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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出版人,已经编了三十年书,接触过许多文化板块。回头总结,有一个板块颇让我难忘,那就是“民国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与沈昌文、扬之水、杨成凯和陆灏等先生合作,推出《新世纪万有文库》六百种。其中有“近世文化书系”,由陆灏、陈子善等人主持选书,就是搜集整理民国时期优秀著作。在十年间,这个书系出版图书二百余册,影响很大,至今还有许多读书人叨念不已。但是,有两点说明。其一,那时改革开放正在深化的过程中,人们对文革心有余悸,我们称“民国”为“近世”,即是一个例证。其二,编“近世文化”书系时,我们并不知道“民国童书”的存在,或者说,我们对于民国时期的童书质量认识不足,对其数量和名目,几乎一无所知。
二零零五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推出《民国老课本》,见到后吓我一跳。心中感叹,那时的小学生课本竟然编得那么好,尤其是《开明课本》,由叶圣陶和丰子恺二位先生一写一画,珠联璧合,更让我赞叹不已。从那时起,我的心中开始对民国童书,产生某种未知的期待与渴望。
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阴差阳错,我来到一家儿童出版社工作。到任不久,我就开始了对“民国童书”的调研工作。恰好那时,我正在研究民国时期一位大出版家王云五先生的历史。王先生曾经说,总结自己的出版生涯,有三套书最让他看重。一是《万有文库》,二是《幼童文库》,三是《小学生文库》。这段话,正是我对民国文化的认识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巨大的好奇心,让我把目光迅速转向一个从前陌生的板块——民国童书,从《幼童文库》起始,一步步开始了一项探索性的出版工作。
起步之初,我们陆续研读了几本相关的著作,有蒋风《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史》和《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王泉根《王泉根论儿童文学》,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以及吴永贵《民国出版史》、松居直《我的图画书论》等。了解到民国时期童书出版的一些基本情况。站在出版的角度,我们发现,民国童书曾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文化板块,在辛亥革命后四十年间,出版过一大批优秀作品,其中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儿童书局等品质最好,数量也多。经过发掘、整理和比照,我们得到的认识是,商务印书馆的童书还要排在第一位,中华书局次之。
我本来就对商务的书怀有偏爱,这次出版民国童书,又得到进一步的印证。目前我们已经整理出来的书,也以商务的老童书为主。先说《幼童文库》,这套书初版于一九三零年代初,共出版二百册,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儿童绘本”。前不久,国内出版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先生《我的图画书论》,其序言中写道:“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我想,他所指,一定是这套《幼童文库》。因为与同时代的图画书比较,这套书的绘画水平,实在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一九六零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曾经再版过此书,印装质量远远未达到当年的水平。
二零一一年初,我们试图找寻《幼童文库》样书,发现难度很大。旧书网上零星可见,买到几本,大多破损严重,一碰就掉渣。孔夫子旧书网提示我们,曾经有一位私人收藏家,买去四十多本《幼童文库》,品相不错。我们很快找到那位收藏家,高价买下那些书,修修补补,总算汇编出《幼童文库》第一集十册。接着我们找到台湾商务印书馆,解决了版权问题。他们的前董事长、王云五先生的大公子王学哲先生闻讯非常高兴,还为文库欣然赐序,赞扬这一承继前贤的举措。他写道:“云五先生念兹在兹,要为中国广大的乡村、学校,充实图书馆设备,因此,他编印《万有文库》、《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都是从推广教育、昌盛文明这个基础出发。”同时,台湾商务还为我们提供一百本台湾再版《幼童文库》的样书,为我们后面的出版提供了保证。另外上海图书馆也提供一些版本支持,使我们能够最终整理出一百八十四本,分四集出版。
