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强调“合同而化”，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把现实作为理解历史的钥匙，增进对于今天的认识。惟此，“合同而化”，不仅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史观。

关于贪污“普遍而深刻”的问题，吕思勉先生回顾历史曾指出，历史上的“变乱时期，一切无成法可循，贪污的机会就到了”；“新兴的事业，大抵皆无详密之法律可行”，“自然也给贪污者以肆行无忌的机会”；“今日贪污的现象，所以特别普遍而深刻”，“一者由于我们今日，仍在一个变乱时代，纪纲不整，暴力横行。二者则由于新兴事业之多，无法律可循，习惯可守”。而关于如何根除贪污的问题，先生认为，无论于古于今，在官僚政治之下，官员之中总是公忠体国者极少，即便都能使之居于监督地位，对贪污的行为也只能“去其太甚”，而不可能“以此而挽狂澜于既倒”；解决贪污问题，“必地方自治发达”，“以多数的人民，监督多数的官吏，使之不能作弊，不敢作弊；只有人民自己办自己的事，能定出适合于实际的办法来，使人可以遵循”；“政府所办的事情多了，恐怕非藉此（社会）力量无以善其后”。

且不论通过地方自治、人民监督来根除贪污，自有现代社会理论为依据，其可行性亦自有相关的史事可以印证。即对贪污的“普遍而深刻”，史学家要了解其所以然，正不必先了解历史才行；反而是借助于对现实的了解，再根据各种历史记载，更易推知历史上类似问题发生的原因。而先生对官僚性质的认识，更与“活事实的参证”相关。先生曾说：“天下有许多事情，昧着良心措置，就容易过去；摸着良心措置，就难于过去。譬如有个土豪欺压无势力的，你帮着土豪欺压无势力的，事情就容易过去。要是帮着无势力的反抗土豪，可就易发难收了。学者往往不肯昧着良心措置事情，普通人（官是由普通人来做的）评论处置事情的好坏，大抵只问其了结与否，而不问其了结的方法如何，就觉得学者多不能办事。”像这样的“譬如”，当然不是凭空可言的。而在论及王莽改革的失败时，先生曾指出：“国家推行一种政策，势必借手于官吏。但官吏亦久已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人的普通性质，权力没有限制，总是要滥用的。官吏是权力在手，可利用之以牟利的人，所以做官与作弊两个名词，几乎常相联带……以一般情形论，不论古今中外，总是一样的。”这样的认识，与先生的人生阅历，也是有极大关系的。先生曾自述其不参与政治的原因：“予本不能作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予亦甚不以为然。”这“本不能作官”，固有性情方面的原因，又何尝不是出于先生的学者良心与官场作风的冲突？

现代史学的宗旨，是“求状况而不是求事实”。“事实原因环境而生，若不知其环境，对于事实的性质，必也茫无所知，更何论了解其经过”；“不知环境，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不能明白的，以致对于任何时代，亦都不能明白”。这里，先生所谓的“环境”，强调的是历史上各时代的“一般状况”。环境不同，人的行为也就不同。如韩信与戚继光，前者根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竟以乌合之众背水而战，后者则以练兵为取胜之道。先生指出，韩信生当举国皆兵的战国时代之后，所指挥的乌合之众，都受过战争的教育，具有战斗技艺，故能置之死地，使人自为战；戚继光生于统一时代，深知承平既久，百姓缺乏军事教育，故必先训练而后用之，可见他们在军事方面的区别，实出于各自时代“一般状况”的不同。

显然，将书本记载与眼前事实“合同而化”，不是简单的古今事实对照，而是对历史和现实各自“一般状况”的相互参证和理解，就像是将人体与猴体的解剖相互参证，分析比较两者身体机理上的异同。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而猴体解剖也有助于对人体解剖的理解。当然，对历史这只“猴体”的“一般状况”，史学家只能是在搜辑史料的基础上，“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这个“再造以往”的过程，是离不开史学家对所处时代“一般状况”的认识的。至于各时代的“一般状况”，吕先生认为，总是当时人较后人要清楚。这就好像要了解贪污“普遍而深刻”的原因，史学家正不必先知道造成历史上类似问题发生的“一般状况”。通过对所处时代“一般状况”的“人体解剖”，史学家对历史上的“一般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的研究，自能获致“合同而化”的历史通感。

