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由后浪出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的《群星灿烂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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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文学回忆录。作者巴纳耶夫出生于十九世纪初期,活跃于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坛,这一时期,正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星光璀璨的“黄金时代”,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等文学大师,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盛名远扬或崭露头角,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先进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倡导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巴纳耶夫处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圈子中心。书中,通过回忆与这些文学家及知识分子的交往,向我们还原了那个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也记述了这些文学大师们不为人知的生活及创作细节。
全书共两部。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一部的第八章,讲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文学期刊《祖国纪事》的创刊和当时俄罗斯的文学状况。那么,《祖国纪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刊的?都刊登了哪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当时俄罗斯的文学状况有什么特点?这就是本章的内容。
1839年,第一期《祖国纪事》杂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祖国纪事》分为俄国现代新闻、学术、文学和艺术等八个专栏。
《祖国纪事》的重新创办适逢其时。当时的老牌杂志《读书文库》对文学界挖苦嘲弄,使许多名人受到凌辱。俄国大部分知名文学家开始对《读书文库》编者对他们作品的专横态度表示不满。公众也开始感到厌烦。所有人都觉得需要一份新的刊物,实行一种更为合理的方针,并对文学家和公众表现出更加尊重的态度。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及其《祖国纪事》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应运而生的。
于是这份杂志出现后,既受到了文学家的欢迎,也受到了公众的喜爱,所有杰出的文学活动家都愿意为杂志撰稿。在重新创办的《祖国纪事》上,一些最优秀的小说家逐渐完成他们的绝笔。而一些初登文坛的青年则崭露头角,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
一批贵族文学家成为克拉耶夫斯基的靠山,他们想使《祖国纪事》成为自己的喉舌。克拉耶夫斯基同时还巴结莫斯科的一些享有声望的学者和文学家,请求他们给予指点,惠赐稿件。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他跟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他领导着一份带有文学贵族色彩的刊物,因而感到踌躇满志。
他意识到,刊物需要有一个批评家,缺少干练的批评家,杂志便无法生存,单纯出版文学作品集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到哪儿去找批评家呢?
《祖国纪事》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写得并不成功。那篇文章确实是东拼西凑,没有任何观点,通篇都是泛泛而论。同一篇篇优秀诗歌和小说相比,这篇评论文章就显得黯然失色。索洛古勃伯爵的中篇小说《两只套鞋的故事》,不论文学界还是公众,都有好评。这部中篇小说使各个阶层的读者和所有的文学团体,对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好感,别林斯基读后异常欣喜。
辉煌的成就鼓舞了索洛古勃,他着手写一部新的中篇,并开始在文学家中间偶尔露面,但他在这个新的阶层,觉得不很自在。他在他们中间装出上流社会的身份,似乎对文学家这个称号感到有些别扭。
这是当时所有贵族文学家共同的缺点。二十、三十和四十年代有些文学活动家很容易染上所谓的上流社会习气,这种倾向对他们本身和他们的作品都十分不利。就连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样有巨大影响的天才人物,也常常陷入这种倾向。
莱蒙托夫不惜一切代价,首先要获得的就是作为上流社会人物的名声。他和普希金完全一样,假如有人把他看成是一个文学家,他就感到受了侮辱。顺便说一句,尽管他意识到,普希金之死归因于他的上流社会习气。
莱蒙托夫的外表非常出众。他的同学和团队的伙伴谈到过他。据他们说,喜欢他的人不多。他很喜欢在自己的每一个熟人身上寻找可笑之处、寻找某种弱点。一旦被他找到,他便一再纠缠那个人,经常取笑他,直到别人无法忍受。当别人终于发起火来时,他却感到十分惬意。
就结识和交往的范围而言,莱蒙托夫属于上流社会,他只结识属于这一阶层的文学家,只结识文学权威和知名人物。
1840年2月,因为被人挑拨,莱蒙托夫同法国驻彼得堡公使巴朗特先生的儿子决斗。他们决斗时用的是长剑。他同巴朗特决斗以后,就被关在禁闭室。别林斯基前去探望过他;他同莱蒙托夫面对面地谈了将近四个小时。
作为一个作家,莱蒙托夫首先以他那大胆机敏、孜孜进取的才智令人惊讶:他的世界观比普希金要博大和深刻得多,这一点几乎是公认的。莱蒙托夫创作了一些显示出他具有远大前程的作品。他在人们心中激起了希望,他不会欺骗这种希望,要不是死亡使他过早搁笔,说不定他会在俄国文学史上占居首位。
菜蒙托夫的作品发表在最初几期《祖国纪事》上,这对刊物取得成功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一个刊物,不论它的文学作品专栏办得怎样出色,没有评论栏还是不能发展。
彼得堡的文学界和期刊出版界一度很有魅力,但随着同他们日益接近,这种魅力便日渐消失。别林斯基发表在《望远镜》和《群言》上的文章、果戈理《密尔戈罗德》一书中的小说和莱蒙托夫的诗篇,开始稍稍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感受到一股新的生活气息,让人开始更加留心地观察人们、观察周围的现实生活。
当时的流行观点是,艺术应当为它自身服务,艺术是一片单独的、独立的天地,艺术家在其作品中越是态度冷淡,越是客观,他就越高尚。这种思想在三十年代的文学界最为盛行。普希金用他那铿锵和谐的诗篇发展了这种思想。继普希金之后,当时所有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和活跃在他们周围的青年,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竭诚而热烈的捍卫者。
后来,彼得堡期刊出版界的境况也很不美妙。《祖国之子》已变得平淡无奇,毫无趣味,一些二流文学家们墨守成规,信手写作,只不过为了消遣。
处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人们不由得充满了苦闷和消极的情绪。文学集会上讲不出一句有生气的话,听不到一点有生气的声音。人们开始议论,说普希金渐渐过时了,说他的原则和观点对从欧洲传入的新动向和新思想表现出敌视态度,这种动向和思想传播得很缓慢,但终究是在不断传入,在年青一代中博得了热烈赞许。尽管随着每一部新作品的问世,普希金在艺术方面越来越完美,但年青的一代却明显地对这位诗人开始冷淡,只是由于他突然悲惨地死去,才重新赢得普遍而热烈的赞扬。
社会上已经朦胧地感到,需要有一种新的见解,并且已经表现出一种愿望,认为文学应当脱离孤立的艺术高坛,并接近现实生活,应当或多或少关注社会利益。夸夸其谈的艺术家和主人公使所有人都感到极为厌烦。
人们想看到的是普通的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突然出现了果戈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获得极大的成功,然而在开始时,就连果戈理最热烈的崇拜者中,也没有什么人充分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也没有预感到这部喜剧的作者将会实现多么重大的变革。
继果戈理之后出现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则以他那犀利大胆的评论文章,使那些文学贵族和因循落伍的文学家十分恼怒,但却使新的一代心向神往,一股清新的气息已经吹进了文学界。
总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由于当时的文学期刊不尊重很多著名文学家的作品,《祖国纪事》杂志应运而生。当时的俄罗斯文学界流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也有一种消极苦闷的情绪,果戈里、别林斯基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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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灿烂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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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作者:[俄] 伊·伊·巴纳耶夫 著
译者:刘敦健
出版时间:2021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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