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书籍可以将智慧定格并予以传承，阅读不同的书籍就彷如跟不同的智者进行打破时空壁垒的对谈。凤凰出版社推出的《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两辑共14册，将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所撰写的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整理，除学术价值外，这一丛书对中华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也有借鉴价值。

明清之际，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科技、文化成果，这一时期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两辑共14册，是对明清之际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汉文文献的系统整理。这套书对中外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等多学科都具有重要价值。近日，百道网采访了本书责编韩凤冉，以观这套图书的出版经过。

策划：展现历史的另一个角度

从16世纪80年代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来华至19世纪初新教传入的一百二十多年间，有大量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对中国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观察和研究，并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汉文历史文献资料。这些汉文资料涵盖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约有一百多位，留下的汉文著作总计约１5００种。其中，《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科技经典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文献目前主要收存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意大利罗马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徐家汇天主教堂等地。这些传教士的著作对目前进行中外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等多学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当代人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状况也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这些文献分散于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以及梵蒂冈等国外各地，学界以往主要利用的是台湾地区影印出版的相关资料，目前大陆学界对相关资料的系统整理还没有开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凤凰出版社在2010年便与国内较早从事相关研究的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取得联系，由周振鹤教授主持，并组织了国内的相关学者，对该领域的重要典籍进行整理。

编辑：精耕细作以求精品

由这些耶稣会士留下的汉文著作纷杂，如何取舍成了编辑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文献的收录选择上，本丛书所收取的文献以以往未经整理，且学术价值比较高的著作为主，并酌情收录部分以往已初步整理，但考虑到其学术价值，需要进一步深度整理的文献，部分已经经过整理出版的重要文献，暂不收入。

篇章的选取只是第一步，作为一部丛书，每一辑的整理都有来自国内不同高校十几位整理者参与，对于编辑来说，最为困难的便是协调各位作者的书稿进度，以保证这一辑丛书能够按时统一出版。韩凤冉表示，这套书的每一辑从约请学者进行整理到最终书稿出版，前后一般要经历三年左右的时间，作为编辑，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整理者咨询整理进度，了解整理过程中是否遇到问题，是否能按时完稿等问题，从而进行最终出版书目的调整，不能按时完稿的，会调整入下一辑的出版之中。

除了与整理者沟通完稿时间外，文献的呈现方式也是另一个沟通的重点。由于丛书收录的文献类型比较多，有人文科学，也有自然科学，因而图表的编排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对于编辑来说，在呈现方式上，一方面要尽量尊重文本内容，一方面也与整理者密切沟通，以整理者意见为主。

且本套丛书的整理者以相关领域的专门研究学者为主，并且在编辑上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每本文献之前都撰有“提要”，这些提要用以介绍文献作者、内容、撰述时间等相关背景数据，同时说明版本存世情况和本次整理所依据的底本。

出版：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历史借鉴

作为国家十二五图书出版重点规划项目，本套丛书计划分三辑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两辑。第一辑于2013年12月出版，共收录相关文献30种。第二辑于2017年6月出版，共收录相关文献23种。作为国内一部系统整理传教士文献的大型丛书，从已出版的两辑来看，已为相关领域提供了不少重要文献。比如第一辑收录的《人身图说》，第二辑收录的汤若望《坤舆格致》，以及首次完成整理的传教士利类斯的教义巨著《超性学要》，这些都对中西文化史、中国科技史、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例如汤若望的《坤舆格致》，这本书是其对西方著名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的代表作《矿冶全书》的翻译之作，具有重要的科技史价值。此书的翻译过程在《治理缘起》以及崇祯实录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此前著名科技史学家潘吉星等都对该书的价值有过专文论述。可惜这本书的中译本却一直未能找到，以至于学术界一般认为该书已经亡佚。一个偶然的机会，韩凤冉在南京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的一个抄本，满心欢喜之余便立刻将它归入了第二辑的出版书目里，以便使更多研究者获益。

而对于一些已有整理本的文献，本丛书的做法是找来了更加原始的版本作为底本进行整理。如《几何原本》一书，采用的是明代初刻本为底本，《远镜说》则首次采用了中科院自然史所韩琦研究员新发现的韩国奎章阁本为底本。这些都为学界提供了以往较少为人所知的信息。

除学术价值外，这一丛书对中华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也有借鉴价值。毕竟，无论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引进还是如今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其本质上都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四百多年前，传教士作为西方文明的使者，在面对中华文明时，为了达到传播教义的目的，采取了很多方法、策略。比如早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经历了由西僧到西儒的形象转变，再比如利玛窦改变元利氏带来的世界地图的画法，将原来位于地图中央位置的本初子午线移到地图边缘，以便使中国位于地图中央，并在日后成为定式。 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些方法性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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