第一集《幼童文库》上市后,京东网包销,迅速引起轰动,首印一万套,不到一个月就卖光了,又加印一万套。这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以此为契机,我们开始对民国童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研与挖掘工作。结果,越找好东西越多,越看越让人痴迷,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陷入不能自拔的程度。今年初,我们春节都没休息,四处找寻书目,请专家鉴定,整理出新的出版计划。最终列出“百年钩沉——民国儿童教育大系”选题方案,聘请王泉根先生出任主编。王先生见到计划后非常兴奋,非常支持,他不但写出一篇高水平的序言,还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鼓励我们说:“你们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情。”这套大系首批推出《生活课本》与《学前课本》共十册,上市后网站全部包销。在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许多国家都在谈版权,希望出版其他语种。我们接着推出商务印书馆一九二零年代初版的《儿童文学读本》八册,这套小书精工细作,插图精美,分级阅读,编了三年,作者与编者都是名家大家,包括沈百英、吴研因、杨玉书、庄俞、宗亮寰、江卓群等。还有《幼稚园教育丛书》八册,作者都是有名的教育家,包括陈济芸、张宗麟、沈百英、梁士杰、周尚、雷震清和葛承训等。
在编选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我们对民国童书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最初是怀旧,编者在怀旧,读者也在怀旧。后来随着整理工作的深入,资料越来越多,我们逐渐认识到,在怀旧之外,这项工作还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其一,六十年过去,民国童书的存在状况惨不忍睹。散失严重,破损严重,许多书一碰立即化成纸屑。加上文革时期的破坏,许多作者的后代,向我们描述造反派抄家时的状况,哄抢、焚烧、撕毁,即使造反派没发现的书,他们也会自己悄悄销毁,避免带来麻烦。我们在童书馆找到一些珍贵的童书,发现其中的手工、游戏、填色等内容,都是孩子们做过的,笔迹历历如昨。管理员说,能收到这样的版本,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再不整理,十几年后,它们绝大部分都将不复存在。王泉根先生说,作为专门的研究者,其中的许多书,他们也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书。
其二,能够发现“民国童书”这样大的文化板块,我们头脑中会跳出太多的问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它当然是社会变迁造成的。问题是我们解放思想,一定要认识到,社会政治的断裂,不应该造成民族文化的断裂,文化的接续,也不应该采取政治挂帅、挑挑拣拣的方式。即使“新旧社会两重天”,辛亥百年以来的文化变革与重建,我们还是要完整地去看,不应该“掐头去尾”。所以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整理民国童书,既可以补上民国文化的这一块空缺,又可以在童书文化的整体性上,将百年以来,出现的残缺与断裂,接续起来,完善起来。
其三,当我们将民国四十年童书出版比较完整、真实地再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只要我们认真地阅读它们,思考它们,再回过头来反思我们近六十年的儿童教育,一定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起码我们会时时感叹:这件事情他们早就做得很好了!那件事情也可以这样做?确实,当我们的教育走入困境、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辛亥革命后四十年,那些仁人志士们开创的东西,像白话文,儿童本体论,中西文化的交流,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与重建等等,其实一直是我们共和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我们对他们,或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或妄加唾弃,不珍视他们,不学习他们,不研究他们,不承继他们,不发展他们,自然会落入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困境。
