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剪刀手到守夜人》《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影像背后的那只大手
作者:沙丹 时间:2012年10月12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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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剪刀手到守夜人》,曹怡平著,法律出版社2012年6月版,29.80元。
《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邵牧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2.00元。
曹怡平的著作《从剪刀手到守夜人》是一本关于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变迁的史话。这个研究领域在过去西方电影史学界已经成果颇丰,而在我国,学者、翻译家邵牧君的《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算是过去为数不多的几本相关著述中较出色的一本。从这个角度看,曹怡平的新著既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这个学术领域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引导读者以史为鉴,思考美国经验对我们中国电影的有益启示。
电影审查制度的流变
《从剪刀手到守夜人》的主体内容按照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变迁的历史时段划分,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迷墙———立法控制时期的美国电影审查”,主要涉及了从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之前,这是美国电影审查的初始形成阶段。作者明确地指出,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实际上就是电影业与反电影力量之间角力和争斗的历史。虽然电影在19世纪末才刚刚诞生,但电影业很快便注意到这种新型媒介所携带的娱乐通俗、饱含商业价值的蓬勃潜力,“为迎合观众、取悦观众,进而控制观众,制片商必须营造暴力场面、色情场面、低俗搞笑场面,以满足观众的观影快感;另一边则是对电影负面影响力持怀疑态度的社会精英及宗教势力,对这种新近出现的低级娱乐方式,他们有太多的担心和忧虑。”
由此,1907年美国芝加哥出现首部电影审查法案;1909年,纽约成立非政府性质的“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这类组织后来逐渐在全美扩展到250家。更重要的事件出现在1915年的“共同案”(作者在书中用两节的容量进行了详细介绍)。在这个案件的裁判中,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电影放映属“商业行为”而非“舆论工具”,因此无权享受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必须接受政府的预先审查。正是为了抵御官方更为严格的电影审查,影业的自律审查应运而生。
这便有了本书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看得见的手———自律管理时期的电影审查”。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美国电影协会(简称M PA A,前身是1922年成立的全美制片人发行人协会,1945年改为现用名)的成立,以及1930年以其主席哈里逊·海斯之名命名的“海斯法典”的颁布。这部法典一直沿用至1968年,对各种电影拍摄范围及禁忌有着极其细致的规定。而从1930年至60年代末,美国电影历经大萧条时期、黄金时期、战争时期、衰落时期等诸多变化,法典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谓意义深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影片的意识形态色彩、表现内容甚至艺术手法。本书便专门通过《一夜风流》、《凡尔杜先生》等著名的影史案例,分析了“海斯法典”力量的体现。
如果把“海斯法典”比喻成不折不扣的“剪刀手”,那么1968年之后电影分级制在美国的成功实施,则让电影审查变成了面目更加温和的“守夜人”形象。本书的第三部分“面纱———自律管理时期的电影分级”便详细地指明了电影分级制实施的社会历史动因,包括“派拉蒙案”、“奇迹案”的推动,电视的竞争,中产阶级的兴起,战后先锋思潮的推动以及外国电影的影响等等。不过,在肯定了分级制对电影艺术自由表达的重大推动作用后,作者也指出了产业化时代分级制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到了分级制的时代,评判一部电影好坏的最主要标准,就是影片的赚钱能力。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下,创作自由常常沦为乌托邦式的假想。”
本书有特色,也有缺憾
总的看来,《从剪刀手到守夜人》是一本论述专业、史实丰富、颇有看头的著作。作者曹怡平现供职于西南大学文学院,拥有经济学、法学、电影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背景,这对他选择这个研究课题,理解外国法律法规与电影产业间的互动关系是极有好处的。此外,这本书在写作方面也有几点显著的特色。首先,如仲呈祥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曹怡平在此书的布局结构上“进行了全新的尝试”,“以事件为点,以历史路径为线,每一历史事件单独成文”,如此便主题一目了然又彼此关照。另外,曹怡平的叙述方式相较一般学术著作而言更为感性,文字活泼晓畅,如本书开篇他是从谷歌退出中国区业务写起(这似乎与电影审查并无直接关系),逐步穿针引线到这一事件与电影审查的内在关系,如此便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即便是不从事电影专业研究的读者想必也会乐意阅读。
