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行业内的会议上遇到了董秀玉先生。极朴素的人。短发，肤色白净，眼睛有神，嘴唇的线条很好看。身着淡绿色的宽松短袖，长裤，平底帆布跑鞋，随身挎一个帆布小包。一开口，便能听出她的普通话带有南方口音。果不其然，董秀玉说她实是上海人。 

我招编辑的第一准则：爱书，爱读书 

    董秀玉对书的喜欢，能感染每一个接触过她的人。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董秀玉就几乎把学校图书馆的书阅尽。初中毕业时，父亲病倒了，而姐姐尚在读大学，十六岁的董秀玉就偷偷去找工作。当时一听有北京的出版社来上海招工、考试，就仗着十六岁的天真和对书的热爱去参加了――1956年的时候，北京对所有的人都有着神秘而强大的吸引力。当录用通知书发到家里来的时候，母亲都傻眼了。而董秀玉从此和出版，和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董秀玉考的是校对。到2002年，她从出版社退休时，卸去的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的头衔。即便是从事校对时，她也觉得喜欢，因为“还是可以读书！而且，校对时用心和不用心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校对一辈子只是在看文字，从来不思考。而她每次校对时，第一遍是核对文字，只管对错，第二遍则是自己通读文章，好的文章甚至再而三地读――这习惯一直延续到以后的编辑工作中。

    所以后来董秀玉挑选新编辑时，说第一重要的，就是爱书，爱读书。因为编辑图书的过程其实很琐碎，很辛苦，又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只有喜欢书的人，即使付出再多，也还会觉得高兴。董秀玉介绍，新编辑进来后，三联对他们进行的培训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编辑专业培训，由社内编辑主讲编辑流程。另一条线是学科专业培训，请各个学科的学者来讲述领域内的发展、思潮和新的议题等。在学科方面，甚至包括国际上的学术讨论会，她都支持编辑去参加，因为三联的学术著作多，编辑必需通过多种途径去了解最新动态、重要作者、关键问题等。这样才能开阔思路，抓准选题，并抓住那些研究得最好的人。

    开阔的思路带来活跃的氛围。三联的编辑最喜欢开选题讨论会，会上大家七嘴八舌，陈述做某本书的必要性，各种意见都可以拿出来交流。到后来，有的编辑在初对某个选题产生感觉，又把握不定的时候，还会直冲进董秀玉的办公室，激动地和她探讨是否可行。这时董秀玉也会激动起来，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指点――于是下一次的选题会上，该编辑的选题报告就从容出台了。 

从工作当中学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工作是我一个重要的学习途径。”而这种学习带来的质的转折之一，和《读书》杂志的创办有关。1978年下半年，时为人民出版社编辑的董秀玉参与《读书》杂志筹备；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

    “我觉得我很幸运。”回忆起《读书》的创刊，董秀玉重复着这句话。当时她已经工作了二十几年，年年不是劳动模范，就是先进工作者，还曾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知识上也已颇多积累――但她说，那只是一股冲劲，肯干，肯吃苦；思想上的升华不够，学术层次不够。真正的提升、转折，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还是自接触了那么多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出版人和学者始。

    做《读书》杂志时，董秀玉可谓是“冲击并幸福着”。她说，当时自己什么也不懂，只是在众多编委、老编辑的支持下，大胆地四处奔走约稿，很受锻炼，也觉得很幸福。“这些优秀的出版家和作者对我的帮助太大了，他们敢于高举思想的大旗，坚持正确的东西，关心、忧虑国家、民族的前途，老百姓的生活。而且，他们对年轻人又是那样好。可以说是启蒙了我的思想，给我的心灵带来非常强烈的冲击。”这冲击带来的后果，董秀玉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词来表达：懂事。她说：“我觉得懂事了很多。”这里的“事”，实乃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事。

    如果说，“作者阵容一直是《读书》最宝贵的资源”的话――董秀玉接触到的这些优秀学人，也是她一辈子最宝贵的资源。她尊重他们，从心底里愿意为他们提供多一些的帮助与服务；而她自己无论在业务上还是思想上，也因这样的接触而成长。后来，很多人对董秀玉挑书的眼光相当佩服。她第一个将蔡志忠古籍经典漫画引进大陆；第一个正式引进版权、成套推出金庸作品集；二十讲系列、乡土中国、经济学家手札、大众经济学丛书等等都是她着力推出的――她对选题、内容、作者的鉴别和把握，与她知识的积累、判断的眼光和悟性不可分，更与她在编辑《读书》杂志时的思想上的冲击与提升不可分。出版人的勇气、学者的文章，合着他们自身的风骨、人格，切切实实地熏陶、培养了她的思考能力和鉴别能力，培养了她的文化自觉。 

