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才代表了三代文明、三种类型、三个时代和文明三要素，同时最具世界性。因此，这三大文明有可能就是文明意志的集中体现，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第一世界”。也因此，我们民族必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再次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

    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

一、天下大势

    文明是有色彩或色调的。

    最先出现的是黄色，土地的黄。这就是“大陆农耕文明”，比如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黄河流域的夏。

    其次出现的是蓝色，大海的蓝。这就是“海洋工商文明”，比如地中海岸的犹太，地中海岛的克里特，爱琴海岸的希腊。起先，蓝色文明是弱小的。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世界勃然兴起，现代文明席卷全球。蓝色交响曲，便成为近现代文明史的主旋律。

    第三种是“游牧商贸文明”，创造者则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只能作为“外来户”进入文明，但贝都因人却是例外，因为他们很早就从事商贸活动。于是，当他们团结在新月旗下，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麦加）和政治中心（麦地那）时，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新文明就诞生了。

    这就是伊斯兰。它当然是绿色的，草原的绿。

    现在很清楚，人类文明有三种类型：大陆农耕、游牧商贸、海洋工商。中华、伊斯兰、西方，则是这三种类型的三个代表。

    有着色彩或色调的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都会有自己的泉眼或源头，比如苏美尔、孟菲斯、雅典、罗马、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如果文明的泉水充分地涌流，就会慢慢地也默默地渗透、弥漫、吸取、交汇、融合，形成“文明圈”。如果这圈子足够大，可以超越国界，包容或影响不同种族或民族，让他们有了共同的气质，那么，这种文明就是世界性的，比如当年的罗马和汉唐，后来的伊斯兰和西方。

    另一种则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印度文明，就是区域性的，不论种族论地区。斯拉夫文明，就是民族性的，不论国家论民族。日本文明，则既是区域性的，又是民族性的，一国一族一文明。因此，不大可能有其他国家和地区被日本化、印度化、斯拉夫化。过去没有，将来也难。

    至于犹太文明和佛教文明，则是另一番景象。当以色列－犹太王国存在，或佛教在印度的孔雀王朝被奉为国教时，这两种文明也是液态的。然而一旦失去根据地，它们就气化了。气体总归不如液体稳定，所以犹太人一定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气体也可以染色，所以亚洲北部的蒙古，亚洲南部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文化相异却同为赭黄。

    当然，即便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文明，也可以有世界性影响，只要它足够优秀，足够先进，足够强大，有让其他民族刮目相看的过人之处。想想看吧，东汉魏晋以后的印度，鸦片战争以后的日本，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改革开放以后的韩国，对我们产生了多少影响？这是要认账的。

    液体，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然而不同的文明圈，人口、面积、影响力和知名度，总归不一样。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义务、担当，也不一样。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恐怕就更不一样。

    文明，平等而又有量级。

    因此，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那么，全球文明就可以分为“三个世界”。

    哪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印度、非洲、日本、拉美、犹太，第三世界包括朝鲜、蒙古、东南亚等等。第三世界的作用相当于股市中的散户，大鳄则是前三甲。

    中华的位置，赫然在目。

    但，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文明是有意志的。文明有意志，就像宇宙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就是人。文明的意志，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正是这一意志，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蜿蜒曲折和波澜壮阔，当下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未来全球的天下大势与何去何从。

二、历史谜团

    本届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史，分为三代。第一代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古代文明”。其中最古老的是埃及和苏美尔，都发生在五千多年以前。苏美尔，再加上后来的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统称“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所以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也叫“两河文明”。

    苏美尔和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先行者”。当曙光在两河之间和尼罗河流域初现时，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片蛮荒。大约要过一千年，哈拉巴文明才会在印度河流域出现；再过五百到八百年，克里特和夏文明，才会在爱琴海域和黄河流域出现。哈拉巴、克里特跟我们基本同时，是“同龄人”。

    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克里特、夏，再加上中美洲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便号称六大古代文明。

    第二代叫“古典文明”。其中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以及希腊、波斯、罗马，都发生在公元前，是“后来人”；拜占庭、日本、阿拉伯、俄罗斯在公元后，是“年轻人”。第三代叫“现代文明”，主要指西方。这是文明史上的“新新人类”，其功过尚待评价，其前途则未可限量。

