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2021年5月，译林出版社出版《孤独传》。本书融合了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等，力图还原孤独的隐秘历史与复杂意涵。本文为作者所作序，在序中，他交代了自己写作孤独的原因，并对帮助自己的人表示感谢。

为什么要写孤独？每当我和人说起要写这么一本书的时候，对方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问。那些从来不曾与孤独为伴的人，可能也从未在黑暗之中体尝过孤独的边界。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孤独就似乎不再是一个奇怪的话题了，它变得无处不在。报纸和广播节目在讨论它；它成了全国性的流行病，我们有了“孤独部长”。在21世纪之初，我们发觉自己置身于“孤独流行病”之中，同时对孤独的担忧让这场流行病更加防不胜防。我们谈论着如传染病一般肆意蔓延的孤独，直到它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诚然，它已经成为某种方便我们将一连串不满悬挂于其上的挂钩。孤独有时会成为一个情绪的收纳箱：一种表达快乐缺乏、断裂感、抑郁与疏离，以及社交孤立的简称。也有例外情况。人们偶尔也寻觅与渴望孤独；不光是自有其历史的独处（solitude），同样还有孤独（loneliness）——这种痛苦的感受可以是身体上的、情感上的、象征意义上的、感官和态度上的断裂感。

那什么是孤独呢？为什么孤独看上去似乎无所不在？作为一名文化史学者，我耗费了大量时间去思考情感化的身体。我感兴趣的是：一种人们能够感知到但并未精准定义的情感

状态能以多快的速度引起这样的文化恐慌？和其他诸如愤怒、爱、害怕、悲伤的情感状态类似，孤独是如何依据不同的语境而呈现出不同的意涵？孤独在多大程度上关乎身体，又在多大程度上关乎精神？以及，作为一种个体体验，孤独如何反映了更宏大的社会问题，比如性别、种族、年龄、环境、宗教、科学甚至经济，并被这些问题所塑造？

为什么孤独和经济有关？孤独的成本不菲，这就是它引起政府密切关注的原因。在西方，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孤独相关的健康与社会保险需求不断上涨。尤其是在西方，人们并不怎么关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没有留意孤独是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或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孤独会呈现怎样不同的样貌。假设孤独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那就意味着无人需要对此负责，无论社会剥夺是如何普遍。因此，孤独同样也关乎政治。

我所关注的不单单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孤独。我也曾亲身感受过孤独，以不同的方式体尝孤独，从一个孩童到青年时期，从一名作家到一名母亲，从为人妻到离婚后。无论我们怎样定义自身所处的生命阶段，我们都终将与孤独为伍。这也为我这本书的书名提供了灵感。孤独应当有一部传记。孤独并非一成不变的“事物”，而是会随着时间变化的灵物。从历史上来看，孤独是作为一种“现代”情感产生的，同时也是一个有多层含义的概念。《孤独传》所讲述的，即历史上出现的有关孤独的观念，以及孤独与思想、身体、物品及地点发生关联的不同方式。

地点和人都会影响孤独的体验。我在威尔士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丘上长大。20世纪80年代，那里没有网络。在我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连一部电话也没有；距离我们家最近的邻居在一英里之外。我对于家庭的感受是贫瘠，不快乐，创伤满满。ix我们家的英式作风将我们同说威尔士语的村民区隔开来。我们就像是嬉皮士，绝对是他们眼中的“他者”。我当时孑然一身，与众人隔绝。即便如此，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在忍受孤独。我甘之如饴。作为一个天生内向的人，我终日独自待在森林里，编故事，暗自构想着不一样的人生。我自己创建的社区里居住着一群虚构的人物。这样就足够了吧？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这的确足矣，但年龄渐长后就不尽然了。我们的需求随我们自身而变，我们对于孤独的体验亦是如此。年轻时的孤独会成为老年的习惯，所以或许我们对

于老年人孤独的干预时间需要大大提前。孤独，尤其是丧失引起的慢性孤独伤害极大。当一个人在社会和情感上与他人隔绝，他可能就会得病；被剥夺了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羁绊和接触，他甚至有可能死去。慢性孤独可不会挑三拣四，它常常栖身于那些饱经折磨的人身上，他们患有精神或心理的健康问题，长期成瘾，遭受虐待。

相反，在你的人生路途中，暂时性的孤独则时有时无——离家去大学读书，换工作，离婚——有可能激发个人的成长，让一个人认清自己究竟想从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什么，不想要什么。毕竟，人群之中的孤独，或是和一个心不在焉的人相处，是最糟糕的一种匮乏。孤独也可以是一项人生选择、一种陪伴，而非一片阴影。有时，孤独有其积极意义和教育功用，能为我们留出思考、成长和学习的空间。我指的不只是孤寂，或是独处的状态，而是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边界，这在适当的情境中，是有疗愈功效的。有的人踏入孤独的境地，而后又很快抽离，孤独于他就像是一滩浅浅的水洼。而对有的人而言，孤独是无边无际的汪洋。