做完《幼童文库》之后,我们又启动《小学生文库》的整理工作。这套书的规模更大,加上后继的品种,有一千多种。我们先从六百种《小学生文库》中,选出四百多种,聘请九十多岁高龄的蒋风先生出任主编。为此我专门跑到金华,来到蒋先生家中拜访,向他求教。蒋先生听到我们的计划,欣然应诺出任《小学生文库》主编。他在序言中写道:“上世纪三十年代我正在金华金中附小上学,这是一所百年名校,当年在金华就是教育资源和师资最佳的小学,有一个较完备的图书馆。记得馆内就陈列着一套出版不久的《小学生文库》,其中《安徒生童话》、《格兰姆童话》、《大人国和小人国》、《黑奴魂》等都曾令我废寝忘食,沉醉其中。不仅文学类的书让我着迷,许多史地类的书,如《罗马小史》、《世界大战小史》、《哥伦布》、《马可波罗》、《谈天》、《地说》、都使我爱不释手,连自然科学类的《自然界的四季》、《水》、《光》、《声》、《热》我也会去借来浏览一下。我的最基础的一些科学知识就是从这里得到的。我是读《小学生文库》长大的,确实从中受到恩泽。”
现在我们整理出《小学生文库》四百余册,合编成一百六十余册,分批推出,许多图书馆、书店都在预订。我们的工作也引起台湾商务的重视,他们也开始在海外编辑出版《小学生文库》。
值得提及的是,在整理民国童书的过程中,还有许多让人难忘的故事。其中的主题词只有一个:散失。这个词听起来很平淡,轻飘飘,但是经过我两年来的工作实践,每当说到“散失”,它在我心中的语义,都会变得极其沉重。
散失之一,一九二零年代,孙毓修先生创造“童话”一词,并推出《童话》丛书,一套近百种。我们在淘书过程中,只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四种《海公主》、《睡公主》、《幸运灯》和《信陵君》,其中还有两本是残书。我曾经向蒋风先生谈到此事,蒋先生说,他手中有一本《无猫国》,是文革前在地摊上买到的。这本书还是《童话》丛书的第一本,我们将此书收入即将出版的《孙毓修散失童书集》中。其间我还向一位朋友谈到此事,他通过网络向日本大阪大学查询,结果让人震惊,大阪大学图书馆馆藏中,竟然有《童话》丛书九十多本,几乎一本不缺。
散失之二,民国四大教育家之一陈鹤琴先生的著作,一九八零年代已经有《陈鹤琴全集》出版。许多专家都认为,陈先生的著作已经整理得很好了。我们淘书时却发现许多陈先生的作品,并没有收入全集,比如,他的《新英文读本》(四册),《少年英文诗歌》,大批他亲自撰写或主编的《儿童图画书》等。有些收入全集中的作品,都是残本,或者只选了几本,像《好朋友丛书》一套十二本,全集只收五本;或者删去插图、彩色,像《我的工作簿》等。这次我们拟推出的《陈鹤琴散失童书集》,整理再现了他的《分年儿童诗歌》和他编写的南北方教材,初步整理,约十万字一册,已经有了七册之多。
散失之三,建国以来,叶圣陶先生的著作一直走红。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叶先生的作品会有散失。但是,我们在整理一九三零年代中华书局《小朋友文库》时,发现叶圣陶先生与吴研因、王志瑞撰写的童书四十余册。开始我们不相信这些书没人知道。我们向叶先生的孙子叶永和先生求教,他说只知道爷爷曾经主持编写《小朋友文库》,并不知道还写了这么多书。他见到我们整理出的《叶圣陶散失童书集》(五册),非常激动,同意出任主编,并作序。他写道:“当海豚出版社的编辑来家里,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搜集到的祖父叶圣陶八十年前编辑的一些书的原件和影印件摆在桌子上时,我很震撼,这些原书和影印件我是第一次看到。我轻轻地翻看那些发黄的书页,它们大部分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文库》。”
散失之四,郑振铎先生离开得早,《郑振铎全集》已经编得很好了,但依然存在散失问题。初步整理,我们已经发现郑先生散失著译二十余篇,如《兄妹》、《魔镜》、《金河王》、《拔苗助长》和《猎犬》等。在郑先生主编或编辑的期刊中,有许多笔名文章,比如西谛、洁西、卓西、卓呆和西西等,西谛是郑先生,大家都知道《西谛书话》。其他笔名是谁呢?