培养编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培养文化自觉 

    推己及人，董秀玉说，培养编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培养文化自觉。

    1993年，董秀玉从香港回北京时，抱着一颗回报之心。当时三联的处境非常困难，总部在租借的地下室里办公。市场经济对图书市场的冲击非常大，买卖书号在那时一度很普遍。而在出任三联总经理后的第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上，董秀玉就提出：三联坚决不能卖书号，把这么辉煌的品牌给砸掉；如果大家不相信我，坚持要通过卖书号来救三联的话，我只有退出。当时董秀玉她所依托的，除了从香港的市场经济中学到的新理念、新方法外，更主要的是她在这么多年里日益明晰、坚定的对出版文化的认识：出版是神圣的事业，出版人是有责任、有文化担当的人，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之一，就是要守住文化的尊严。

    因此，在任三联总经理的十年里，她从未将利润指标分派给下面的编辑。她说社长或者总经理就是负经营责任，把握方向的；如果将利润指标都分下去，最后享其成，还拿最多的奖金，太不公平。说到激烈处，董秀玉用了一个现在提得越来越少的词：剥削。“也许剥削说得过分了，但我是很痛恨这种做法的……其实市场经济不是这样。市场经济要利润，但并非是一切以利润为中心，特别是文化事业，出版事业。这种瓜分利润的做法是中国独有的。国外的大出版公司，哪一个是把利润包给编辑的？我们什么都要学国外，但这一条是中国特色。……我们出版工作是‘藏之名山，留诸后世’的事情，可我们现在有多少书能够留诸后世呢？”

    守住文化的尊严，还体现在编辑对文化内容的选择上。当时为了减轻社里的经济压力，有编辑曾介绍了一本国外讲气功的书，如果引进出版，可以获得两万美金的补贴――那时相当于20万人民币。而三联1992年的销售码洋才400多万，利润也很少。然而董秀玉拿过书稿翻阅后，就坚决地否定了。她对其中的荒谬内容至今还记忆深刻：通过气功中的冥想，人能看到人类一万年以前的生活状态等等。完全没有科学概念的书，怎么可以出？

    出版的文化自觉之二，在于鼓励文化创新。出版既要有传承，又要有发展。只有传承没有发展的出版，将和时代脱节，和读者脱节。因此出版人要有文化创新的自觉意识。在三联时，董秀玉提倡要在每一个出版环节上，都走在他人的前面。而且，她对领先的把握也非常细致：不能一下子跨一大步――因为别人跟不上的话，就会很惨；要提前走前半步，既保持了领先，又照顾到了读者的接受能力；同时，更不能为了图创新的速度而忽略质量。如三联最早的丛书――“乡土中国”系列，第一批出得很快，并带出许多类似图书；但第二批书的速度就慢了，原因就在于对图书质量的高要求。如做徽州这本书时，他们挑选的最好的、最合适的作者恰好要去日本一年，董秀玉就坚持等待。“如果我坚持一流的作者，那么其他领域的一流作者也愿意到三联来出书。而层次变得杂乱之后，可能就留不住一流的作者了。”――正是这种坚持的耐心，使得能在三联出一本学术书，成为学术界人士很以为自豪的一件事。

一机两翼模式，带领三联重新起步 

    1986 年底，董秀玉去香港三联任总经理兼总编辑。1987年底，连续亏损多年的香港三联书店盈利。董秀玉说，在香港三联，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市场经济的压力与活力，认识到好的周刊是印钞机，认识到发行渠道的重要性。总之，那是她转换为出版社管理者角色的关键几年。六年后，她回到北京，依旧是满怀的热爱与自信。所以，还是在第一次的中层干部会议上，即便当时三联那么窘迫，几乎是没有任何固定资产，她却乐观地给所有三联人画出了一个宏大美妙的发展蓝图――走“一机两翼”的发展模式。图书出版是三联的机身，是最根本的，但三联走的是学术精品出版的特色道路，不可能在图书出版上有大的获利，因此还需两翼相佐：一翼是书店，一翼是期刊群。 

    一、“机身”：打造品牌，创造和拥有信仰客户

    马斯洛去世后，人们在他的未定稿中发现了他提出的第六个需求：理想化的需求――一种人类最高形式的需求。与理想化需求相对应的消费行为，是“信仰消费”，其客户便是“信仰客户”。此时产品成为消费者物化理想的符号，信仰完美的图腾。董秀玉强调，三联品牌的图书，其目的之一就是创造和拥有这样的信仰客户。所以作为三联的立身之本的图书出版，在紧扣“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的内核之外，还应有一个更加严格的要求，那就是：为什么这个书要在三联出？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为什么”，也是容易被我们绝大多数人忽略的“为什么”， 太多的出版社脆弱得经不起这样的拷问。而在三联的选题讨论会上，编辑除了要交待清楚选题在学科上、思想上、内容上的必要性等等以外，最后还必须直面这个“为什么”的追问，阐述自己的理由，清晰自己图书编辑的思路，帮助出版社更快地建立起图书品牌。

    董秀玉说：“如果这个书中华也能出，商务也能出，那么为什么三联还要出呢？如果三联的书总是合适好些出版社的话，那么三联就没有自己的特点了。”只有坚持这样的特点，才能将三联人的信仰追求和读者的凝聚在一起――信仰客户就在这样的理念下诞生。