    这，就叫“三代文明”。

    三代文明有三个代表。代表第一代的是中华文明，代表第二代的是伊斯兰文明，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因为第二代文明中，玛雅、希腊、波斯、罗马、拜占庭都纷纷退场，印度、日本、俄罗斯又不具备世界性。第一代文明，先行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烟消云散，同龄人克里特、哈拉巴、奥尔梅克不知所终。从古到今延绵不绝的，只有中华。

    但，没有中断，却有衰减，也有变异。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及四年后的安史之乱，也许是一个分界点。大唐帝国对外败于阿拉伯，对内亡于藩镇割据，中华文明投向外部世界的目光从此收了回来。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变成了明日黄花。时代风气由宋的纤细，元的空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魏晋六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风光不再。明末清初后，鸦片战争前，中华再无思想家，对人类文明也再无像样的贡献。

    下坡路上，没人刹得住车。

    当然，这下坡路缓慢地走了一千多年，其间既有一蹶不振，也有路转峰回。

    就在中华文明起伏跌宕地盛极而衰之日，伊斯兰文明却欣欣向荣。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在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史称“百年翻译运动”。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

    伊斯兰，是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历史的不可捉摸，却也正在于此。没错，在伊斯兰文明展开双翅自由飞翔那会儿，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国王和贵族甚至目不识丁。可是，当西方现代文明后发制人风起云涌之时，穆斯林世界却跟我们、跟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茫然失措，甚至懵懂无知。也许，那时谁都没有想到，通过文艺复兴接过了古希腊火种，点燃了新时代火炬的西方世界，后来竟会雄霸了全球文明的话语权。难道天底下，真有“风水轮流转”一说？

    这是一个谜团。

    算一笔账可能是必须的。从二里头遗址算起，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从麦地那建国算起，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从但丁和薄伽丘算起，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越是后起之秀，越是迅猛异常。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不意味着“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只能称之为“传递接力棒，后来者居上”。

    也就是说，中华、伊斯兰、西方现代文明，还代表着三个时代。

    不妨略做回顾。

    众所周知，世界性文明的出现，是从公元前二百多年开始的。是时，罗马称霸地中海，秦汉一统大中华，形成当时最大的两个文明圈。但到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罗马文明陨落了。于是汉与罗马的双雄并峙，变成了唐文明的独占鳌头。唐代的长安，众望所归，四海瞩目，八方来朝。因此，汉唐七百年，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中华时代。

    中唐以后，唐宋文明与伊斯兰日月齐辉，但我们“夕阳无限好”，人家“新月正当时”。真主和先知的声音如同绿色的泉水，滋润了整个西亚，大半个非洲，部分南亚，然后漂洋过海远达印度尼西亚。这一空前盛况持续了数百甚至上千年之久，时间之长不逊于汉唐。整个中世纪，都是伊斯兰的时代。

    事实上，直到1792年奥斯曼帝国割让克里米亚，伊斯兰文明才真正走向衰落。此后的岁月，便没有争议地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三代文明前赴后继，三大文明次第辉煌，这里面难道没有文章？同为世界性文明，罗马黯然神伤，中华源远流长，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

三、伊斯兰

    先说伊斯兰。

    伊斯兰无疑是成功的。从公元622年（伊斯兰教历元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国，到成为世界性宗教和世界性文明，只用了短短一百多年。到怛罗斯战役之前，阿拉伯帝国已横跨亚非欧，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可是先前只有亚历山大和罗马人才能做到的。

    不过，亚历山大并没有建立起“马其顿文明圈”，罗马文明圈也在西罗马帝国终结后崩溃。然而，公元1258年（忽必烈攻打鄂州那年）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军队灭亡，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因此而毁于一旦，反倒星火燎原继续弥漫，直到18世纪才停住脚步，这又是为什么？

    有人说，是因为信仰。

    这并非没有道理。的确，穆斯林相信，安拉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此外，还信天使，信经典，信后世，信前定。正是这些坚定不移的信仰，把他们凝聚起来，共同创造和维系着自己的文明。

