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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6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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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2019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外籍专家、日本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携其新书《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做客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与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作家及学者刘柠共同探讨日本现代思想的核心,及其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认知产生的影响。然而,马场公彦为何在书中将编辑定义为一名播种人?作为一名历经了整个日本平成时代的编辑,他是如何记录下日本出版业的况景?在中日出版交流之中,又应如何寻找中日共同的文化财产?会前,百道网为此专访马场公彦以及本书译者之一赵斌玮。
2019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外籍专家、日本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携其新书《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做客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与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作家及学者刘柠共同探讨日本现代思想的核心,及其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认知产生的影响。
《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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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日]马场公彦
出版时间:2019年09月
《播种人》一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9月出版。该书作者以岩波书店总编辑这一身份揭示日本出版界标杆企业——岩波书店在平成整整30年间的真实奋战轨迹。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日本出版业概况,第二部分讲述岩波的一些重点出版项目的出版故事,第三部分谈中日出版交流。
书中,马场公彦为何将编辑定义为一名播种人?作为一名历经了整个日本平成时代的编辑,他是如何记录下日本出版业的况景?在中日出版交流之中,又应如何寻找中日共同的文化财产?会前,百道网为此专访马场公彦以及本书译者之一赵斌玮。
历经百余年依旧是日本出版界标杆企业的岩波书店创办于 1913 年, 是日本著名的综合性出版社,常年致力于普及经典作品与学术研究成果。岩波书店的标志取自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播种者》,本书作者马场公彦作为岩波书店前总编辑自然而然会受之影响,这也是本书书名的来源。然而,米勒还有一幅与之不同的名作《拾穗者》。与此同时,作者在书中亦提到编辑应做到“播种”而非“拾穗”。那么,这其中到底有何深意?编辑又该如何区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做到“播种”?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或许得从马场公彦的工作经历之中寻觅答案。
在岩波书店的三十年之中,马场公彦直言其工作主要以编辑地道的学术书为主,而没有过编辑畅销书那样的华丽经历。据赵斌玮介绍,马场公彦除了是出版社总编辑之外,同时还是日本高校中研究中国的学者,所以他的身份很特殊,在日本的出版社也不多见。因此,马场公彦主要接触的是学术界最前沿的知识。他认为,将学术前沿部分中观察社会的变化,或者将合乎世界潮流中建立时代要求的问题来找作者,是编辑或“播种者”的任务。“这个种子是指从事学术的人、学术研究者或者是学者等人群研究出的‘学术的种子’。‘播种者’就是站在学术世界的最前沿来看待这个世界,其工作是把文化之种播撒到人们想要求知的土壤中。同时,‘播种者’站在文化事业的最前线,要去读懂学术的前瞻性,也要去读懂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潮流。”马场公彦说。
马场公彦
而“拾穗者”又是什么?马场公彦认为,“拾穗者”就是把意见整理以后,在此基础上再去稍微发表点自己的意见。“作为编辑的我们,负责的是传播学术的时代任务,所以我就把本书取名为《播种人》,即播种者,而非拾穗者。”他说。
同时,马场公彦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潮流的发展,“播种者”也有变化之处和不变之处。人们有求知欲,对于所关心的问题会有一个变化,因此会提出不同的疑问。人们的问题变了,回答也会发生改变,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么如何适应人们新的需求以提供一些他们想要知道的知识?“我们会在书的内容、形式等方面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以促进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与此同时,马场公彦认为不变之处在于编辑应坚持寻找能够回答问题的一流的学者或研究者,依靠他们去写一些相关的文章在学术上发表。“促进他们观点的普及是我们的任务,这也是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不变的东西。”他说。
刘苏里亦对《播种人》这一书名兴趣极大。他认为自己每天下班看看店内新书的习惯也如同一位耕地的农民一样,而土壤则是由像马场公彦一样的编辑所编辑成的书籍。“你播种,我锄地。”他打趣道。
2019年5月1日零时(日本东京时间),日本正式启用“令和”为年号,而跨越了三十年整的平成时代也落下了帷幕。恰巧,马场公彦进入岩波书店工作的年岁也正好与平成时代同步。此外,书名虽写道“平成时代编辑实录”,但因马场公彦一路的成长也与书籍结缘,从他的视角中,我们不仅能接触到整个平成时代最真实的出版业发展况景,更能从其出版回忆录与学识之中窥探出再往前追溯几十年的日本出版业概况。
书中,马场公彦不仅以自身的视角从追溯小学时期所喜爱的漫画、中学时期所热爱的文库本等过往来叙述此前日本出版业的发展况景,更以见微知著的形式从岩波书店的一些重点出版项目的出版故事来回忆近几十年来日本国内国际的重大事件。其中糅合了日本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舆论,不仅可读性强,而且生动有趣、妙趣横生,能够更易读懂近几十年日本历史以及出版史的风云变革。
以文库本为例,它是可以放进衣服口袋或小型提包中的书籍,所收录的作品多数是已经作为单行本发行过的作品。它虽然小,但意义重大,不仅对马场公彦个人而言不可或缺,对于整个日本社会而言亦极其重要。中学时期,马场公彦也历经了苦闷与烦恼,在这时期治愈他内心的正是文库本图书。一本本的文库书帮他扩张了人生地图的小宇宙,成为他迫切冲破狭小家乡的希望所在。像马场公彦一样喜爱文库本的日本民众还有许多,也正是他们构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库本文化。
