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从人文书店关门和郭敬明签售说起
大家知道,我是做出版的。出版就是对信息的复制与传播,产品主要是图书、报纸、期刊。但我今天为什么没有谈“出版”而是谈“阅读”呢?主办方认为出版是一个很专业的话题,担心大多数听众对此感到陌生;二是认为出版与阅读实际上是孪生兄弟,谈阅读离不开出版。因为在人类的阅读史上,出版使阅读成为可能,而阅读又推动了出版的发展。在人类的精神成长史中,出版与阅读始终是相依相存,共同伴随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我们今天在这里回顾阅读的变迁,可能只能择其要者。因为五千年的历史太久远,因为三千年的文明有太多的积淀,我们不能在某一地某一处风景流连——就像万里长江,就像九曲黄河,只有在空中,才能看见其运动的轨迹。所以,今天我只谈两条线索,一是阅读载体的变迁,二是阅读内容的变迁。
在描述阅读的载体与内容的变迁之前,我先谈两则最近书业发生的事情。虽然这些事情属于极个别和极偶然之事件,但是与我们的阅读却息息相关。
一则是关于北京风入松书店倒闭和美国鲍德斯连锁书店破产的消息
北京风入松书店是由北大教授王炜先生1995年10月创办的,以销售学术书籍为主。开业六年来,书店以高品位的文化品格、浓郁的学术气氛、较大的超市规模吸引着读者。
十年来,风入松人不但以自己的知识结构、鉴赏能力和学术造诣推介图书、引导读者,还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包括专题研讨、学术沙龙、新书首发、名人签售等。许多知名人士如杨振宁、任继愈、季羡林、张岱年、汪道涵、厉以宁等都亲临指导。
2011年7月2日,风入松书店一纸告示关门”歇业”.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倒闭的托词。有出版单位起诉风入松要求付所欠书款。
中国独立书店倒闭不止这一家,在此之前,各地早已纷纷传来不少人文书店关门的消息。与此同时,国外也有不少大书店宣布破产倒闭。如今年7月,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鲍德斯集团(Borders Group)表示,由于在竞购截止日期仍无买家出价,该公司将进入破产清算。鲍德斯今年二月向法庭申请了破产保护。
Borders 成立于40年以前,该集团旗下共有642家连锁书店。目前鲍德斯集团已经关闭了237家书店,目前仍有405家仍在继续运 营中。
全世界的书店都生存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据前天的中国新闻出版报载,广东知名的学而优民营书店也在收缩营业面积。其它很多国营书店虽然占据着城市最好的位置,但依靠卖书籍也很难坚持下去,不少地县级新华书店纷纷将店面租给他人经营与书无关的商品。
人们曾将书店比喻为一个城市人文风景的窗口,一座城市文化内涵的缩影。书店的墙上也挂着高尔基的那句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现在书店纷纷关门,这“梯子”难道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人不再阅读了吗?90年代,由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价值的倒挂,社会上普遍流行过“做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之说,但现在,知识改变命运深入人心,为什么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和精神港湾却从城市的风景线上纷纷消失呢?
另一则消息发生在广州。上个月举行南国书香节,主办方请来了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郭敬明签名售书,结果,因为读者太多只好取消这次活动。
金羊网 8月20日消息 记者张媛媛、左嘉惠报道:8月20日,郭敬明带领《最小说》主创团队成员hansey、陈晨、李枫、王小立现身南国书香节。原定于下午2点半举行的读者见面会因现场场面混乱被迫一再延后。5点30分,郭敬明终于出现在书香节中心区的舞台上,顿时引来尖叫。在回答了几名现场观众的提问后,郭敬明及其《最小说》团队成员便匆匆离开,前后时间仅10分钟,原定的签售环节也未能举行。
郭敬明微博:回到上海了。刚刚看了些评论才知主办方对读者们说的理由是“郭敬明误机迟到”,所以才迟迟不开始,最终取消了签售。我昨晚就到广州了,何来误机?我和hansey李枫陈晨小立,从下午两点开始就在后台等候直到五点,是主办方自己安全问题没有做好,导致警方取消签售。无论如何,向读者们说声“对不起”。@郭敬明 :已经在后台等了一个多钟头了.....还不能出去签售,都快睡着了....不知道外面秩序什么时候能恢复,人太多,大家注意安全哦!我们被警察叔叔锁在后台....