    但这样说，有问题。罗马人也有信仰，怎么没能保住罗马文明？犹太人有最早的一神教，印度更是宗教大国，犹太和印度文明为什么没有世界性？

    不妨一一看来。

    印度的问题最容易回答：他们从来就没有过统一而持久的宗教和信仰。孔雀王朝信佛，笈多王朝信婆罗门，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则都信伊斯兰教。现代印度，更是婆罗门、伊斯兰、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多元并存，就像一杯鸡尾酒。如此多元多变多种族，保住自己就不容易，哪里还能走向世界？于是就连是否存在统一而连续的印度文明，都至今没有定论。

    罗马的问题也不难回答：文明诞生于宗教之前。当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时，罗马人已经有了八百年的国家史和文明史，离西罗马帝国灭亡则只有一百多年，二者岂能共存亡？相反，伊斯兰却是先立教，后建国，有宗教才有文明。所以罗马文明终于陨落，伊斯兰文明却长盛不衰。

    更重要的是，与文明一起诞生的伊斯兰，既是关于天园的、来世的、末日的宗教，也是关于人间的、现世的、当下的伦理。这正是他们的独到和过人之处。是的，犹太先知获得了神的启示，释迦牟尼悟到了正等正觉，柏拉图知道了绝对理念，基督耶稣救赎了人类原罪，孔夫子则安排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这些伟大的智者，要么在此岸，要么在彼岸。自由往返于天上人间的，唯有穆罕默德。

    事实上，穆罕默德创造、穆斯林们共同建立的，不仅是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更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历史传统，甚至时代特性。古兰经和圣训，不但昭示着过去和未来，而且直接指导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生活方式。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是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才做到了的。但儒学不是宗教，也不跟华夏文明同时产生。

    文明与宗教同格起源，同步诞生，同位发展，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终极关怀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这是世界上的唯一。

    但，犹太文明，不也与此相似吗？

    没错，犹太教的建立，虽非建国之初，却在复国之时，即“巴比伦之囚”以后。因此，犹太人的文明，也可以说跟宗教相同步。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也融为一体。可惜犹太教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特选。所谓“特选”，即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特别挑选出来的“优等生”。这个观念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能不讲。而且，正因为讲特选，失去祖国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才能维系自己的文化，凝聚成同一个民族。但这样一来，犹太文明要想具有世界性，就十分困难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伊斯兰则不同，既讲特慈，也讲普慈。所谓“特慈”，就是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所谓“普慈”，则是安拉对所有人都很慈爱。这就既有亲疏远近，又能一视同仁，结果便走向了世界。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

    其实伊斯兰文明的世界性品格，正在“伊斯兰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真主固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和“拉希姆”。所以，个人信真主，内心就安宁；人类信真主，世界就和平。顺从真主，安放心灵，谋求和平，这就是“伊斯兰”的本义。顺从真主且实施善行者，就叫“穆斯林”。

    因此真正的穆斯林，必须热爱和平，尊重生命，关心他人。比方说，反对自杀，因为生命是安拉赋予的。必须封斋，因为还有其他人在挨饿。可以正当防卫，不能虐待敌人，穷追猛打，因为真主不喜爱过分者，也不喜欢杀戮。

    同样，至仁至慈，就公平公正，也自由平等，大度宽容。比如到清真寺做礼拜，谁去得早，谁就在前面。因为在真主面前，只有先来后到，没有贵贱尊卑。又比如，有条件婚娶的必须结婚，但必须双方自愿，即便是奴隶也不能强迫。至于以宽容务实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成果，不惜重金翻译推介，更不足为奇。

    显然，伊斯兰精神来源于信仰，又超越了信仰。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伊斯兰文明润物细无声般地从阿拉伯半岛弥散到世界各地，就连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也被伊斯兰化。事实上，伊斯兰文明虽然在早期，在西亚、北非和欧洲地区靠武力传播；但在后期，在东南亚和中国内地（不包括新疆）就主要靠商贸。比如阿拉伯人从未征服过印度尼西亚，印尼却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成为世界性文明，不是没有原因的。

    之后，便轮到西方人登场了。

四、西方

    西方是在阿拉伯人搭建的平台上起跳的，然而轻轻一跳就直上重霄九。联省共和，君主立宪，联邦宪法，人权宣言，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蒸汽机、发电机、照相机、计算机，一系列的创造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你还能想象没有西方科技发明和文明成果的生活吗？几乎人人都在穿牛仔裤，看好莱坞，吃快餐，用电脑，打手机。

