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我是来自一个小镇的男孩, 在自己的世界中创作
作者:姜梦诗 时间:2013年01月05日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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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宾坦言,长篇小说是一棵树,而短篇小说是其中一片落叶。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画一棵树是简单的,但是画树叶很难。
《大师》
(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 著
柏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7月
《布鲁克林》
(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 著
柏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5月
《母与子》
(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 著
柏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空荡荡的家》
(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 著
柏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他的作品中常常带有“沉默”的桥段,他的作品总是能营造出“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他是来自爱尔兰的著名短篇小说家科尔姆·托宾。前段时间,托宾第一次抵达深圳,为最新短篇小说集《空荡荡的房间》做推广,晶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托宾说,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沉默的行为,阅读也是沉默的。在写作时,作者会意识到文字的声音。一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词语的声音会撞击到心灵。“它触及到你的回忆,触及到你的内心,和某些你观察到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这些东西都储存在你的脑中,这些储存的东西从你脑中的一边转移到到另一边,变成文学的节奏。它们让你有了一些想法。但是这里面没有故事,你需要有一些开端、一些词语、一些音乐,才能写出东西。”同时,托宾还特意列举了三个例子,告诉读者如何写好故事。
1 “世界性”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作家”
晶报:你的著作中一直在写异乡人的生活,写出走与回归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关注异乡人?
托宾:爱尔兰移民浪潮始于1845年,那时候只有800万人。到了5年后的1850年,爱尔兰只剩下400万人,其中有200万人死于饥荒,剩下的很多人离开爱尔兰去到美国。在今天的纽约,大多数警察和消防员都是爱尔兰裔,许多爱尔兰裔女人从事服务行业。于是,他们在纽约建起小教堂,类似“唐人街”的地方。他们有这么一个聚集的地方,有自己的歌,有关于故乡的歌。现在,爱尔兰经济处于下滑状态。很多年轻人离开爱尔兰,因为移民美国比较难,因此更多人选择了加拿大多伦多。爱尔兰差不多有100多年的移民史,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在国外生活的人。与过去不同的是,新一代移民更多从事医生、律师等更好的职位,因为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1960年以前,离开的爱尔兰人较少受到教育,多从事底层工作。
晶报:爱尔兰移民在外地有没有形成族群,像犹太人一样保护自己的文化,有没有文化凝聚力?
托宾:在某个层面上,是有的。因为这些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他们不像犹太人那么有个体性。在现在的纽约曼哈顿,有很多教堂是爱尔兰名字,现在去这些教堂的很多是南美移民。约翰·肯尼迪是美国第一个爱尔兰裔的天主教总统,但是犹太裔的人从来没有当过总统。
晶报:中国的移民史其实也持续了100年,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裔作家一直都存在身份认同的困惑,爱尔兰移民作家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托宾:这样的挣扎和困惑,我们可能比较少。我们的语言是英语,长得也跟那些人一样,没有那么大区别。现在从纽约到都柏林的飞机很快,大概5个小时就能到,所以你晚上在纽约登机,早上7点就到都柏林了。我认同自己是爱尔兰人,别人也都知道我是爱尔兰人。纽约本来就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族裔,我每年在纽约待3个月,当我慢慢开始习惯的时候,我知道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公寓是租的,所有家具和床都是别人的,就跟住在酒店的感觉一样。
晶报:一个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作家,最好是在多种文化冲突中去创作。你是否也这么认为?
托宾: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作家,我是来自一个小镇的男孩,我是在自己的世界中创作。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谁是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作家。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时装模特是有可能的,但是成为世界主义的作家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有这样一个视野,他就没有自己。
2 诺贝尔奖
“那是老人家才能获得的奖项,所以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诺贝尔文学奖”
晶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梦想吗?
托宾:那是老人家才能获得的奖项,所以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诺贝尔文学奖。今年我看到自己的赔率越来越高,直到变到66:1。我觉得自己还不错,起码没有跌到100:1。我觉得通常到80岁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晶报:可是莫言跟你同岁啊。
托宾:什么?OH NO!(抱头状,欢快地和大家笑闹了一会。)
晶报:写作对你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概念?
托宾:写作就像考试一样,你必须非常用心、专心。写作就是回忆。
晶报:你喜欢写沉默,对不为人知的秘密非常感兴趣,喜欢收集很多人的秘密。这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托宾:可能是亨利·詹姆斯的影响吧。我以前读《亨利·詹姆斯笔记本》,里面记录了很多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创作习惯由此而来。我确实认为童年时候的某些经历,会促使人成为一种作家。还有,某一种好奇心和把事情记在心里的能力。小说能进入一个人的内心和思维,读者可以通过小说读到别人的思维活动。
晶报:写一个故事最迫切的要点在哪里?
