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要讲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的《日本在近代中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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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杜恂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导。曾出版个人专著七本，与他人合作著书十多本。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史和金融理论方面。

全书一共十二章，我们主要讲述的内容在书中的第八章。在这一部分，杜恂诚主要为我们讲述日本在中国的商业投资，文章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日本在中国投资概况。二、日本在华投资的军事色彩和相关措施。三、日本在华的经营方法。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方面，日本在华投资概况。我将为你介绍日本在华投资量的变化与日商在中国商业投资的主要内容。

日本人最早的商业投资地点在上海，1868年的时候上海就出现了经营陶瓷兼旅馆的“田代屋”。1877年之后出现了三尺煤炭、药铺和贸易研究所等等。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投资量激增，当时在华侨居的日本人数激增，这些侨民对于本国产品的需求刺激了投资的增长。有数据表明，1898年外国人在华投资商社一共773家，单日本就占了114家，排列在第二位。外侨人数13421人，日侨人数1694人。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高潮出现在日俄战争后，铃木、三菱、大仓组等大企业陆续出现在上海和天津等地区。这些企业的规模比1900年之前的大得多，同时日侨人数超过了旅华外侨人数的一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输入中国商品数量剧减，日本对华贸易额抓住了机会，在1919年达到了顶峰，中国外贸总额33.7%中日本占18.0%。日侨人数急剧膨胀，占总外侨数量的60%。这种急剧增长的速度在20世纪20年代有所减缓，除去1928年猛增至8926家以外，其他年份都不到5000家。

除此之外杜恂诚还介绍了日本商业投资的具体内容。他以东北为例，日本财阀的商业性分支机构主要设立在大连、营口、沈阳等地，从事进出口贸易。除此之外还有四五百家中小型商社，主要从事贩卖业务、贸易业和机械器具，食物与生活用品也占一部分比重。与此同时还有数目繁多的“胡闹商店”，也就是当铺和烟铺，在东北烟铺尤其多，主要贩卖鸦片和吗啡等毒品。

总体来看在1919年之前，日本对华投资的趋势基本保持在急速上升的状态，这种趋势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减缓。日侨人数与日本对华投资的趋势基本保持一致，杜恂诚认为影响日人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日侨人数增加的需要。投资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中，经营内容以进出口贸易、食品、生活用品、毒品等为主。

不得不提的是，战争在日本对华投资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第二部分，日本在华投资的军事色彩和相关措施。战争对于日本商业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为了实现商业垄断压榨中国市场，日本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证利益。

战时交通的需要促使日本沿线发展商业，而战争带来的人口迁移也会使日本商业渗透进中国内地。

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尤为明显，日本人藤井晋三曾经在他的占地形势报告中提到：日军计划开通平汉路至某县城的道路以便行车，于是他们抢占了新路两边的房屋和地基，将原有的中国商店全部挤走。而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上海，战争时期华人大部分逃亡到其他地方，日本人迁入居住，等到商业恢复后这个商场几乎成为了经济中心。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抵制日货导致中日贸易额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东北在日本的军事占领之下迅速实现了商业垄断。日方采取的措施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保证本国的商业特权，二、保证日本商社的利益。主要措施体现在以下是三个方面：其一，日本人鼓励外国资本投入日本人控制的企业中，排斥别国的独立企业。其二，控制关税，日本人认为东北关税过高，予以部分降低。输入方面规定不收商品税的占4.5%，减税的占11.5%。输出方面设置了4种免税和一种减税。日伪对从关内运输到东北的中国货征40%的高税，绸缎、茶叶和瓷器还加倍征税。最后国货几乎在东北绝迹，经营日货的国人商店苟延残喘。其三，控制外贸，1937年，伪满洲实行了一种严格的外贸管理制度，规定除日本以外禁止从其他国家输入小麦、面粉和食糖。大米仅限从日本和暹罗输入。外国人制的苏打被完全禁止，以及对外国输出玉米、皮革、羊毛和木材都予以禁止。这让东北的外贸显示出日本占领地的特点。

这就是战争对于日本商业发展的影响，同时日本为了占领中国市场也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措施。虽然如此，但日本并不仅仅只依靠军事强权来获取利益，事实上日商非常重视经营方法。

下面我将为你介绍最后一部分，日本在华的经营方法。

尽管日本由于战争和地理因素在中国市场占有先机，但日本仍旧面临与他国贸易商竞争的情况。为了压倒华商的同时与英美洋行竞争，日本在华出口商非常讲究经营方式。他们的做法主要有三个：一、搜集情报。二、拓展商业网。三、担保制度。同时，日本为了保证本国的贸易平衡也会与他国进行合作。

其一，搜集情报很好理解，杜恂诚以经营日本棉制品进口的上海日商大型洋行为例，他们会设立情报机构，专门用来调查上海和内地同行的消息，包括商店的经理名称、销售品种、数量、销售对象、业务范围等等，并向零售店购买各种进口英美洋布，然后寄回日本工厂研究，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升级换代。且这样的机构只雇佣中国办事员跑街，不雇佣买办，节省开支的同时便于联系客户。其二，日货占据地理优势，优点是运费便宜，定货速度快。日商凭借这个优势飞速抢占市场，发展商业网。举个例子：货物到达上海以后，日商洋行将货物卖给华商洋货字号，再卖给拆货字号等等，层层向下，有固定的销售点与零售店，形成了一个稳固的销售网。其三，为了保证货物的顺利交易，日商洋行还发展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担保制度。华商想要从日商洋行中订购期货，必须事先存入“信用状”于日本银行作为担保。假如定货价款是100两银子，存入的担保银要1万两。在存放期间，日本银行给予华商6厘利息，这笔钱只有到最后定货结算手续全部结束之后才能够拿走。洋行到货后，华商若不付清货款，则照货价6厘加息。

除去上面的经营方式，日本还会利用与中国市场交易的贸易顺差来平衡与他国的贸易逆差从而实现贸易平衡。杜恂诚在这里谈到了日本和德国的合作，在某一时期，日本是德国制造的机器、机器工具和化学品的重要市场，日本对德贸易经常存在巨额逆差。因此在1925年至1933年间，日本鼓励东北的日商及其他国籍的进出口商人向德国出口大量大豆和豆油，东北的对德贸易出现巨额顺差，日、德、中国东北三角的资金流动保证了贸易平衡。随着日、德勾结的加深，1936年4月两国与伪满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其中规定：德国向伪满购买大豆等商品，年数额在6500万至1亿伪满元之间，伪满应以其中四分之一的收入专门用来购买德国商品。而德国向日本售货所得外汇年总值超过6375万伪满元时，其超额部分应用来增加德国从伪满的输入。这项协定使三角贸易平衡更趋稳定。

综上所述，日商在华依靠丰富的情报与稳固的商业网保证在华竞争优势，同时使用担保制度预防亏损。同时利用与中国的贸易顺差来平衡日本本国与他国的贸易逆差。

好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为你介绍了日本在中国投资趋势和经营内容。然后我谈到了战争对于日本商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日本利用诸如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建立在中外不平等条约出台的措施。最后，我介绍了日商的经营模式与竞争方法。

文章内容就到这里了，想要了解更多内容，建议你打开《日本在近代中国的投资》这本书。感谢你天天听好书，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