提到郭敬明,我不能不多说几句。郭敬明是1983年生人,读高中时参加萌芽杂志新概念作文大赛,获一等奖。后来出版了《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悲伤逆流成河》《小时代》等系列图书,创办了《岛》《最小说》《文艺风》〈最漫画〉等杂志并担任主编。先成立柯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后注册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现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合作,担任中心副总编辑。他的小说,销量动辄百万计。因其收入颇丰,其多次荣登福布斯排行榜。
更有权威机构发布, 2010全年,全国畅销书排行榜虚构类前30名图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占有11种。郭敬明本人及其团队占9种。2011年上半年,前30种图书中,北京中心占有12种。其中郭敬明本人及其团队占有11种。
从以上数字中,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南国书香节上,那一万多粉丝的呼叫声。下面是《羊城晚报》上那篇《郭敬明们为什么这样火》的文章——
在8月20日的广州“南国书香节”上,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1万多名郭敬明粉丝涌向会场,致使主办方不得不临时决定取消郭敬明的签售会。迟迟不肯离去的粉丝们上演了情绪高涨的一幕,呐喊与哭声交织成片。似乎只有在西方国家的街头游行或国内的流行歌手演唱会中,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这种场景似乎已成当下青春
文学的一种常态。郭敬明们为什么这么火?火的背后有怎样的玄机?应该火上加油、扬汤止沸、釜底抽薪,还是听之任之?(见羊城晚报《郭敬明们为什么这样火》)
一方面,部分人文书店因为读者寥寥,租金上涨而纷纷关门,另一方面,因为要求签名者太多而洛阳纸贵一书难求。这种相互矛盾的信号也许让人惘然:中国的阅读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中国人的阅读是呈下降趋势还是像南国书香节上那上万粉丝般激情高涨呢?
为了解答中国的出版现状和阅读状况,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三十年国人的阅读经历。因为中国人的阅读不仅是精神成长史,也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一个折射。 在座大多数听众的阅读都可能主要是发生在近三十年中。梳理我们的阅读史,可能就能找到这种变化的轨迹和背后的故事。
一、三十年的阅读风景
80年代与精英阅读
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刚从上十年的书荒中度过的一代人,如饥似渴地寻找可以阅读的内容。这个时期,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更是成为思想解放和寻找个人价值的一种社会共识,后来有人称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伤痕与反思:人的价值的寻找
1978年,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刘心武在《人民文学》发表《班主任》。这两部短篇小说产生的影响出乎人们的意料,大家争相阅读,探讨小说中所揭露的“文革”对人的心灵的戕害。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开始了关于“人的本质、价值、使命、尊严”的思考与论争、阅读。
伴随着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天安门诗抄》成为人们思想和情感解冻的代表性读物。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出版,对人性、人的情感、人的价值等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现代派、文化寻根、西方哲学等中西文化潮流接踵而至,萨特的哲学《存在与虚无》等、加缪的小说《局外人》《鼠疫》等成为人们阅读追捧的对象,社会上出现了“萨特热”,存在主义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新信仰。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著作《梦的解析》等,不仅成为人观照自身的窗口,也影响了文学和心理学、哲学等众多领域。当时,几乎每位大学生都是美学家,或者说是哲学家。他们津津乐道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口必称萨特、弗洛伊德,大家讨论人的审美情趣、如何做人、终极关怀等话题。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在反思文学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自身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涵。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戴厚英《人啊人》,张贤亮的《绿化树》,丛维熙的《大墙外的白玉兰》等一大批作品,探讨造成十年浩劫的深层原因。
出版家与文化启蒙阅读
“文化启蒙热”在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代表性图书有四套:一是金观涛等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主要译介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二是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比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三是汤一介等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书库,主要是介绍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四是由钟叔河先生主编的介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走向世界丛书”。
涌动的大众阅读潮
就在知识分子寻求形而上的精神阅读之时,大众阅读潮流也悄悄地展开。金庸与琼瑶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台湾和香港的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以及琼瑶、岑凯伦、亦舒、玄小佛、姬小苔等作家在大陆青少年读者中大受欢迎。因为当时大陆并没有签署国际版权公约,港台图书在大陆翻印十分普遍。