    西方现代文明，毋庸置疑地最具世界性，问题只在为什么。

    比方说，也是因为信仰吗？

    否。

    毫无疑问，西方文明也有宗教的底色和背景，而且也是一神教。但西方文明却不能叫“基督教文明”，正如拉美不能叫“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不能叫“东正教文明”。因为在西方世界，宗教和信仰都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便明文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哪怕是信众最多的基督教也不行。像穆斯林那样，孩子一生下来就是穆斯林，这在西方不堪设想。
 
    那么，西方人更在乎什么？

    自由。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好，民众也好，媒体也好，最为着力保护的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信仰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更包括不要信仰，什么都不信，什么教都不入的自由。

    也就是说，自由比信仰更重要。若为自由故，信仰亦可抛。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才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

    的确，如果说穆斯林弘扬的是“伊斯兰精神”，那么西方人看重的就是“普世价值”。具体地说，就是独立、自由、平等。此外的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则不是。人权和法治是观念，共和与宪政是制度，民主则既是观念也是制度。它们都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体现，以及实现这些价值之最不坏和最可行的途径。这事过去一直是糊涂账，现在不能不算清楚。

    独立、自由、平等这三大核心价值，是文艺复兴以后被重新发现的。尽管它们在古希腊文明中已初见端倪，但真正成为西方国家的全民共识和朝野共识，仍然费了不小的工夫。然而一旦确立，西方现代文明便腾空跃起。

    一般都认为，西方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是因为制度先进、优越、完善。比方说，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保护了知识产权和言论自由，科技当然进步；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保证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经济当然发达。

    问题是，这些制度为什么能够建立，而且能够实行呢？就因为制度背后有观念的支持，比如“这是我的小破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比如“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这些观念被广为传播，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江湖大佬，都不敢顶风作案，冒天下之大不韪。

    制度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什么？

    价值。

    比方说，因为尊重独立，所以要保护隐私；因为崇尚自由，所以要保护言论；因为坚持平等，所以要保护民权。这才有了人权观念、法治意识、创新机制、保障体系，有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有了一系列的观念和制度，而且能够落实和执行。

    价值、观念、制度，是一种由里到外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西方现代国家能够勃然兴起后来居上，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强势、最强悍的文明，就因为他们把这个逻辑关系弄清了，理顺了，夯实了，建构成浑然一体的东西。

    西方现代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

五、中华

    中华的声音很遥远，也很亲近；很清晰，也很模糊。是啊，当它穿越三千七百年的时空在耳边回荡时，我们知道它的主旋律和关键词吗？我们能用简简单单一句话，说清楚什么是中华根、中华梦、中华魂吗？

    有点难。因为中华文明实在与众不同。

    比方说，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
  
    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什么是信仰？信仰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或真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来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来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这样的存在和命题，我们从来不曾有过。

    奇怪。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中华靠什么成为世界性文明。

    方式。

    文明是需要方式的。价值和精神只有体现为方式，才是鲜活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东西。事实上，自此告别了殷商的“巫鬼文化”，从西周开始，我们民族就一直靠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创建和维系文明。正是这些与其他民族大相异趣的方式，以其独特魅力和成功经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使者、僧侣、商人和留学生。他们来到长安、开封、北京，留下胡笳番舞，带走瓷器茶叶，也带走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和理解，哪怕那理解不过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甚至就连用筷子吃饭，也被学了过去，更不用说语言文字、书画建筑、典章制度了。

    那么，中华文明的方式是什么？

    方式是涵盖了诸多方面的，比如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方式，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方式，君臣父子的社会组织方式，称兄道弟的身份认同方式，家国一体的政治管理方式。后面这一条也许至关重要。的确，如果说伊斯兰文明的关键是“政教合一”，那么，中华文明的要害就是“家国一体”。君臣如父子，四海皆兄弟，民族大家庭。父母官，子弟兵，兄弟单位，整个文明圈内的一切关系，包括人与人，也包括人与自然，都靠血缘和泛血缘来维系。