托宾:“等待”最重要,直到你找到故事的声音。它不像考试,能说开始就开始。我更注重故事的表述方式。当还是一个想法的时候,它什么都不是。你可以写六七个观点,但要变成一种表述方式,才能开始创作。最好的小说是故事内容和表现风格合二为一,能找到故事取材的节奏和韵律,你不能表现得太明显、太露骨。所有技巧必须藏起来。
3 中国
“我不想写中国故事,因为它太难了”
晶报:你曾担任曼亚洲文学奖的评委,对亚洲文学和中国文学怎么看?
托宾: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一门课,是爱尔兰非诗歌写作,如果能有一位中国作家去那里教中国的非诗歌写作,会非常有意思。因为要教这样一门课,必须从2000多年前教起,讲那些很古老的民间故事,以及那些民间故事的流变。我第一堂课讲的内容是一个3000年前的爱尔兰故事,它公元七世纪被记录下来,后来在不同的诗歌、散文里以各种形式被一再重复。在英美的散文写作里,不存在这种现象。我读苏童的书,感觉很像爱尔兰这种文学传统,也类似于中国绘画。爱尔兰和中国的历史格局有相似之处。我叔叔参加过爱尔兰内战,后来被关进监狱,但他从没提起这件事,可能只有一次,可能还是在圣诞节。他对这件事缄口不言,老一辈的人心里面藏着一些秘密。小孩子会对这样的秘密感兴趣,于是只能靠想象还原,我想这比老一代人一遍又一遍讲故事、重提往事要有趣得多,中国人能够理解这种感受。从这种缄口不言里,就诞生出了作品。不止中国、爱尔兰,还有巴西、印度,都有类似的文学现象,相似的历史决定了这些。
晶报:喜欢中国吗?想不想写关于中国的故事?
托宾: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中国以外的人,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虽然国外有很多专家、学者了解中国的政府、共产党等,但是现在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真正了解。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我不想写中国故事,因为它太难了,我可能会偏离。
4《布鲁克林》
“女主角会是《龙纹身的女孩》的女一号鲁妮·玛拉,我希望明年可以开拍”
晶报:听说你最近正在和《铁皮鼓》的导演合作创作电影剧本,能透露一下内容吗?
托宾:这个剧本已经写完了。主人公也是个作家,他来到纽约,他喜欢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他有个太太,但他还想要更多女人,每个他见到的女人,他都想占有。这是一个喜剧,其中又有严肃的部分。这是另外一个在异乡的故事。故事点在哪里?男主人公很迷人,他不断撒谎,但从来不吸取教训,很多男人都这样。
晶报:《布鲁克林》影响了很多人,传闻这部作品即将搬上银幕,现在进度如何?你自己负责改写剧本吗?
托宾:剧本由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执笔,他曾为《成长教育》做编剧。我已经读过他改写的《布鲁克林》剧本,非常好。对小说家而言,让他自己去改写剧本,这是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会把所有东西都囊括进去,没办法大刀阔斧砍掉很多枝节。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会是《龙纹身的女孩》的女一号鲁妮·玛拉,我希望明年可以开拍。
晶报:下一部作品有计划了吗?
托宾:新作品已经写好了,是一本最新文学评论集,现在有个暂时的译名,叫做《弑母新法》目前正在翻译中,谈论的是作家与家庭的关系。我的去年10月在都柏林上演的剧作《玛利亚的见证》,已经改写成了小说,刚刚在国外出版。
晶报:为什么这次会涉及宗教题材小说呢?
托宾:在西方艺术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在各种绘画里呈现,我感兴趣的是圣母玛利亚在想什么。这部小说是以圣母玛利亚的第一人称来叙述的,与其说想找到内心,我更想找到的是圣母玛利亚的口吻。对于这个经历儿子被杀受过创痛的母亲,我要寻找她说话的情态。
5 记者出身
“(记者与作家)这两个职业结合在一起,其实是个很普通的现象”
晶报:您在35岁之前职业是记者,这段记者的经历对创作的影响?小说是虚构写作,记者是非虚构写作,两种思维在您身上有没有互相影响?
托宾:在美国有很多小说家做过记者,在英国也是,比如格雷格林、奈保尔等。这两个职业结合在一起,其实是个很普通的现象。在西班牙,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小说家会给很多报纸写周末的专栏。我做记者时什么都写,包括政治新闻、作家访谈。我也去过非洲、南美,这些游历对创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它帮助我更好的观察周围世界,游历会带来一些想法和灵感。
晶报:你的同性恋者身份对写作风格有影响吗?
托宾:我出柜的时候已经很有知名度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顾忌别人的眼光。一个朋友告诉我,“你能做你想做的一切事情”。我可以有各种身份,比如爱尔兰人、作家、同志等等。对我来说,不要“只有一个身份”,这很重要。同志作家和其他作家没有区别,这取决于作家本人,跟同志身份没有关系。
晶报:你的新书《空荡荡的家》在写作风格上有哪些变化?
