的散文》中也说：“卞家散文常常在文中揭示我们人生和人性中的困惑的东西，隐秘的东西，使作品有了另外的维度，实在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