有治疗孤独的方法吗？或者说，如果孤独是人们不想要的东西，那它可以被治愈吗？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选择的余地。并没有一种高效的万全之法，没有一种适合所有人的方式。作为现代社会的困扰之一，孤独在罅隙中悄然滋生，伴随一个社会的形成而生根发芽；这个社会不那么包容，不那么讲求公共性，更信奉科学与医学意义上的个体思想，而非其他。每当个人与世界之间存在断裂时，孤独便茂盛生长。这种断裂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但并非是人类境况的必然组成部分。

正如诗人约翰·多恩在1624年所言：“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生而为人，我们必然是比我们自身更庞大的人群中的一员。老年人因害怕独自一人而惧怕衰老，暴力受害者在情感上孤立无援，脆弱不堪的无家可归者等待援助，这些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被迫产生的系统性的孤独，是环境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当然，富人也会（并且经常会）感到孤独、远离人群，金钱并不能保障一个人的“归属”。但富人的孤独与贫穷强加于人的社会孤立并不相同。自18世纪起，许多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自我与世界、个体与集体、公共与私人——发展起来，并通过个人主义的政治和哲学被广泛采纳。有关孤独的语言也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这难道是巧合吗？

如果孤独是流行病，那么要遏制其蔓延，就必须根除它扎根的土壤。这并不是说所有孤独都是不好的，也不是说孤独作为一种缺失感在前现代世界不存在。针对孤独的现代性之各种主张，有人会如此反驳：哦，如果只因为孤独的语言在1800年之前不存在，那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人感觉不到孤独。关于这一点，我的简要回应是：孤独这种语言的发明，恰恰反映了一种新的情感状态的形成。的确，在早先几个世纪，孤独有可能是负面的，人们也大多以消极的方式谈论独处。但两者的哲学和精神框架是不同的。在前现代的英国，人们普遍信仰某种上帝（通常是一种家长式的神，这种信仰会给人以身处世界之中的方位感），这种信仰为归属感提供了栖身之所，无论是好是坏，栖身之所都已不复存在。一个独自隐居、栖居在上帝永存的心灵宇宙之中的中世纪僧侣，与不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的人相比，所体验到的被遗弃感和匮乏感是全然不同的。在21世纪，我们被悬置于自己创造的宇宙之中；在这里，自我的确定性和个人的独特性远比任何集体归属感都重要。

这本书并不能包罗万象，它仅仅是一部传记而已。但是它试图开辟现代人想象与探索孤独的新途径，并为我们深入了解其生理与心理意义提供参照。这种心灵与身体相互分离的二元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更广的视角去审视。我的学术训练集中在现代早期文化，那时没有身心二分，情感（或激情）被视作一个整体。然而，现如今，我们将孤独看作一种精神折磨，尽管看顾身体和看顾心灵同样重要。

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着迷于孤独的身体性（physicality），着迷于匮乏感是如何让我们感到肚肠空空。我观察孤独对我自己的身体产生的影响。因为人无法超脱于自身的体验来思考自我，于是我毋宁将自己的感受填满：我大肆挥霍那些闻起来令人陶醉的香皂和香薰蜡烛，反复听音乐冥想，爱抚我的狗，嗅闻婴儿的脖颈，拥抱我的孩子们，举重，每天走几万步，切菜，做饭，睡觉。看顾自己的身体让我重新记起它的根基，想起我曾置身其中的那个想象的社区。照顾身体，了解情感体验，远不止是思想的副产品，而更多是一种抚慰。这让我再次想到，孤独和任何一种情感状态一样，既关乎身体也关乎精神。毕竟，我们是具象的存在，我们的世界不仅仅由孤立的个体组成，还由我们的信仰体系、我们与他者，即物体、动物、人之间的关系来定义。

我不仅仅是在写作《孤独传》期间想起那些支持我的人，在我思考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时，他们同样出现在我面前。感谢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予我力量的人：Emma Alberti、Hugh Alberti、Jenny Calcoen、Nicola Chessner、Stef Eastoe、Patricia Greene、Jo Jenkins、Mark Jenner、Bridget McDermott、Paddy Ricard、Barbara Rosenwein、Barbara Taylor以及Sandra Vigon。感谢Javier Moscoso 2017年邀请我在欧洲哲学学会情感史论坛上做基调演讲，正是这次演讲让我有机会检验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感谢Sarah Nettleton，在最合适的时机让我意识到她的关爱项目的重要性。感谢约克大学及约克医院的各位，他们不仅对讨论来者不拒，还提供了关于孤独的洞见，尤其是Holly Speight、Sally Gordon、Lydia Harris、Bhavesh Patel、Yvonne Birks、Andrew Grace、Kate Pickett、Neil Wilson以及Karen Bloor。很开心我可以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以及成为由Sonia Johnson和Alexandra Pitman领导的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健康网络中的孤独与社会孤立项目的一员。谢谢“结束孤独运动”的Kellie Payne邀请讨论，感谢Stephanie Cacioppo分享她的研究，xiii以及Pamela Qualter邀请我参加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的述评。感谢Millie Bound和Jacob Alberti对封面做出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幸运的是，结合了艺术的眼光）。最后，由衷感谢Peter Stearns和《情感评论》不具名的评论者，在我研究独处（oneliness）和孤独（loneliness）之间的过渡时，你们慷慨地提供了颇有见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