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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7月08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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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是十九世纪中国的时论选集,旨在通过不同时间、不同人物从不同视角吁求清帝国实行“自改革”的代表性论著,展现晚清“变法维新”形成思潮和运动的迂回曲折的历程。
《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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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朱维铮,龙应台
出版时间:2020年03月
晚清知识分子力求“开眼看世界”,但对于如何拯救国家危亡,他们大多寻求古人智慧,从中国漫长历史和儒学理论之中探索出路。对于近代世界各国兴衰成败的借鉴,虽有薛福成、王韬等名士鼓吹,终究并非主流,幸而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推崇审度世界经验,零零散散地写下了一些“外邦启示录”。朱维铮先生编著的《维新旧梦录》之中,就收录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字。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之风日盛,但毕竟是一个缓慢过程。清中叶之前,由于闭关锁国政策,读书人对西洋所知不多,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是少有的几种介绍世界各国之作。其中,《职方外纪》囊括了亚欧非美澳等大洲,列举了世界大国的历史与物产,纪昀评价它“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此言倒也中肯。其后,康熙年间南怀仁等人编有《御览西方要纪》,与艾儒略的范式相去不远。
然而,这些著作略显过时,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多数国家发生剧变,早已改头换面。故而,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显得尤为可贵,为朝廷出谋划策的士人们得以借此了解世界大势,熟知列国得失。
只是,即便在洋务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夷夏之辨、体用之争仍是诸多言论之禁脔。魏源曾言,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么,中国可否师法西方,又能师法何物,一度是问题的焦点。先后受到曾国藩、李鸿章器重的薛福成执意冲破这层阻碍,他在《筹洋刍议》的“变法”一节里辩驳道:“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
在寻觅合适的师法榜样之际,有识之士注意到了值得借鉴的教训。曾国藩次子曾纪泽,担任过出使英法大臣,也曾以钦差大臣身份对俄谈判,康有为倡议变法之时,希望他出马撑起门面,梁启超则誉之“身临危难,无一失体”,在《中国先睡后醒论》里,曾纪泽提醒众人,“富国”的要义不只在于“强兵”,他举出土耳其为例,写道:“前者土耳其国,自以为有战船数艘,兵若干,即可并列于强大国之中,而可无所作为,迨屡为俄所败,始知其误。惟中国决不肯蹈其覆辙。愚意一国之强,不在兵多,而在亿万之民,力作以济军实。兵之于国,仿佛躯壳,民则为活泼之心,实能使兹躯壳存立运动。不幸土耳其不知其理,遂致屡败。”
对曾纪泽颇为推崇的梁启超,在《论不变法之害》里,也提及了土耳其之失:“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此外,他还遍览诸国盛衰,历数了印度、非洲、波兰、西班牙与荷兰顽固不化、因循守旧的恶果——“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
至于师法哪些国家,《维新旧梦录》总结道,王韬一再称颂英国的“君民共治”,李善兰断言未来世界必定“一以米国为法”,马建忠则笃定“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法国政体最为有利。不过,英美法国情,与晚清政治实践大相径庭,逐渐失去了舆论市场。以办报为业的王韬拥有国际视野与敏锐嗅觉,他目睹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突飞猛进,表露了取法日本的倾向:“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
甲午以降,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梁启超考量了近代崛起之国的历程,认为以俄、德、日为师是务实的选择:“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而一道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则在力劝光绪皇帝效法俄国,他写道,“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与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
两人分析皆可谓切中时弊,也颇为迎合君主意图。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清末新政的改良方向,也大致遵循了他们的判断。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开宗明义地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显而易见,统治者由衷赞许日俄风格,但这无法拯救清廷的命运。
(责编:佑生)(本文原载于:浙江大学出版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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