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武汉城市简史》一书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上市。本书是江汉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涂文学继《武汉沦陷史》之后在武汉城市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本书从城市学的角度解读武汉从商代早期到新中国成立3500年的建城史，介绍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形态、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结构功能的转变，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这部作品是第一部武汉城市简史。

值此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举办之际，《武汉城市简史》适时出版，这是涂文学近年来继《武汉沦陷史》后在武汉城市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涂文学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江汉大学副校长，曾任武汉市档案局局长。他长期从事武汉区域史、城市史研究，参与国家“七五”重点社科项目“武汉近代城市研究”，出版《武汉通史（民国卷）》《文化汉口》等著作30余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本世纪初，徐明庭、皮明庥、严昌洪等人提出了建立“武汉学”的构想，《武汉近代城市史》《简明武汉史》《武汉通史》《图说武汉城市史》等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因此，涂文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还能写出这样一部内容精要、富有新意的武汉城市史，实属不易。

该书是第一部武汉城市简史，从城市学的角度解读武汉从商代早期到新中国成立3500年的建城史，介绍了其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形态、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结构功能的转变，尤其是在近代以来武汉现代化的曲折进程，清晰地勾勒出城市发展的脉络，以期还原武汉城市历史的真实场景，正确把握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潜在特性”，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把握关键节点

在深思熟虑后，作者采取抓住武汉城市发展关键历史节点的方式，用短短十余万字的篇幅描绘出3500年城史的中心图景，浓淡相宜，重点突出，又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

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游的武汉地区曾是古人类活动的活跃区域，距今5万—1万年前旧石器时期的“汉阳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古人类。在距今8000—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商朝在今黄陂区府河北岸建盘龙城，开启了武汉城市文明的新时代。经城邑时期到郡县时期的发展，江夏、汉阳自三国以降，既是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又是商贾往来、士民聚居的通都大邑。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迅速崛起，清初即跻身全国“四大镇”之列。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清末张之洞“湖北新政”，武汉进入近代都会时期，工商业发展规模“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正由于近代文明的积淀、蕴蓄，武汉遂为辛亥首义之区。民初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描绘中国现代化建设蓝图，对武汉有“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内地开放之“顶水点”、规划“略如纽约、伦敦之大”的殷殷期待，并提出“一都四京”构想，“一都”即指武昌，东、西、南、北“四京”分指南京、重庆、广州、北京。1927年4月，历史上首次三镇合一的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

作者以时间为经、关键历史节点为纬，又精心凝炼标题，在历史叙事中结合知音文化、黄鹤楼文化、辛亥首义文化等武汉代表性文化，还穿插有精当公允的评论；再点缀以历史沿革地图、古代绘画、新旧照片等图像资料，图文并茂，让人对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此外，还节选了每章的精华进行英译，放在中文本后，便于国际传播。

二、侧重城市结构功能

武汉处于“中国的人文地理中心、经济地理中心、人口地理中心”（冯天瑜语），是九省总汇之通衢、水陆交通枢纽。该书着眼于武汉作为一个城市从萌芽到成长再到崛起、衰落、复兴的曲折历程，用城市学的视角分析造成这些过程的动因。

作者吸收了国内外城市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总结道：中国的城市发展先后经历了先秦邑制城市、秦汉以降郡县城市、明清工商市镇、晚清民国现代都会四个阶段，武汉的发展历程与此高度契合，完整地经历和见证了这四个阶段和四种城市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部武汉城市简史就是一部缩写版的中国城市史”。战争与商业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催化剂”，决定了其空间布局和城市结构功能。武汉的城市空间布局经历了从单体城市到江夏与汉阳双城并峙，再到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的演变；城市功能结构从地区政治、军事中心到区域商业中心再到国际性现代都会。

盘龙城被称为“武汉城市之根”，是中国“邑制城市”的重要代表，拉开了武汉建城史的帷幕。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设沙羡县，隶江夏郡，正式将武汉地区纳入国家行政建制序列。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戴监军建卻月城，孙权筑夏口城，成为武汉双城并峙的发端。南北朝时在夏口城基础上建立郢州。隋初在郢州地区建立鄂州。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鄂州交通优势迅速表现为商业优势，安史之乱后在贡赋和漕粮转运等方面贡献巨大，政治、经济地位上升。隋唐时期的鄂州—江夏城与对岸的沔州—汉阳城的建立使武汉双城并峙格局最终形成，这一格局在时间上连绵不缀达千年之久，直至明代中叶才被三镇鼎立的格局取代。

南宋以降，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湖北政治和文化中心也从襄阳、荆州向“东南重镇”武昌迁移。元、明、清三代，武昌作为湖广行省的治所最终取代荆州成为湖北的政治中心。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汉口谜一般的崛起。清末汉口开埠，引入现代商业文明。张之洞主鄂在武昌兴文教、汉阳办工厂……时至今日，三镇依旧保持着原有传统格局，城市功能分工明确：武昌为武汉文教中心，汉阳为工业中心，汉口为商业中心。

三、凸显现代化进程

武汉作为“江汉朝宗”之地，开放包容是这座城市的独特个性。尤其是步入近代以来，武汉始终以积极进取的态度迈出向现代化转型的步伐。

武汉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作者在书中用力最深之处。作者通过对比指出，明清时期的汉口成为天下“四聚”之一，是武汉城市发展的第一次高峰。武汉地区早期的现代化大多局限在商业领域，这与欧美各国工业革命后带来的原生型、内生性现代化模式大相径庭；与沿海城市相比，武汉对外开放具有滞后性和被动性。汉口开埠后，武汉的对外贸易呈现间接性特征，以埠际转口的间接贸易为主。直到张之洞大力鼓励民间投资设厂，武汉才出现了真正的“工业革命”，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才有真正的质变。汉口趁机脱颖而出，被观察者艳称为“东方芝加哥”。这是武汉城市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武昌起义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作为中国最早迎接民主共和曙光的城市——武汉在中国城市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城市功能、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也因此发生了全面的变革。民国建立后，随着武汉建市与武汉现代城市形态的建立，武汉进行了多次城市规划，朝现代都会迈出一大步。从1927年到1937年，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带来了武汉城市发展的第三次高峰。

然而，武汉的现代化进程中充满艰难和曲折。自20世纪30年代起，政局动荡、天灾人祸不断，交通格局的改变使武汉传统商业中心地位动摇，其商贸开始呈现衰微趋势。全面抗战爆发次年，武汉沦陷，城市现代化各项要素全面退化，现代化进程更是被彻底打断。抗战胜利后紧接着的三年解放战争，亦使得武汉城市的复元与重建困难重重。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迎来新生。在新中国第一轮建设“工业城市”的历史大潮中，武汉成为全国“八大重点城市”之一，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一批大型企业巍然屹立，城市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武汉是一座虽身处内陆但又直通海洋、兼具内陆与沿海双重特性的城市，特殊的地理格局使城市历史演进和城市文化传承超越了地域局限而形成具有某种范型意义的完整而鲜活的城市样本。有鉴于此，研究武汉不仅有个案意义，而且对于揭示、研究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探明中国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无疑也具有代表性意义。当下，作为中部发展战略支点的武汉正在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及国家中心城市而奋斗，对于总结历史上城市兴衰的经验、把握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言，本书无疑是一个范本与一把钥匙。“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张之洞语）正如作者所言：“武汉城市发展历史一再表明，只有正确认识城市发展之“势”，善于把握城市发展之“势”，合理充分利用好城市发展之“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武汉就一定能够持续发展，再度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