更值得注意的是，先生认为这种“合同而化”，也应成为当时普通教育的原则。在先生看来，当时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学问和事业的隔绝”，以至大多数具体任事的人，认识不到要对其所任之事的缺点加以改良，或对其所规划的事业存有改良的愿望；社会因此而呈现盲目、因袭的状态；而仅凭少数人来承担改革社会的责任，“必至于举鼎绝膑，本来的目的未达，反生出种种祸害”。但是，究竟“如何使人人有改革的志愿，了解改革的意义”呢？先生认为，这就要在普通教育中，贯彻将书本知识与眼前事实“合同而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毕业后到社会上做事，也要有“学问”的眼光；学生不论所学为何，“对社会国家，都要有一个相当深刻的认识”；通过这样的教育，可以“使其影响扩大而及于全社会”，形成“教化”的力量；只有这样的“教化”，才能使做事的人都有一点“学问”，“看出当时社会的需要，决定其行动的方向与方法”。

毋庸讳言，稍有些世故的人，对先生这样的想法，恐怕都会觉得未免太不切实际。先生自己对此亦不免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无奈。抗战期间，先生回乡教中学，曾与学生约定，每天抽一小时“不谈读书而谈书以外的事实”，意在引导学生随时将书本知识和眼前事实相互印证，“使书本和事实，逐渐地打成一片。然而，来的都是喜欢读书的人，所谈的也都是书上的话”，“因为有许多问题，离现实太远了，竟无法引而近之”。先生甚而感叹那些“会说读死书无用，学问要注重现实的人”，“较诸只会读书的人，成绩更恶劣”，“大都是没有研究性质的人”。但他仍坚持认为，这“并不能作为读死书的人的藉口”。先生一生从事教育，旨在教人如何读书，而不是读死书；教学生将书本和事实“合同而化”，也是先生要对读死书的教育进行改良的一种实践。

史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然可以纯粹是对过去的事实的发现；“旁征博引”的考据，亦足以让人佩服；至于宫闱秘事、才子佳人、阴谋秘计等等，那真是可以引人入胜了。但是，史学家所真正致力的，是获致对历史“一般状况”的深刻理解和阐释。虽然，“状况原是要靠事实然后明白的”，但史学家追求的事实，是“‘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而不是无意义的事实”。而这所谓的意义，在先生看来，就是“若真知道历史，便知道世界上无一事不在变迁进化之中，虽有大力莫之能阻了。所以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

读先生的书，深感先生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先生强调“合同而化”，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以现实为理解历史的钥匙，增进对今天的认识。惟此，“合同而化”，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史观。从这一史观出发，先生认为“学术为国家社会兴盛的根原”，并因此强调治学精神的纯粹，批评当时的风气，“总不免有轻学术而重事功之见。而且谈起学术来，还要揭举着‘有用之学’四字。其实，学问只分真伪，真正的学术，哪有无用的呢？”先生以中国历史上的玄学、佛学与理学的兴盛为例，指出这些学说的兴盛与五胡乱华，以及辽、金、元时外族入侵正有莫大的关系，岂可以“不切实际”、“空言误国”视之。先生举例说：“理学讲尊王攘夷，严义利之辨，重君子小人之别，遂使中国之民族主义，植下深厚根基，异族的压迫愈甚，我族的反抗亦愈力”；“试看明清之际，抗节不屈，以其心力，栽培光复的根基，全是一般理学名儒，就可知无用之用了”；而“西力东侵以来，新旧相形，情见势绌，正是我国的文化，需要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尽瘁于旧学的人，因时局的紧张，反有舍弃其纯粹治学的精神，而趋于应用之势”；“需要纯科学甚亟，中国近代学者的精神，其去纯科学反愈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看似无关实际，其实此为整个民族趋向转变的一个大关键。非此中消息先有转变，时局是不会有转机的”。接着这样的话头，先生高度评价蔡元培主持北大，“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予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其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风气一转变，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转变了”；“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