散失之五,黎锦辉先生,号称中国流行音乐之父,有名的如《毛毛雨》。民国时期,国民党就禁过他的作品,称之为“黄色音乐”。所以他的作品整理,一直很差。此次重印他一九三零年代编《民间童谣》,内容极好,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类名句,都在其中。还有《葡萄仙子》和《南洋旅行记》等,也在整编之中。
散失之六,王人路先生多才多艺,是画家、音乐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他一生边写边画,作品极多,传世却很少。原因是他走得早,至今没有人认真整理他的著作。近期我们会出版他的《幼稚画》和《故事画》等许多优秀作品。其实王先生的家世很有背景,他是大明星王人美的二哥,他的父亲王立庵先生,是毛泽东中学数学老师。王人路先生一九四八年病逝,临终前告诉妻子,有困难去找毛泽东。后来,毛泽东确实帮助过王先生的后人,但他的文化遗存却未受重视。
散失之七,童子军。一九一一年,中国童子军成立,曾经很有影响。我们发现许多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相关图书,有《幼童军》、《初级童子军》、《中级童子军》、《高级童子军》、《童子军智囊》、《童子军游戏法》、《童子军结绳术》和《童子军露营须知》等。书写得极好,童子军:能够看一看树皮上的青苔,或天上闪烁的明星,分辨东南西北;能够隔着山河,用旗语通话,或用灯光传讯;能够告诉你树木和鸟兽特性;能够给伤者包扎;能够在荒野宿营,洗衣煮饭,自食其力;身体健壮,不乱吃东西,经常洗澡……
今天,在中国,童子军早已不见踪迹。我读着泛黄的旧书,心中想,为什么强大的波斯帝国只教给孩子三件事情:骑马、射箭和不说谎?为什么至今发达国家的童子军还那样生生不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那么复杂,却缺失一个人最重要的“生存训练”?我们只有将那些残旧的童子军书籍整理出来,汇成一部《民国童子军独立生存手册》,双手奉献给我们的子孙。
散失之八,公民读本。我还看到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民间出版许多“小公民丛书”,有儿童书局《儿童公民故事》、广益书局《小小公民鉴》和中华书局《公民故事》等。它们的主旨:“我是好公民,我有好体格:活泼,快乐,强健,清洁;我有好德性:勇敢,谦和,勤勉,诚实;我能:生产合作,耐苦撙节,爱国爱群,拥护公理。”它们的内容,都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不讲概念,不讲大道理。小朋友读完故事,心中的道理,就会油然产生。
于是,我又动了“温故”念头,以民国旧书为底本,整编一本《民国小公民读本》。整编思想:我想回避意识形态,不在概念上纠缠。我想回避教材,尤其是官方教材,以民间丛书为基础。我想兼容并包,将民国时期各种版本“公民教育”资料汇于一册,分为家庭、健康、进取、劳动、公益、仁爱、义侠、知足、改过、诚信、法纪和国家十二个门类。我只想讲故事,让今天的孩子们静下心来,听一听辛亥革命以降,五四运动以已降,那些不该远去的声音。
散失之九,二十四孝。此次翻检民国旧书,见到《二十四孝暨女子二十四孝图传汇编》。民间流传的“二十四孝”,系元代郭居业所编,他讲的只有一例“乳姑不怠”是女人的故事,其余都是男人孝顺的故事,这一点我从前还没有注意到。“女子二十四孝”出处不详,可能出自晚晴或民国时期,知之者不多,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此中有名的故事如“曹娥投江”和“木兰从军”等。联想到近日热炒的“新二十四孝”,我觉得还应该把老版再现出来,即使是批判吸收也好。
散失之十,大批漫画、故事画、插画,都是丰子恺、郑振铎、陈鹤琴等名家亲手画的,或组织画的。它们失散在许多儿童期刊中。比如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郑振铎主编《儿童世界》周刊,以及《儿童画报》等等。我们正在整理修复这些图画,资源之丰富,实在让我们始料不及。
关于民国童书,还有许多话题,一时说不完。我也会在整理出版方面,再为之奋斗一段时间。这些天传来好消息,我们海豚出版社申报的“民国儿童文学整理”的项目,也已经被补列入“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之中了。我坚信,这项工作的意义是毋容置疑的,无论是文化,还是商业,都有它的生存空间,更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未来,这应该成为一个常识。
原文标题: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什么?——整理“民国童书”侧记
(本文原载于:俞晓群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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