所以,80年代的阅读两种潮流互相融合,金庸、琼瑶和萨特毫不矛盾,大众文化和高端哲学并行不悖。有专家认为,“其实这并不奇怪,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语境是沉浸在新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之下的,没有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分野,人们即使在阅读通俗小说时,也将其纳入了另一个解释框架,比如,从言情感受到人性、人情的复归。”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对欲望的展示是对中世纪神学的反叛。就像人们普遍喜欢邓丽君的歌,从歌声中感受到的是人的解放,而非消费主义。
于是,在那样一个时代,精神追求似乎有很“物质”的一面,而物质追求又有很“精神”的一面。有人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混在一起,是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让人从过去极左的政治环境下,从计划经济中比较压抑人的个性、让个人得不到发挥的氛围中挣脱出来,通过通俗文化达到感性的解放,通过理论和哲学达成理性的革命。
90年代与世俗化阅读
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走向商业社会,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了解构性的变化。表现在文化上,就是电影要讲票房,刊物要自负盈亏,出版社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化管理,精英文化渐渐淡出,面向世俗阅读的东西多了起来。从80年代后期兴起的王朔小说热,就开始发起了对精英阅读的挑战。王朔小说中的冷嘲热讽成为读者欣赏的对象。因为意识形态因素一度十分冷寂的张爱玲、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作品的经典性重新被人认识。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故事成为小资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围城”更是成为大众用于替代“婚姻”的代名词。甚至,《废都》中的省略号也成为情色描写的代名词,一度引起各方的关注直到被禁止印刷。
名人传记图书热销,读者希冀从中找到成功的秘诀,也是为了满足窥私的欲望。《刘晓庆——我的自白录》开始,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倪萍的《日子》、崔永元的《不过如此》、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等书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由于图书的广泛传播,不仅影响着阅读的趣味,传主也成为时代之偶像。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安顿的《绝对隐私》则引领了一批口述实录图书的诞生。
市民化书写、市民审美趣味逐渐形成大众阅读的新热点。“新写实”的代表人物池莉的作品,书写普通市民生活,赢得了新兴的市民阶层的青睐。皮皮、张抗抗等,也关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情感、家庭、伦理的变化,《遭遇爱情》、《情爱画廊》、《大浴女》等,展示了青年男女的情感危机和追求。海岩的系列平民小说经电视剧的推广,也成为读者的新宠。
世纪之交,《老照片》的出版开启了一个读图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画说中国》、师永刚主编的《邓尼君画传》《宋庆龄画传》等拓展了国人的阅读视野。二月河“落霞三部曲”在电视的推动下受到了大众的关注,历史小说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唐浩明、孙皓晖、熊召政的历史小说将历史科学和艺术追求较好的统一在一起,形成了历史小说阅读的新高潮。而实用管理类的书也越来越风行,《谁动了我的奶酪》、《穷爸爸,富爸爸》成为一时之流传;大到国家小到组织乃至个人的生涯设计,一波又一波,诸如《学习的革命》、《比尔盖茨给青少年的11条准则》、《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热销都表明读者在寻求个人的发展方式。
进入世纪之交,经济的发展使读者出现分层,与世俗化阅读相对应的精英阅读、小资阅读呈现新的特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略带调侃、却又不乏生动的历史细节描述大历史的脉动,着实让读者耳目一新。余秋雨的历史大散文《文化苦旅》出版过程虽历经曲折但终于被人发现其价值,此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了读者和出版界的最爱。
但是,由于80年代末武侠、言情小说的泛滥,严肃文学的出版与阅读一度跌到冰点。1992年,王蒙的小说征订只有300余本,这时,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骏涛主编的《跨世纪文丛》系列,这些图书经过报刊的宣传与专家的推荐,意外受到读者的欢迎。其中收录了余华、格非、苏童、马原、叶兆言、王蒙等一批先锋作家的试验性作品,以及张贤亮、李国文、汪曾祺等从牛棚中走出的作家的作品。这套书先后出版了十辑上百位作家的作品,有些销售达到二十余万册。这套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重启了多元化阅读中严肃文学的大门。
总之,90年代的阅读没有完全的主线,没有明显的潮流,而是出现了分化。无论大众还是知识分子,都是一种茫然的状态,阅读是随意性的、偶然性的。
21世纪与多元化阅读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国新阶层力量的成长、社会话语的多元和丰富,加之媒介的影响和推动,加速了大众文化的分化,让读者的层次变得更丰富、立体。青春、言情、财经、励志、名人、小资、卡通、网络、魔幻、玄幻、盗墓、穿越、漫画等都培育起了自己的阅读群体。
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官场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渐趋高涨。从1999年王跃文的《国画》,到2002年陆天明的《省委书记:K省纪事》,再到2007年《驻京办主任》、2010年的《侯卫东官场笔记》等,这些小说在刻画为官之道的同时,又不露声色地揭露出“腐败”这一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痼疾,引起了大众的阅读兴趣。
商场、职场小说在近几年广为流行,成为白领阶层阅读的主要对象。从2006年出版的《圈子圈套》、《输赢》,到2007年的《基金经理》、《杜拉拉升职记》,再到2008年的《浮沉》、《红袖》,都是以企业商战、职场攻略、办公室政治为内容,触动了职场年轻人实现“中产阶级”的梦想。“比教材好看,比其他题材小说有用”,正是这样的特点使职场小说满足了读者休闲娱乐和实用的双重需求。
1994年,中国有了互联网,1999,第一部网络文学在台湾诞生并迅速在大陆图书市场出版。这是网名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大陆的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也相继以纸介质的形式出版。不得不承认,这股势力已经在大众的阅读范围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萧鼎、天下霸唱、当年明月等来自网络的作品用纸介质出版后受到主流阅读群体的关注。。