张耕华教授曾比较陈寅恪先生和吕先生在史学风格上的不同，谓“陈寅恪的史著蕴含着一种惋时抚事的感伤和深沉悲凉的情怀”，而“吕思勉的史著常带有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88页）。严耕望先生评价吕先生：“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张耕华继之曰：“虽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却有强烈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心。”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先生则谓：“父亲性格坚强，所以看问题比较乐观，也总从好的方面着眼”，“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吕思勉集》有《论青年的修养和教育问题》一文，谈到“迷的安分”和“智的安分”。吕先生认为，通常所谓安分的人，不过是听命于他人，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安分，所以都不过是“迷的安分”；而“智的安分”，即明白自己所应尽的义务，负起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并寄语青年：“社会制度，是不易一时改革的，青年在今日环境之中，却不可不思所以自处。”

近日随时翻阅李永圻、张耕华所编撰的将近一百六十万字的《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称《年谱长编》），只觉先生一生治史，无论遇到怎样的困厄与不幸，都未曾稍懈。先生前后痛失三子，是乃何等的不幸！然阅《年谱长编》可知，凡此等痛苦与不幸之时，先生仍读书著述不辍。先生为极富感情之人。据吕翼仁回忆，家人得病，先生皆日夜亲自护理，无微不至，却“拿着一本书，一方银砚，一支笔，一杯茶，一管水烟袋，就坐在病人房里工作”。抗战期间，先生困居租界，而完成了《吕著中国通史上》和《先秦史》；回乡后，贫病交迫之下，除完成《吕著中国通史下》之外，则继续写作《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读史杂记。《年谱长编》的作者说，“此亦寓先生书生报国之深意”。

“我觉得奋斗就是生命，奋斗完了，生命也就完了。从前文人的多感慨，不过悲哀于不遇。奋斗是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得的，根本无所谓遇不遇”；“学问从来没有替个人打算的，而是替公家打算的”；凡“自私自利”、“阴险刻薄”、“凶横霸道”的人，若说是有学问的话，“不过是世俗所捧罢了。世俗所以捧他，则正由世俗之人未知何者谓之学问之故”。先生“强烈的乐观主义”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心”，除了性格的原因外，正源于对“学问”的这种“智的安分”。“城濮之兆，其报在邲”。学问事业，虽或不能挽救时局，“正如大川之水，伏流千里，迂回曲折，卒达于海，正不能不谓之成功！”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时，先生曾在小组会上，戏言自己只研究汉学（时人以为吕先生只懂考据），不研究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那套“义理”），所以不懂自我检讨，只觉有同儿戏。这样的挖苦态度，引来了同组人员的批评。之后的记录显示，先生“经过批判检讨，把学术架子撕破了些，可是对其本身的著作仍然没有正确认识。现在仍继续其旧的著作计划”，但也“有些好的表现，复课是（时）对同学讲：‘我的学力不够’”，“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实际上是有些困难的，他自己也坦白说：‘有些地方我读不懂’”。《文集》收有先生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自述》，谈到自己学习马列的过程和今后的打算：“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四十七岁时（1930年），于马列著作“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如获指针也”；“近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自己对‘马列主义，愧未深求’），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一）哲学，（二）经济学，（三）社会主义；近人多侈谈其三，而于一二根柢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比起这种磊落坦荡的学者胸襟，那种凌驾于人、自恃懂得马列的褊狭，真可以休矣！先生一生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即“受骗上当，被人拖累”，事后却“总是说：在当时情况下，我不得不这样，这样做才心安理得”。但对以政治地位傲人、贬低学者的一时风气，是不屑的。1953年，先生七十，抄录旧诗赠友人，而将1943年为女儿三十岁生日时写的《再示荣女》一诗删去。此诗有云：“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先生记曰：“此诗今日须删，不然人视之，将与今之群儿等耳。”以表达对此等风气避之惟恐不及的态度。

英国的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说，读史书当了解写书的史学家是怎样的人，仔细倾听他们的心声，“如果你听不出什么声音，要么是你有些重听，要么那位历史学家便是个驽钝之才”（《历史是什么》，商务1981年版，19页）。《吕思勉集》所编选的吕先生的文字，对吕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是有着怎样经历的史学家，都作了比较完整的呈现。笔者读之再三，每有会意，欣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于以往读过的吕先生著述亦时有会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