单从这一种文化角度来看,似乎文库本似乎并未有多重要,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它则重要得多了。日本出版行业的不景气持续了20多年,甚至当时一度有人认为“狼来了”的出版大崩溃到来了。但日本出版业过了盛期之后依然没有出现崩溃和跳水这样耸人听闻的态势,这究竟是为何?“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新书跟文库这两种开本主导的出版标准化所起到的一种重大作用。日本出版业没有出现品种上的大幅度减少,背后就是新书和文库这两种开本撑着,这样的小开本定价便宜、受众非常大。”刘柠说。
在这其中,岩波书店可谓功不可没。与文库本一样,另一类新书本也是岩波书店为日本出版文化创造的图书类别,并得以在日本沿用至今,使日本的出版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岩波书店这样一个百年老店是日本最重要的学术书店,我觉得它的重要性相当于是我们中国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新华书店合起来的程度,所以岩波书店在我内心中是非常重要的。”刘柠深有感触道。
刘柠不仅对岩波书店给予了高度的认可,而且对日本出版人也有极好的评价。他说:“马场先生这本书其实在我看来是日本的出版家回忆录,用出版回忆录的形式来写作一种舆论史、社会史、文化史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是根深叶茂的。”他介绍,日本许多出版家在退场或者退场前夕的时候,基本上会呈现这样一本回忆录,这也构成了出版人的回忆录家族。例如,岩波书店前社长大冢信一就出版了一本《我与岩波书店》。
与中国一样,日本也历经过出版业的衰落期,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日本国内书店有2.2万家,如今只有1.1万家。刘柠认为,日本平成三十年间,日本出版界完整地经历了从缓慢上升到最高点,再一点点缩水的过程。“因此就出版而言,尤其是严肃的学术出版,我认为日本出版界也能够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他说。面对日本出版界如此衰败之景,作者在书中却直言“图书并没有消失”。这又是为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得从书籍的功能看待。
或许许多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即书籍的功能是什么?马场公彦认为,书籍首先将各种各样的知识固定化,然后储备下来,接下来再进行传播,总体而言它是在发挥这样一个功能。而在书籍所发挥的功能之前,还有一种形式叫做信息,包括了大数据以及网络新闻等一些信息。它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进来得快,然后就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我们称之为“flow”,即一种具有流动性的信息。而书籍则相对不同,它具有储藏性、储存性等特点。
一直以来,大多数人都认为书籍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指标,那么在这其中重视的是什么呢?马场公彦认为是储藏,但它不是流动的“量”,而是储藏的“量”以及储存的“质”这两方面。所以中国和日本是一样的,民众往往容易被一些流动的信息所控制、洗脑,渐渐地忽视了书具有一种储藏信息的功能,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书籍的功能作用。
新书分享会上,关于日本现代核心思想的话题成为一大讨论热点。马场公彦说:“战后日本思想主题主要是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发扬自己的民族主义来建立自己的国家。”他认为,日本现代有三股核心思想。第一股是和平主题的思想,即日本民众去反省战争,不要让历史重演,也不要让日本卷入到战争中。第二股是努力回归国际社会,同时为国际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三股是发现民众、发觉民众的思想和力量,而此前,日本主要是以精英为主导来建设国家,但在战后日本渐渐地重视普通大众的作用。而对于那段不幸的历史,马场公彦感到十分遗憾。他认为当时日本做出那样惨绝人寰的事情的缘由,就在于普通民众对于当时中国状况的理解比较缺乏。
活动现场
刘柠认为,像满铁调查部的一系列海量调查数据证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之深入,但是这些研究是日本精英阶层的成果,并没有通过大众传媒来传递给受众,因而其中的关系被割裂开来了。对此,刘苏里表示赞同,他说:“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精英集团、知识界,对另外一个国家了解多少都没有很大的意义,而在于这个了解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方式、方法以及什么样的说辞能传递给更广大的民众。”
近代以来,许多中国留学生或者中国官员到日本学习先进文化,也通过日本接触到欧美的一些先进文化,然后把这些文化带回中国并服务于中国。但在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历史以后,战后日本的一些经验并没有充分地介绍到中国去。虽然中日两国国情不同,但日本之前发生过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也发生了。例如,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环境问题、三农问题。马场公彦认为,日本不仅要把解决这些问题的成功经验介绍到中国,还有一些失败的经验以及失败以后是如何挽回并重振起来的经验都值得介绍给中国来参考。
对此,刘柠赞同不已。同时他还补充道:“现今‘996’造成的‘过劳死’,日本在这方面也是先行者。去年年末出版的岩波新书当中,在中国图书出版界中最受欢迎的畅销书是《过劳社会》。”
活动现场
马场公彦对此表示,日本的过劳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在已经进入劳动改革的阶段,要求尽量缩短劳动的时间,追求自己的爱好,讲究自己家庭的幸福等等。“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非常严重问题,因此《过劳社会》这本书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原因就在这里。”他说。
由此可见,日本在许多方面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位“先行者”。那么中国如何从日本得到启发,寻找到中日共同的文化财产则尤为重要。然而,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的研究人员,都是从社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寻找解决的方案,比如政治学或者社会学。对此,马场公彦认为我们应该从人文的角度来发挥我们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学、哲学、历史等等。
马场公彦表示,在近代以前我们会以人文的角度来观察,但是在现代我们并没有从人文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而社科其实是无法解决一些涉及到中日情感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利用人文的一些成果去解决它。中国人文精神的历史是非常漫长的,对于日本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它还是整个亚洲的共同遗产。我们要对这一遗产重新进行评价,然后以一种面向未来的观点去重新构筑,去传递爱。这也是我这本书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信息。”他寄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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