同时,实用性阅读成为一种共性阅读需求,其中生活健康类经过几年的发展在2008年出现爆发。《不生病的智慧》、《求医不如求己》,.《从头到脚说健康》等一批又一批养生类图书得到中老年读者的欢迎。
青春文学 分众阅读的宠儿
从近年的畅销书榜单来看,毫无疑问,新世纪成了“80后”写手驰聘的战场。韩寒、郭敬明等一批青年作家长期受到青少年读者的热爱成为一种重大的文化现象。青少年阅读群体逐渐壮大,据开卷2010年阅读调查,18岁到25岁的青少年阅读群体占36.88%,如果加上26岁到35岁的年龄群体,占整个阅读群体的70%,所以,青少年的购买能力和群体表达的诉求越来越影响图书市场。
继郁秀之后,韩寒和郭敬明无疑是当今最受欢迎的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二人皆因“新概念全国作文大赛”而暂露头角。韩寒出道的《三重门》、《零下一度》、《像少年啦飞驰》是以一个叛逆少年的形象出现的,到了《1988,我想与这个世界谈谈》,还有他主编的《独唱团》,他扮演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在试图影响更多的成年读者。除了小说,他还借自己的博客对社会生活发表自己的感受,虽然他写得不多,但博客的点击率过亿,以致于某大学的教授认为韩寒的作用是许多教授之和。
郭敬明是一个好孩子的形象,他读了大学,虽然因为忙于写作和办公司没有毕业,但比只有高中学历的韩寒要强。他的小说更少现实的重负,而更多爱情与魔幻,多了些浅浅的浪漫与忧伤。他关注都市目迷五色的变化和服装的潮流,关注青春期的幻想和追求。郭敬明还是一个商业天才,他除了自己写作,还创办了公司,先是创办不定期刊物《岛》后又创办《最小说》、《文艺风赏》《文艺风向》《最漫画》等杂志,囊括了一大批青春文学写手。落落、安东尼、七堇年、笛安、恒殊等是他所在公司的写手。他手下笛安的创作实际已不属于青春文学,但由于有郭敬明的推荐,在青春文学的读者群中同样受到了欢迎。所以,郭敬明团队到各地签售,往往出现人山人海的场景。
私人化的精英阅读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和数字化的冲击,阅读趋向实用和娱乐,但在精英知识分子那里,仍然在坚守自己的专业和学科需求,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图书。少数的出版社,如广西师大出版社贝贝特文化公司,走大众化学术精品的道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陈昕的领导下,以做中国的文化脊梁为已任,也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文化品位的人文社科图书。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阅读从80年代至今,发生了重要的深刻的变化。80年代,是精英阅读,是启蒙阅读,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成长期。90年代,阅读逐步分化,大众化阅读,世俗化阅读成为主流。21世纪,是分层次阅读,是多元化阅读,其中虽有精英阅读,但更多的是实用主义和浅阅读。
二、阅读:我们的价值选择
1。出版的商业化与阅读的世俗化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下中国大多数人的阅读选择正从精神的云端回到红尘滚滚的市井社会。用消解崇高,远离理想,追求实用,沉溺声色来概括当下的阅读主流也许并不为过。这种阅读的趋势是商业社会的必然还是理想与崇高的丧失所致呢?
阅读的堕落是接受主体的责任,还是提供者的责任呢?这又回到前面,出版与阅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读者的需求成了风向标,出版者强调以市场为导向,迎合读者而不加选择,另一方面,出版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仅迎合读者还在市场上制造阅读的泡沫。对当前的出版与阅读状况,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感到忧虑。一方面,以陈昕为代表的一派,为出版的过分商业化而担忧。事实上是,绝大部分出版社一刀切地转为企业,成为赢利的工具。留了几家公益性出版社,也是为了政府和意识形态服务。绝大多数出版社为了追求利润,被逼上梁山,一切以市场为中心,迎合读者而不是去引导读者。如一位歌星跳楼,全国竟然同时出版了20余种图书,如市场上一本奶酩书畅销,后面变着法儿出版了几十种有关奶酩的书。市场上流行所谓的养生书,各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南京的一位护士,居然成了养生大师,教人如何吃泥鳅治病。翻开畅销书排行榜,此类跟风书、泡沫书占有不小的比例。但大多数的图书,缺少思想的烛照,缺少独到的观察,反反复复在出版哪些陈旧的内容。有些学生读物,通过贿赂和各种非法手段,通过行政力量塞进学生的书包。其实,不仅给学生增加经济负担,还会浪费学生宝贵的时间。不仅如此,包括一些红得发紫的大师,如果我们客观一点评价,作品市场表现好,但认真研读,也没有给读者提供多少有启迪的思想,有新意的探索。如于丹的《论语心得》,易中天的《评三国》,都没有突破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艺术高度。这些图书在市场上巨大成功,主要是电视这种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所致。易中天老师著述颇丰,他的许多著作,如《艺术人类学》、《美学思想论稿》在理论深度和艺术创新上都超过他的成名作《品三国》。再如因为网络的推动而大火的《明朝那些事儿》,虽然销售上千万册,但说到底就是对《明史》的通俗解读。创新之处就是在其中加上了一些流行语言,无论对历史研究还是对文学创新都没有什么贡献。那些受青少年热捧的青春文学领军人物,虽然作品中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内容,但也缺少正义、勇敢、责任、包容等健康元素。
为什么我在前面讲述郭敬明签售的故事,一方面,我祝贺他的成功,因为他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的副总编辑,目前我还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另一方面,我也为在娱乐时代青少年阅读的盲目、狂热而惋惜。所以,我认为,出版的过度商业化导致出版的庸俗化,出版的庸俗化导致阅读的世俗化。出版人要增强社会责任感,不能仅仅以转企为借口而不去出版对社会和读者有教益的图书。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编辑家。他深知出版对阅读的影响,根据儒家思想,他修订、整理、编辑了《诗》《书》《易》《礼》《乐》《春秋》,这些书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格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创办于清末兴起在民国的商务印书馆,其办馆宗旨是“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他们整理古籍、购置文献,建设东方图书馆,兴办刊物,都将唤醒民众,教育民众,塑造民魂当做办企业的理念。实际上,商务印书馆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股份制企业,他们并没有贪图蝇头小利,谗媚读者,而是通过有选择的出版图书来引导社会的阅读方向。如张元济在抗日战争时期,亲自编写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其中挑选了十二位在历史上如荆轲、田横等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的故事,来激发国人的爱国意志。
