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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0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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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亚洲史概说》是日本汉学泰斗宫崎市定的又一经典力作,提出了“西亚文明东流论”,并开辟了“亚洲史”的全新研究领域,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该书涵盖了东亚的中华文明、西亚文明、印度文明以及日本文明,着重考察了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联系,通过交通线的转移和变化,揭示了文明兴衰与时代演进的历史大势,入选百道网人文类年榜和人文社科联合书单及历史研习社新书榜。
《亚洲史概说》是日本汉学泰斗宫崎市定的又一经典力作,提出了“西亚文明东流论”,并开辟了“亚洲史”的全新研究领域,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该书涵盖了东亚的中华文明、西亚文明、印度文明以及日本文明,着重考察了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联系,通过交通线的转移和变化,揭示了文明兴衰与时代演进的历史大势,入选百道网人文类年榜和人文社科联合书单及历史研习社新书榜。
宫崎市定,是日本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东洋史学”研究者,“京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师从内藤湖南等著名学者,1978年荣获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法国儒莲奖,在中国史的诸多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近年来,他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亚洲史论考》等著作先后在国内出版,尤其是《宫崎市定中国史》更入选百道好书榜、新浪好书榜、凤凰好书榜等多家榜单,甚至被列为高校重要的教材参考书。他的著作文风平易,在日本以及中国史学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宫崎市定的这本书,提出了全新的“亚洲史”观,其中,“交通史观”是宫崎市定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创见。他认为,世界史上出现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绝不是各自独立成长与发展的。亚洲文明因“交通”而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对自身历史有记录的民族或国家通过交通这一纽带,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在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相互援助的过程中发展至今”。而是否靠近人类文明的交通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不同区块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例如他指出,居住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以及南非、澳洲的土著居民,他们的文化都不繁荣。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的自然资源贫乏,而是“一方面是遗传的禀赋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排除在世界交通圈之外,缺少文化的刺激”。
宫崎市定认为亚洲的交通,共有两条交通干线:北大道主要为陆路,经中国、中亚、波斯通往西方;南大道则主要为海路,经中国东海、南海及印度洋到达西方。
最早踏上北大道之大部分路线的是汉代的张骞,甘英则紧随其后。张骞曾奉西汉武帝之命,出使大月氏。因大月氏与匈奴为敌,所以张骞出使的目的就是与大月氏结盟以夹击匈奴。虽然与大月氏结成军事同盟的使命未能达成,但通过张骞的出使,汉朝人第一次明确地知道了西亚的状况。此后,汉朝得以与西方各国建立了正式的通商关系。于是,西方的工艺品和珍奇的动植物,尤其是在波斯经过改良的马匹,都得以输入中国;同时,丝帛这类中国特有的产品也被输出到西方。
而南大道,也与汉武帝有关,“西汉时,武帝曾派使节出访黄支国(也就是今印度东海岸南部)以及已程不国(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在南、北两大海陆道路之间,存在着许多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支线。这样的支线主要有三条,而其中一条就是沿着中国海岸线,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路线。在隋代,隋炀帝下令开凿了一条大运河。这条大运河将东西流向的白河、黄河、淮水、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连接了起来,从此,中国的南北交通变得极为便利。而且,大运河并不仅仅连接了中国的南北方,也将南北两条世界性的交通干线连接起来。中国的南北方在气候和风土上差异明显,所以南北方之间的物资交换也有十足的必要性,运河交通因此日益兴盛。在大运河开始发挥作用的唐代,西方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的目的地不再是单纯的长安或广东,他们来到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在这里建立起了繁华的留居地,从事商业活动,人数据称有数千人之多。如此看来,大运河联通南北两条交通干线的地位凸显,无疑具有世界史意义了。
宫崎市定的这本书是反“欧洲中心论”的。他认为,“欧洲文化在最初不过是亚洲文化的一个分支,希腊诸城邦的文化在发展到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之前,其动力几乎都是亚洲提供的”。被视为当代欧洲文明源头的希腊文化,其实是西南亚文化的再现。而“基督教信仰原本是形成于西亚的,传入欧洲后,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亚洲色彩,慢慢欧化甚至退化”。
说起本书的出版,还有一段故事。原来早在1942年7月前后,日本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正在僵持不下之际,日本文部省的教学局计划编纂一本《大东洋史概说》。所谓“大东亚史”,指的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日本当局的目标是在该书完成后,立即将其翻译成东亚各国的语言,使各国民众都阅读它。当时,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几位历史学家都受命执笔,作者就是其中之一。而当宫崎市定完成他自己这部分的第二稿时,已经是1944年了。但第二年,日本投降,这项计划就不了了之。作者这部书稿没有采取那种文部省要求的迷信皇国史观的叙述方式,也没有按文部省要求销毁。而是在战后出版了,1978年出版四十周年纪念版时,作者又增加了一章“现代亚洲史”,内中主要有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现在这本书已成为日本各高校的教材和重要参考书。
(本文编辑:北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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