    这，就叫“以人为本”。

    但，不是个体的、独立的人，而是群体的、血缘的人。

    以人为本，就不会“以神为本”，也就不会有宗教，有信仰，而且不需要有宗教，有信仰。实际上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以祖宗代上帝，以圣人代神祇，以道德代法治，以纲常代信仰”。由此体现出来的，则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这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显然，方式的背后是有精神的，精神的背后也一定有价值。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能够风雨沧桑而延绵不绝，骨子里就一定有核心价值。比如西非民族主义先驱布莱登就认为，非洲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号称“三个和谐一致”。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有，只不过不使用“价值”这个概念，更不称之为“普世价值”。

    现在似乎可以窥见文明的秘密了。

    文明的秘密，在意志，也在结构。文明是有结构的。任何一种文明，都由三部分组成：方式、精神和价值。价值外化，就表现为精神。精神落实，就表现为方式。方式其表，精神居中，价值是内核，是为“文明三要素”。三大文明的次第辉煌，不过是“文明结构”的层层展示和打开。

    也许，这就是历史？

六、关键时刻

    历史是一盘难以猜透的棋，常常看得人暗自心惊，不明白那神秘的棋手在怎样敲打键盘。比方说，同为第一代文明，为什么资格最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年代接近的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都湮灭了，唯独我们硕果仅存？同为世界性文明，为什么罗马会灭亡，汉唐却能延续发展？为什么文明三要素之谜，要由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来揭晓？为什么前一种秘密大白于天下后，就会有另一种文明来接手？为什么解开密码的次序，恰恰是方式、精神、价值？为什么历史的顺序，刚好跟逻辑的顺序相反？

    这些，都是需要破译的“达芬奇密码”。

    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只有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才代表了三代文明、三种类型、三个时代和文明三要素，同时最具世界性。因此，这三大文明有可能就是文明意志的集中体现，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第一世界”。也因此，我们民族必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再次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至于赋予者是谁，并不重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管他叫“历史”。

    这不是想当然。

    前面说过，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犹太像油，西方像酒，伊斯兰像奶，中华像水。水，是开放的、兼容的、平和的，原本纯净而素朴。纯净，故天下皆能与之相和；素朴，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的确，上善若水。什么信仰都没有，反倒有可能容得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你要信上帝吗？可以。你要信真主吗？可以。你要信佛祖吗？可以。你要我跟着你们信这个信那个吗？也可以。反正祭神的时候，我们不过权当他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神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教的，根本无所谓。

    于是前有三教合流（儒、道、释），后有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中华文明的大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圆，就这样实现。

    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有这样神奇力量的民族，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尽管这个平台，也只是将来建立起全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过渡和跳板。

    那才真叫“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事实上，当今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这个平台，也只能由没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来搭建。没错，信仰是个好东西。一个人真有信仰，就不但会有底线，还会有境界。一个民族真有信仰，则不但会有凝聚力，还会有持续性。这可以由历史来证明。历史上的文明，有的无宗教，如希腊；有的多神教，如印度；有的一神教，如伊斯兰。结果怎么样呢？无宗教的昙花一现，多神教的偏安一隅，一神教的走向世界。

    显然，只有一神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一神教的文明，才有世界性。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真理只有一个，信仰也一样。

    因此，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和“文明使命感”。西方人甚至认为，创造文明是人对同类的必履之职。这当然同样是好事。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一神教并非只有一家，唯一的神也就并不唯一。这下麻烦了。你也有使命，我也有使命，你也有信仰，我也有信仰，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又是格格不入的，这又如何是好呢？退让？那我的就不叫使命不叫信仰。不让？可不得打起来。所谓“文明的冲突”便由此而生，尽管冲突的背后有利益的驱动。

    这时，中华文明便应该有所作为了。

    中华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不来自信仰，而来自历史。是的，其他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的第一代文明都湮灭了。现存的文明中，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日本，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没有宗教和信仰，却又有世界性，而且能长期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独一无二，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历史出于文明的意志而埋下的伏笔，也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文明是什么，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又是什么。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是因为要有信仰。为什么要有信仰呢？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有价值和价值观，才会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创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续发展。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现在事情十分清楚。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或者价值观不恒定，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

    没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全民共识，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儒家伦理可以充当“维持会”；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可惜时至今日，它们都必须下岗。唯一的办法是重建，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文章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引用时请核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