2.提倡有思想的出版与阅读。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有悠久的传统,在人格的构建上,有很多让人难以忘却的名言。譬如“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譬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譬如知识分子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譬如“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几千年来为什么中华文明的传承没有中止,学界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汉字和用汉字书写的内容,以及用这些内容出版的书籍。孔子在几千年前就倡导阅读,他谈到自己的读书体会,深情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指导弟子阅读,强调要领会经典价值,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韦编三绝”是他的弟子描述他刻苦读书的情景。他反复阅读研究《易》,结果捆扎的牛皮绳居然断了三次。 重视阅读的教化作用,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当然,出版除了“以文化人”的作用外,还有娱乐功能。我们不反对有节制的娱乐,但阅读完全成为娱乐的附庸,就丧失了阅读的价值。近年来一直在倡导全民阅读的教育家朱永新先生也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崛起历程就是他们的全民阅读动员历程。反观之,一个人放弃、拒绝阅读也是他的精神荒芜史的第一页,一个民族冷漠、告别阅读的历史也是这个民族的衰亡史的第一页。赫尔岑有一段话:“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所以,我们阅读,不要仅仅取其实用,更重要的是汲取思想的营养。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是能够思想的芦苇。所以,我们的阅读要做有思想的阅读。面对当下的阅读现状,我们要通过有良知的批评家和社会人士,包括我们的社团组织,一起来校正社会的阅读偏差。
三、我们怎样面对数字化阅读
我们前面分析近三十年来的阅读变迁,主要是纸介质出版物的阅读风景,实际上,我们不能忘记或者视而不见,近十年来的阅读,整体上是在互联网背景下一个阅读的转型期。中国人已经不像古人那样青灯黄卷,安安静静地趴在书桌上读书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在进入千家万户,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之中。这就是数字化阅读。
说起数字化阅读,首先我们要明白何谓数字出版?数字化出版主要分为三部分一、网络出版。包括电子图书、网络期刊、网络广告、网络游戏、在线音乐以及可供下载的各种资源等。二、手机出版。手机铃声、彩信、彩铃、图片、动漫、手机游戏、手机图书杂志等。三、电子出版。带有文字、图片、音像的磁带、软盘、光盘(VCD、DVD等)等。总之,一切以二进制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处理并供应给消费者的过程都是数字出版。
我们数字化阅读状况如何呢?这里有一组权威的数字。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中国国民的阅读率呈上升趋势。2010年我国18周岁~70周岁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77.1%,比2009年的72.0%增加了5.1个百分点。
但是,纸介质出版物的阅读率增长较少,而数字化阅读的接触率增长惊人。其中,图书、报纸、杂志的阅读率较2009年约增长4%左右,而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增长为33%左右。
这就很明白,阅读增长实际上是数字化阅读在增长,从而拉动了整个阅读率的上升。
另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表明,2010年,不包括数字出版的新闻出版业资产总额为12737.4亿元,较2009年的11848.5亿元,增长7.5%。而2010年数字出版产业总体收入达到1051亿元,5年内增长幅度达到50%。
数字化阅读的速度发展惊人,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们研究阅读,不能不关注新技术条件下阅读形式与内容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我们的传统阅读,究竟有没有冲击?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究竟有没有推动。它是利大还是弊大,值得我们研究。
1.从竹简到互联网
关于数字化,实际上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而搭建的一个平台。起初是美国国防部用于内部通信,后来用于商业开发,才形成了现在这样一种规模。1994年4月20日,中国教育科研网与美国联网,这一天是中国被国际承认为开始有网际网路的时间。从1994年到现在,只有7年的时间,目前中国互联网用户已达3.5亿人。所以,上个世纪末美国开始搭建信息化高速公路时,一位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就预言,未来的人类将会依靠“数字化生存”。当初,大家可能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从今天来看,中国人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生活会变得无所适从。
说数字化生存对于某些青少年来说可能一点也不为过。上网成瘾让家长痛心疾首的报道不绝于媒体。武汉有一位海归陶宏开,专门研究如何戒除网瘾,成为国内知名专家。说到沉溺于互联网,我不能不提到发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农民的儿子,读了大学,但大学肄业后十年没有回家。十年一直泡在武汉的网吧里,只到重病在身才被父亲找人用担架抬回去。但沉疴在身很快不治而亡。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统计,这位叫王刚的大学生也属于死于“阅读”的烈士。
数字化仅仅是一个技术的手段还是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原罪呢?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内容载体变化对阅读的影响,我们不仿眺望一下中国三千年来记载人类文明的各种介质的迁徙之旅吧!
