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中国崛起的文明因素 (世纪中国论坛讲稿)
作者:陈昕 时间:2011年08月22日 来源:百道网·陈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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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这样说过,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如今,21世纪已进入了第二个十年,“中国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引发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北京共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诸多围绕中国崛起现象的专题讨论;客观地讲,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历史进程,当下的中国尚处于旭日东升的初始阶段,如何看待、认识这一壮丽的历史现象,国内外战略家、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在国内,有姜义华的《论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及其现代嬗变》,汪晖的《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甘阳《通三统:论三种传统的融合与发展》,还有姚洋的《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潘维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丁学良的《论辩“中国模式”》,等等;在海外,有基辛格博士最近在企鹅出版社出版的《论中国》,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佛朗西斯•福山的《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淡色中国》,郑永年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等等。可谓议题正热,思考正热。然而,稍感遗憾的是,至今为止的讨论基本上集中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层面,鲜有文明层面的论述。基于此,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藉出版平台之优势,搭建起一个互动交流的舞台,组织了“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这个主题论坛,一方面为学者提供思想交锋的机会,另一方面将这些精英思考传递给社会,让智慧的声音传播得更远,促使整个社会一起来思考,讨论中国崛起的话题,开创中国道路的新里程。
这次论坛的启动还肇始于我们集团最近推出或即将推出的几部重头专著和译著,它们为这次论坛的举办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和独到的学术观点。在此,我做一些背景的介绍。第一部是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担任小平同志等国家领导人翻译的张维为先生著述的《中国震撼》;第二部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主持翻译的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缩写的《中华科学文明史》;第三部是西北大学教授、《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将要出版的《世界将拥有一个怎样的中国》。尽管三位作者的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都试图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思考大历史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崛起,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只是一个经济奇迹的诞生,也不只是表现在经济总量的提升、社会财富的增加方面,它注定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事件,包涵了文化传统、社会意识、道德生活、科技智慧的系统支撑,因此,围绕“中国崛起的文明因素”这一共同主题,开展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交叉讨论,不仅能迸发出更多的思想火花,而且可以让我们得以从更宏大的视野认识中国道路及其相关问题。
张维为先生先后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对“中国模式”有着深刻的见解,《中国震撼》一书中归纳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与八大理念,指出中国的崛起是五千年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正如张维为先生所说,中国“百国之和”“文明型国家”的人口、疆土、历史、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换一种眼光来看,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道路,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最大优势似乎也有可能转化为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土壤,“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因此,“中国模式”在未来的变化中,如何探索文明型国家发展的多样性,将变得至关紧要,它势必带来新的思维和新的范式变化。
孙皓晖先生历时10多年创作的《大秦帝国》,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展现了秦帝国的全貌。孙皓晖先生认为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是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统一中国那个伟大时代强力铸就的结晶,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秦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20世纪90年代中期,费孝通先生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了“文化自觉”与之对垒,认为冲突背后有一种秩序,这个秩序也是理想,可以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来理解与期待。因此,一方面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需要强调中华民族强势生存的基因,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文化自觉”的意义上注重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气度,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和张力构成了中华文化对当代的重要启示。
江晓原先生长期致力于科技史研究,认为“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长期遥遥领先于西方,为何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出现,远远落后于西方,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东、西方文明在科技方面的路径不同,也就无所谓先进落后之分。但是,李约瑟著作的宽广视野,展现的东西方文明交流、比较的历史,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和当下的中国,都具有现实意义。讨论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目的是强调一种对于自身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既要与对“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西化派区分开来,又要和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姿态保持距离。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一直是在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沟通和融合的情况下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的,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语境中,由于“世界各地多种文化的接触引起了人类心态的诸多反应”,因此需要对自身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共存的格局做出自觉思考 。这也就使得回溯性地讨论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联系的同时还包含了对全球文化秩序的一种新构想,而中华文明以其5000年的历史事实上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范例。
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应当走出属于自己的崛起之路,已渐为共识。理论界的讨论日趋热烈,这是时代的呼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所讨论的哲学思想、政治体制、科技文明等,都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历史已经昭示,中华民族有着不同寻常的顽强的凝聚力,有足够的民族自信和创新能力,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文明路径,完全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中国崛起,在西方人那里或许只是一个书斋里的话题,而对于中国人,则是实实在在的改革探索和行动。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面对近代百年间的“衰落”,也从未气馁,从未放弃,历经磨难依然满怀希望,在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中国之路。尽管这条道路可能布满了荆棘,需要跨越无数激流险滩,但我们依然坚定地相信,曾经的辉煌不是历史的包袱,而是智慧的源泉,我们植根于此,能够开拓和探索出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精神。(原载《文汇报》2011年8月22日)
原标题:中国崛起的文明因素——世纪中国论坛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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