托宾:新书的写作,我是要让故事多样化,并不是风格上的变化。
○写作秘诀
通过三则故事,托宾教你如何写好小说
托宾爱讲故事,这个爱好也许融入了他的骨血之中。和托宾交谈,他不讲艰涩理论,不讲深奥的文字,只讲故事。他说,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沉默的行为。如何体现呢?托宾讲了三个关于“沉默”的故事。
故事一:妻子的秘密
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普通的宴会,其中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只是吃饭、聊天、跳舞。读者通过主角的眼睛看到宴会上的一切,食物非常可口。当宴会结束的时候,男主人公站在门口,看到他的妻子就站在楼梯上面,楼上一个男人在唱歌。这是一首情歌,也是一首很忧伤的歌曲。这一刻,男主人公认为自己妻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心里面对妻子充满爱,对妻子说,“当你忧伤的时候,你看上去却是那样的美”。她的妻子开始落泪。他问妻子为什么哭。她说,“这首歌是二十年前,一个男孩唱给我听的。”他接着问,“那你爱他吗?”妻子说那个男孩已经死了。
如果是一个很拙劣的作家,他可能会写男主人公把妻子杀了。但是,这个故事的作者并没有这么写。故事接下来是窗外开始下起雪,男主人公看到雪开始落下。雪一落下、落下,落在房屋上,落在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身上,这就是故事的结尾。生活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地方,这里所提到的沉默是妻子从未把心里的秘密跟丈夫说过,这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故事。
故事二:一见钟情的故事
有一天,我的妈妈去看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这是一位非常传统的老妇人。她告诉我妈妈:“我一直爱着另外一个男人,而不是我丈夫。我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跟任何人说过”。妈妈问她,“那你有没有遇见过这个男人?”她说:“我只遇见过他一次,好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和丈夫在路上遇到了那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自始至终,我的心一直在跳。”
这个老妇人她该怎么做呢?很糟糕的作家会写他们一起私奔了,去了法国,过得很幸福。但是生命不是这样,当他们聊完天以后,这个妇人和那个男人互相对望了一秒钟,什么都没有说。八十多年来,对老妇人来说,这是一种沉默无言的状态。
这是45年前,我妈妈讲给我听的一个故事。我当时并没有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但是我知道不久之后我会写下来。短篇小说所记忆的就是那一秒钟,这种几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一秒钟。
故事三:钢琴的故事
这是一个爱尔兰的故事。有一位妇女想要一架钢琴。在一般的故事里,如果一个女人要一架钢琴,那她肯定得不到这架钢琴。结果她的弟弟买了一架钢琴给她,但这并不是故事。如果说这位夫人在有了钢琴之后天天弹钢琴,这也不是故事。
故事是这架钢琴买回来以后,却因为太大了,无法放进屋子里面。所以他们把钢琴放在走廊,当妇人在厨房干活的时候,她就能看到这架钢琴——这就是一个故事。
○记者手记
托宾是个很可爱的老头
第一次见托宾是在去年的上海书展上,托宾携新书《母与子》而来,和王安忆对话,把短篇小说比作一首歌。作为刚入行没两个月的小记,那是第一次接触到外国作家。听着半懂半不懂的英文,只觉得托宾的语言很精妙。
此次再见托宾,有机会“亲密接触”,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托宾。他听不懂中文,会好奇地看着我们。他吃素,却不会用筷子夹青菜,只能“可怜兮兮”地用勺子。他完全不介意谈自己的性取向问题,只可惜小记脸皮薄,没好意思问一些,嗯,更深层次的问题。
托宾对深圳的“世界之窗”很感兴趣,哪怕行程安排很紧,他也要求抽时间去看一看。问他为什么?他说觉得“funny”。这个词被同行的译者翻译为“滑稽”。也许在托宾眼里,世界怎么能被微缩呢?想想确实挺滑稽的。问他想不想来中国住段时间?他说有点想,但是得多给他做点好吃的素菜。
他会为大家唱爱尔兰民歌,会开一些小玩笑,在得知获得诺奖的莫言跟他同岁时,会故作夸张的抱头大叫。托宾的小段子都很有意思,其中体现出来的是语言的艺术。这不是遵循传统略显古板的英国人,也不是我行我素彰显个性的美国人,这位爱尔兰作家身上,只有率真。
简介
科尔姆·托宾
现年57岁的科尔姆·托宾有很多个身份,爱尔兰人,作家,戏剧家,学者,他还毫不讳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自1990年发表处女作《南方》以来,托宾已出版6部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集、1部戏剧和多部游记、散文集等非虚构作品。他的文笔恬淡内敛,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语言大师”,在其作品中,常常涉及个人身份与性取向的探索与坚持。早年创作的《夜的故事》(1996)与《黑水灯塔船》(1999)都是涉及“男同性恋”的作品,但他并未将同性恋作为故事主体,他认为那只是背景,“爱”与“失去”才是前景。
2004年,托宾以长篇小说《大师》向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致敬,这部被约翰·厄普代克誉为“从故纸堆上唱出新调的杰作”,为他赢得了2006年度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法国最佳外国小说奖、《洛杉矶时报》年度小说奖等荣誉。《大师》中,托宾很隐晦地描写了詹姆斯焦虑的性倾向问题。他的最新短篇小说集《空荡荡的房间》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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