还是从甲骨文的发现说起。
那是一个偶然,但开启了一个人类认识自我的大门。
这是113年前1898年的某一天,此时正当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北京成贤街上国子监的祭酒王懿荣偶染风寒,在家人去中药铺抓回的药中,他发现一味叫“龙骨”的龟甲上,刻有仿佛汉字的图形。惊讶之余,他亲自去到这家药铺,买回了店里的所有龙骨。从此,一个伟大的发现震惊了世界。龟甲上的文字很多是象形字,上面记载的是商代占卜时的内容,如占卜的事情、时日和结果等。商代做什么事情前都要卜卦,故甲骨文字也称卜辞。卜辞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气候、习尚等许多方面,是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 后来,人们找到了出土龙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这里曾是商代的首府,这里先后出土了15.4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上面发现了五千多个字,其中已经识别了一千五百字。中国汉字中“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六法在其中已经基本体现。
应当说,甲骨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记载着人类文明的介质。经过王国维、蔡元培、郭沫若等人的考证,中华民族的汉字在三千年前,已经在先民寻找神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如果说甲骨上的文字也算出版,那么在神圣的仪式中,最早的阅读者是帝王和他的占星师。如果说秦始皇修筑长城是为了抵御外侮,但无意中给我们留下了最伟大的建筑,那么甲骨文也是如此。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当然,这些活动也仅限于王室和贵族。商周的礼仪已经规定得很具体,平民没有财力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公认属于书籍形制的文献载体是简策。简牍:开始使用时间:商代中后期。“简”:单片竹片;“策”:多片竹片;“版牍”(牍):木片。成语“韦编三绝”虽然肯定的孔子钻研《易》的刻苦精神,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容的载体与出版方式。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量竹简,就是当时留下的文献。这些文献填补了我们今天研究的空白,纠正了史书记载上的很多谬误。如《古文观止》中《触言说赵太后》一文,其实今本《战国策》《史记》都有误。根据马王堆汉墓竹简的解读,应当是叫“触龙”。也就是在孔子这个时代,在他的提倡下,教育资源从王室走向平民,“有教无类”使平民子弟阅读成为可能。如颜回、曾参、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都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
我们现在的纸本书籍制度(书写从上至下、从右至左;版框、天头、地脚;卷册、杀青、尺牍、版图、书札、篇籍等术语)来源于简牍的形制。
缣帛(帛书):开始使用时间:约春秋后期,之后与简牍并行。缣帛是一种丝织品,当时只有贵族和王室才有财力使用。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共出土了28种、共20余万字的帛书、竹简。根据这些帛书,今本《道德经》第十九章中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原本中是“绝伪弃虑,民复季子”,这是后人为了表示老子思想与儒家思想针锋相对有意改的。
竹简笨重而缣帛昂贵,到了东汉,作为宦官的蔡伦,因为投靠后宫,跑官要官封上了王候。他看皇后喜欢舞文弄墨,不惜以首席近侍官的身份屈尊兼管宫中打造器物的尚方负责人,他亲自组织研制了以树皮、渔网、麻头、破布为原料的纸张,史称蔡候纸。他又把这种科研成果首先用于为邓皇后抄写经传,而使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关于纸张的使用时间和究竟由谁发明,学术界有一些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是始于西汉,一种观点认为是从蔡伦开始。考古证明,纸张使用不晚于西汉。西安灞桥纸出土时可以分层揭开,灞桥纸是分散的单一纤维不规则异向交织的薄片,具有纸的典型结构。至于金关纸和扶风纸,经检验证明它们都经过全部造纸基本工序,而且纤维短细柔软,质量比灞桥纸还要好,经过试验,可以用毛笔在上面写字。根据上面的分析,有理由认为上述古纸都是真正的纸,但是比较粗糙的纸。在当时还处于试验室阶段。蔡伦虽然是个太监,在后宫中为非作歹,但蔡伦造纸的故事范晔在《后汉书》和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都已记载。范晔的《后汉书》的史料来源是根据蔡伦时人刘珍的《东观汉记》,所以认为是可信的。
纸张的使用,使阅读从宫廷走向平民,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推行,更使阅读在科举的指挥捧下普及到民间。天下莘莘学子“头悬梁锥刺骨”、“三更灯火五更鸡”寒窗苦读,为的是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而雕版印刷以及活字技术的的发明,使图书的广泛传播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凝聚着人类智慧和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以卷帙浩繁的图书呈现在国人面前。