当然,我也必须指出此书中一些令人遗憾之处。最主要的,作为一本研究外国电影文化的书籍,本书竟然没有一处注释,也没有参考书目,这是非常不规范的。我在这里并非质疑曹博士的才学能力,我了解他曾在《文艺研究》、《世界电影》等学术刊物都发表过关于电影审查的专业文章,而他2009年申请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控管与影像美学风格流变关系研究———美国经验及启示》其实和本书也都是同一主题。既然过去的论文都是符合要求的,我有理由相信此次问题应由出版社负责:或许没有注释的书籍更能够被包装成“流行文化”读物以获得更好的收益?无论如何,作为一本主题严肃的学术著作,同时受中央高校科研资金支持,还是应该更加严谨点为好。
书中的某些论述观点也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如曹怡平指出的,当下高概念电影制作的需求导致了分级制被滥用,以至于“后经典好莱坞很难表现出革命的姿态,比如,如何制作观照现实的影片,以启蒙‘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我认为高概念影片的崛起与分级制的关联并没有想象那么大,这类作品本身量很少,但它们是美国作为世界电影霸主最有力的体现,代表着美国文化的核心利益。因此,这类作品即便不滥用分级制(如迪士尼、梦工厂的合家欢动画片),仍然有着通行全球的实力。同时,由于资本和人才的聚集,这类作品往往更容易表现出“革命的姿态”,近年来克里斯托弗·诺兰、昆汀·塔伦蒂诺、保罗·格林格拉斯等艺术片起家的“体制内作者”已经为传统商业类型注入新的创新力量。以诺兰的《蝙蝠侠》系列来说,影片显然与“9·11”后的美国现实有着密切的指涉关系,如果它不具有启蒙“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就无法解释为何有如此多的年轻人喜爱、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小丑角色,也无法解释今年发生在美国丹佛、震惊世界的枪击事件了。
此外,由于本书以事件为点组织撰写,且重心主要在“二战”结束之前的历史时段,对战后电影审查案例的考察明显就弱了许多。譬如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时期,与电影审查能扯上关系的重要事件有很多,除了《凡尔杜先生》外,到了50年代以后还有《码头风云》和《大地之盐》等等。尤其是《大地之盐》,这部反映工人阶级及工会愿景的影片是50年代唯一一部受到美国冷战机器全面封杀的作品。有意味的是,这也是唯一一部在“十七年时期”引入中国的美国电影———它被改名为《社会中坚》在国内上映,导演赫伯特·毕波尔曼(著名的“好莱坞十君子”之一)1958年还在中国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因此,我个人认为,《从剪刀手到守夜人》一书在战后的部分还具备很多继续扩展挖掘的空间。(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大闸蟹来袭全城杀价)
电影审查制度的建立需中国式智慧
《从剪刀手到守夜人》中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以史为鉴,借由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兴衰流变,来探讨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这不仅体现在全书最后的第四章,同时在前面阐述美国案例的时候,也时不时勾连起中国问题,以利于读者对比思考。在梳理了中国电影分级制“难产史”的进程后,曹怡平很精辟地指出:“事实上,中国现行的体制构造并没有为分级制的诞生提供制度支持,这成为分级制的试验和呼吁无法实现的症结性原因。分级制能否引进和存活,依赖于制度性土壤的培植。只有保障电影作为媒介的权利,即,引进了分级制得以存活的土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里的土壤,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的政治体制有关,分级制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嫁接”成功———显然,这并不符合中国现在的国情。
因此,曹怡平在书的最后指出,解决症结最理想的方式,还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审查制度”,以便更好地指导电影生产与创作。在现行的架构之下,我们的电影审查显得比较主观,在援引法条和说理上,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比如就暴力展示的程度而言,到底什么样的暴力是可以被容忍,什么样的暴力需要严格禁止,这不应该是审查委员们“拍脑门儿”、主观臆断决定的,而是要有细致清晰的法规条例说明,如此才能令创作者不再无所适从。同时在审查委员会的构成方面,应该实现多元利益的平衡,弱化“老人审查”,吸纳各种社会阶层、职业代表加入到审查队伍中来,以客观听取各方的意见。总之,中国特色的电影审查制度的建立需要中国式的智慧,面对中国电影今天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格局,这个问题是尤其值得不断深入思考、研究并付诸实践的。我想,这也正是《从剪刀手到守夜人》一书最大的启示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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