    二、“书店之翼”：抢占了编辑部的办公空间

    1996年，三联的新办公楼落成。此时董秀玉一心执著的，是开设书店，建立自己的渠道的梦想。相比于东奔西走争取开店批文来说，她觉得要说服自1986年以来就屡屡搬家的三联人今后仍委屈在狭小的方格子中，而将新楼的最好的三层：地下一层和地面一、二层拿出来办书店，甚至在其中辟出几方小小的，却很自由、舒适的阅读、休息区，是一件更为难的事。

    最后，在全体员工的大会上，董秀玉选择了讲述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当时学者们对《读书》“作者服务日”的重视。所谓“服务”，也只是将三联收集到的新书选择一个固定的日子展示，任由学者翻阅或者索取，同时提供简单的茶水点心。然而每一个服务日都很热闹，大家看看、坐坐、聊聊，乐不思归。最让人感动的是吕叔湘先生，几乎从不拉下任何一次“作者服务日”。有一次“服务日”正好遇上全国政协开会，大家觉得他不会来了。可当董秀玉下楼时，又看到了吕先生正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了过来，见到董秀玉诧异的眼神，他只是说：“我想来想去，还是不去开会了。”
    
    第二件，是董秀玉到上海拜访施蜇存先生的经历。先生在小小的上海阁楼里接待了她，当时她几乎就是坐在门口，而施蜇存先生坐在房内，其余的空间就由书占领了。然而两人也是相谈甚欢。直到董秀玉起身告辞，才发现施先生原来一直是坐在马桶上，而将舒适的座椅让给了她。

    这一前一后的两件事，多年来一直藏在董秀玉心中。她说：“我有一个冲动，就是将来有可能，一定要开设一个宽敞舒适的书店，让这些学者不再为买不到书，也不再为没有会友的空间而发愁。”结果，全体三联人都通过了开设书店的决议，而从编辑到社长，都只有小小的一块属于自己办公的地方。

    至如今，“韬奋图书中心”已经实现盈利，它不仅成为集中展示三联图书的窗口，而且还是北京爱书人心目中必去的书店之一，包括坐在书店的楼梯上看书，都成为他们心目中很值得体验的美事。

    三、“期刊之翼”：《三联生活周刊》，穿过荆棘后开出的花

    虽然董秀玉曾经设想的“以品牌特征贯穿所有三联的出版物，包括杂志，创建20个子刊，形成辐射面极广的期刊群”没有完全实现，但富有三联文化特色的期刊，尤其是《三联文化周刊》给三联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实现了她“以刊养书”的构想。

    好的周刊，除去发行获利之外，还可以赚取广告收入，在1993年的大陆，这是最领先的观点――三联就这样开始了吃《三联生活周刊》这只大螃蟹的历程。而董秀玉一直以她的的果断、坚持和智慧支撑着刊物的发展。

    当时，借鉴香港周刊的经验，周刊人员全部外聘，由于工作量大，工资也相比社里编辑要高，但所有工资都由引进的投资方发放。然而出版社内部还是出现了微妙的失衡心理。怎么办呢？董秀玉想到的是公开、公正、公平。她迅速在社内贴出告示，详细说明《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的具体用人办法，工作内容、和工资水准等，凡三联社内的人竞聘都优先考虑。此榜贴出后，却是一派风平浪静。内部安定团结了，周刊的事务才能开展得更加顺利。

    其二，关键环节上，一毫也不退让。第一个关键，是刊物内容自主，决不容资本干涉。当第三家投资方由于资金紧张，打算将周刊转卖时，董秀玉担心内容上失去控制权，坚决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归还投资方的投入资金，由自己决定新的投资者。第二个关键，是清楚投资账目，坚决不动用周刊一分钱。所以董秀玉坚持派驻三联的财务人员，彻底了解周刊资金出入情况。最后，在和第三家的投资方不能达成一致协议而对簿公堂的情况下，三联财务人员掌握的账本成为大功臣，对方无法查找出任何缺漏。之后，这本以“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来彰显自己品位的刊物，终于得以找到新的投资方，转型为名副其实的周刊。

    董秀玉说：“我退下来时，《三联生活周刊》的广告已经签到了2008年，4800万元人民币。”

编辑是天底下最最好的职业

    “编辑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董秀玉一说到高兴处就会冒出这句话，我知道那时因为她的确在用生命来热爱这项她从事了半个世纪的工作。

    因为热爱，现在的她遗忘了所有的压力。曲曲折折也好，一帆风顺也好，都成了她回忆中调味的佐料，做出编辑这道美味的大餐。而退休之后的她依然活跃在出版的最前沿，全心做着自己热爱的图书，关注出版行业的发展，反思中国出版改革“未富先大”的发展模式。

    她曾说，相比中国香港，大陆那么大的地方，出版社的数量还受到控制，如果还做不好出版的话，我们出版人是不是太不能干了？

    是不是太不能干了？董秀玉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回答。而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甚至飞跃，还需要太多的出版人来面对这个问题，将思考付诸于行动。
  
    原文标题：编辑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听董秀玉讲出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