从甲骨文到纸张,经历了一千年,而纸张使用到现在已经有了二千年。从载体的变化看,传播介质对传承文明,积累文化有没有促进作用呢?对于阅读会不会带来变化呢?回答是肯定的。从甲骨文到金文到缣帛,因为介质的获取不容易,阅读与使用始终局限于宫庭和贵族,而纸张由于其使用的便捷性、复制的经济性、传播的高效性,迅速在民间普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各种文体的传播之所以得到空前的繁荣,与纸张的这种普适性分不开的。
2.数字化阅读的利于弊
( 1)数字化改变了什么
对于数字化的来临,首先,出版界感到忧虑,狼来了的呼声不绝于耳。人们担心数字化会夺去读者,传统的出版将会在某一天消失。其实业内外关于图书消亡的预测时出狂言,有人放言到2018年,中国人将会不再使用纸介质阅读物。出版业内也有人疾呼“不数字,勿宁死”。但也有很多专家认为,数字化只是载体的变化,正如用竹简还是用纸张一样,关键是内容的价值决定出版与阅读的价值。实际上,二千年中国人都在阅读纸张印刷的读物,习惯成自然,改变一个国家所有人的阅读习惯,是一件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数量的此消彼长是可能的,但让具有审美功能的图书都变成闪烁不定的荧屏,恐怕还有个过程。
不适应是肯定的,但数字化的优势是存在的。我们谈到某人学识渊薄,常用“学富五车”来形容。实际上这五车指的是竹简,放在今天,用纸印刷,充其量只有一书包,用光盘印刷,可能不到一张光盘的容量。图书馆的数字化,期刊的数字化,使我们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是不是排斥互联网,排斥数字化,实际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性的变化,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科学技术发展步伐,因为互联网和数字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服务,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新世界,数字化已经成了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好的方式我不说,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上海一对小夫妻,妻子怀孕临产要去医院,丈夫居然在家忙着偷菜。放暑假了,武汉的几个小学生突然失踪了几天,后来派出所协助查找,原来几个孩子偷了大人的一万元钱,几个人到河南玩游戏去了——可见互联网的魔力。
图书阅读在下降,数字化阅读在上升,不仅是中国,其它国家莫不如此。我曾多次到过日本,多次乘东京的地铁。我未有去之前,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描述日本人在地铁里读书的风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访问日本时,果然我看见很多人在地铁里旁若无人地埋头读书,我估计读书人有30%的比例。虽然我也去过其它一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在地铁里都没有看见像日本人这样爱学习的。2005年,我又去了一次日本,在地铁里我看见日本人在乘地铁时仍然是很多人在看书,但情况稍稍有些变化,就是阅读的内容有所变化,因为至少有二分之一的人看的是漫画这类消遣的图书,包括成年人。但是最近去日本的朋友告诉我,眼下日本地铁里阅读的人仍不少,但主要是在看手机,看纸质书的人有但与用手机阅读的人比较只占有三分之一。我在中国北京的地铁里也观察了一下,果然和日本人一样,读书人少用手机阅读者多。
从日本人在地铁里的的阅读方式的变化来看,日本人依然是爱学习的,但是,日本人在地铁里正在将阅读纸质图书换成了手机阅读。日本的这种变化与美国鲍德斯连锁书店倒毙,与北京风入松书店的关门不无关系,因为在全世界,由于数字化技术与承载的介质的变化,传播方式的变化,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阅读方式已经悄悄地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据统计,全球大众数字出版的销售额也节节攀升。据美国出版商协会(APP)的调查,美国2010年电子书销售额比例较一年前增长一倍,占美国整体书市的15-20%;英国发行商协会的调查,英国电子书销售比去年增长20%,达到1.8亿英镑,其中大众消费类数字销售同比增长4倍。
面韩国教育部前不久公布的名为“智能教育”的计划,打算在2015年前,将中小学使用的全部教科书数字化。这样,学生通过计算机和互动黑板学习,纸介质的教科书将不再使用,那种“背起小书包,我去上学堂”的动人情景将不再出现。
(2)世上有无浅阅读
数字化阅读提高了国人的阅读率,但也有人认为,互联网的阅读是碎片化、快餐式、泛娱乐性、随意性的,数字化阅读与图书的深阅读相比,是浅阅读。图书的阅读是眼与心的配合,是形与神的互动。所以孔子教育弟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数字化阅读仅仅是被动的接受,用一句流行的词是“被阅读”。看电视、看动漫、看图片时,不需要,也没有时间让你去深思熟虑。而这种艺术形式本身的特性要求观众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尽快理解作品的意义。所以,视觉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浅阅读。
但是,我们要明白,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图书,并不完全是有思想的呼吸。很多的内容,包括被界定为数字出版的那些形式,实际上只是在传播信息,如同广播、报纸、电视新闻一样,只是在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种信息的接受也当成是阅读图书——我们也不要因此而责难互联网和手机。
当然,由于数字化传播的特性决定,目前在互联网上,在手机上,在平板电脑上大家阅读的电子书,每天都以数以万计的速度在”创作”,但截止目前,网络文学中还很少出现那种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鸿篇巨制。数字化阅读中最为流行的内容是玄幻奇幻类、历史架空类、穿越类、都市类、言情类、灵异惊悚类、军事类、游戏竞技类、科幻类等。这些作品发表在网上,并不像传统图书那样经过编辑的选择与加工,而是一种原生态的码字。作者是编辑也是读者,大家都是一种自娱自乐。既使那些脱颖而出的网络小说,也是靠读者的点击而产生的。有些时候,读者的点击并不能代表专业的水准。那些目前在网络上先发表后又出版了的纸介质出版物,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系列》。这些作者一旦成名,也就脱离了网络世界,如安妮宝贝,如安意如。当然,这是网络创作中极少的一部分,那些在冰山下的,是无数的初学写作者。据中国移动浙江手机阅读基地提供的数据显示,手机阅读的对象大多数是文化水准不太高的农村读者和外出打工的青年。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主办方希望将网络文学也纳于其中。那些在网络上发表后来又出版了纸介质出版物的,可以参加评选。开始很多网络作品都加入了评选行列,但很快就被淘汰,原因是评委们一致认为这些作品缺少艺术性和思想性,语言文字比较率性但缺少提练,与传统的纸介质文学作品比较还显得稚嫩。
3.探讨有价值的数字化时代阅读
传播介质的变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出版数字化也是时代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如何创造一种有价值的阅读,达到认识、审美和娱乐的功能。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数字化内容思想的贫乏、文字粗俗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目前这种缺少思想性和艺术的相对粗糙的作品依然长期在网上泛滥,数字化不会走得多远。因为古人说的好,“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没有文采的文章,是不会有生命力的。网上作品的发表,也必须如纸介质出版物的出版一样,需要选择、加工、提高,而不是目前这种以点击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当下网络这种作者、编辑、读者三合一的状况,加上网上阅读的导向,评价标准的错位,很难产生优秀作品。
同时,我们仍然强调阅读经典,即便是阅读数字化的著作,也要从经典开始。目前,很多机构将已经进入公版范围的中外作品进行了数字化,这对于读者阅读提供了方便。这些经典著作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积淀下来的典范之作,其代表了一个时代科学文化的最高水准。我们要构建知识体系的深度和广度,要形成健康的人格,就必须从阅读经典开始。我们既要系统地阅读那些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涉猎中外现代名家作品。阅读中要处理好泛读和精读的关系,既要“开卷有益”,还要“术有专攻”,阅读时要处理好学与用、知与行的关系。学习要持之以恒,切忌三日曝五日寒。
当然,既使在数字化时代,只要纸介质出版物依然存在,我仍然提倡阅读纸介质的出版物。这并不因为我本人是出版人。纸介质出版物除了携带方便,便于阅读,内容经过“三审三校”外,书籍的装帧、设计、印刷,会使图书浑然一体地产生一种新的视觉美感。我们在获得深邃的思想启迪以外,还可以感受到纸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如传统线装书,那种用线缝制,用宣纸印刷出来的蓝皮书,虽然不如用胶、用钉装订得更为牢固,耐久,但线装书传递出的古朴、典雅、温馨,仍然让书友们爱不释手。
提倡阅读,在全社会形成喜爱读书的风气,需要公民的参与,也需要政府及社团的组织。广州每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深圳的读书月,还有像今天这种岭南大讲坛之类的形式,都是在通过政府力量在倡导读书。我相信,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有着三千年阅读经历的中华民族,一定会保持旺盛的阅读热情,共同打造21世纪的书香社会。(本文为作者广东岭南大讲坛上的的演讲内容,2013年2月16号部分刊登于北京青年报上)
(本文原载于: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