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茂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职业教育出版中心 图书策划编辑

出版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属于职业教育范畴，是指对从业者进行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的教育，其主要任务是使专业技术人员结合本职工作不断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改善知识结构,目的是提高专业技术人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高素质创新型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伴随着世界科技文化的快速进步，各行各业向员工提供继续教育已经成为人们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在我国，基于出版企业主要是以国有性质为主，又多由传统型的事业单位改制而来，在管理模式、运行机制、用人方式等方面仍然带有较为浓厚的计划经济特色，因而在对继续教育的思想认识与实施策略方面，存在不适应社会形势与制约人才发展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在“互联网+”已经被列为国家级战略以促进新旧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重新客观正视并尝试探讨这样一个业已存在的话题，进而有效提升行业的创新动力，已成为全体出版业人士的当务之急。

一、出版企业继续教育模式现状与缺陷

对各家出版企业而言，其继续教育方案的制订、实施、评估环节多由人事部门加以执行。客观上，由于我国多数出版企业在经营模式上迄今仍然具有着半官半商式的计划经济残余特质，并未完全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接轨，在有关人事部的岗位认识与职责履行方面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并不能按照HR（人力资源）工作的内涵去加以实施——现代化的HR工作要求执行者能够整体化地考虑组织架构建设和人员支持搭配，以及结合经营数据对团队做出客观评价，对具体人员做出有效规划，从而对企业内存在的潜力市场有预估并向管理层提供人才储备预案。我们更加司空见惯地看到的现象是，很多出版企业的人事部仍然带有较为浓厚的旧式机关作风，还在小心翼翼地按照数十年前的做事方法行事，进而也就不能很好地在继续教育层面上让员工得到提高的机遇，无法提供能够让其施展才干的舞台。具体来说，它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培训设计理念与决策过程不能与社会发展与时俱进

需要看到，出版社从业人员大多由具有一定专业知识背景的非出版专业人员跨行而来，多数人在入职之前对该行业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因而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对其加以培训，帮助其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显得格外重要。传统的入职培训方式一般采取次数有限的“师傅讲座+培训班+现场观摩”的形式，接着很快就进入学徒式的实习阶段，至拿到出版专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为止，一般为期三年。随后的培训工作一般就不再具有强制性，转为依据各人的职业发展规划有选择地自愿参加，但是在具体呈现方式上，仍然摆脱不了旧有的做法。

从笔者个人感悟与所做的大量访谈跟实际调研发现，“师傅讲座+培训班+现场观摩”这种继续教育模式是存在其固有缺陷的：首先，所传授的课程内容究竟是不是一线所需？其次，参讲教师的水平往往参差不齐，邀请来的一部分授课者的工作能力与业务方式值得商榷，有可能起到误导作用；再者，这样的授课在形式上较为陈旧，缺乏对虚拟仿真、AR等技术的引入，只能给人带来一个比较浅显的宏观印象，一些理论数据性的、需要做深度消化的知识难以通过传统课堂呈现和讲述（如印务环节的纸张裁切等知识点），并且实际效果与列席人数往往成明显的反比效应。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对出版的感性与理性认识实质都来自于自我反省式的学徒实践生涯，这就触发了人才成长的随机与不确定性——跟对了人，有可能让新进人员培养出较好的行为规范；跟错了，那么三观有可能被误导，不良的示范效应也许会伴随终身。

造成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企业的管理方式问题——继续教育培训政策在制订的时候，并没有形成“一线人员——人事部——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多方互动论证，一线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继续教育内容与形式，决策部门很难听到，往往是由企业高层的经营者自行决定的。行政人事部门的工作内容仍停留在执行具体的人事基本功能，缺乏向下调研与向上反馈的意识，还没有认识到只有将继续教育计划与企业战略目标深度紧密结合，才能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执行目标方案和人员支持，从而为后续的绩效激励与人员更替做好铺垫工作。可以说，这是由出版企业的改制时间较晚，进程还不够深入，还没有顺利地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之中所造成的。但我们并不是只能被动地去等待这个深化改革的过程，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恰恰为我们转变继续教育决策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诸多机遇与可能性。

2.忽视对写作功底及新媒体编辑技术的锤炼

传统的出版业继续教育格外看重对编辑文字校对能力的训练，时常会请人讲解有关错别字规范等方面的内容，但却忽视了文字书写是发生在多样化的语境之中，并非孤立过程这一特点。因此，培育编辑的写作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个好的文字校对人员，往往也具有出色的写作功底。从工作性质来说，出版社从事编辑岗的人员如果都不具备起码的写作能力，不仅是外界难以想象的，也很难对语言文字有一个起码的掌控，对人的长远职业生涯规划会非常不利。

笔者认为，在继续教育环节加强对写作能力的锤炼已经是刻不容缓，因为若单凭拥有较好的写作功底这一项技能而言，其实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在步入“互联网+”时代后，纵观各家新媒体机构发布的招聘广告，其对编辑岗提出的要求已经囊括“良好的文字写作功底+图像处理技能+网页设计”这三项技能。对于后两项内容，多数传统出版社在继续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仍然十分欠缺，即使有开展过相关的业务讲座，也都是以介绍性为主，并未要求员工上升到必需技能的层面，这导致传统编辑与新媒体编辑在专业技能上的鸿沟愈来愈大，使传统编辑在适应未来的媒体生态方面会处于不利的位置。

3.高端出国培训人员甄选环节的规范化操作不足

一般而言，出国交流被看做出版企业继续教育环节中较为高端的部分，它主要包括境外书展、短期受训、访问学者三项内容。其出发点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出版产业发展水平总体高于我国的现实面，认为通过各种实地参观与学术交流活动，可以扩大从业人员眼界，了解全球行业发展动态，回来后能够更好地指导出版工作。这个初衷是非常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特别是在人员甄选环节与研究方向上出现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异化现象：①在某些企业，出国参展与受训成为了一种福利，并未依据量化指标甄选，入选人员并不直接从事生产，而真正奋战在一线的从业人员极少能获得此项机遇，这就使得员工对产品质量的认识并不会因为单位里有人出国而获得提升，且在潜移默化之中也影响了员工的积极性。②出国必然牵涉到语言交流，我国教育部在此方面对于申请公派留学与访问学者身份的人员有较为严格的审批与考核制度，如必须通过北京外国语大学或者上海外国语大学组织的外语测试等，但在出版企业内，由于出国费用主要属于企业的自发支付行为，因此对于外语水平不达标的人员也常有放行，这就导致在一些境外高级出版研修班上，时常出现国外大学专门为中国参访团聘请的翻译人员身影：老师先说一句，翻译再翻一句，导致授课效率低下，师生难以有效互动。一些访问学者基于听课理解困难，在为期一年的访问时间内甚至要自费聘请当地学生担任语言教学工作，在学习收益很低的同时还浪费了所属企业的时间与经济成本。③由于西方与我国在社会环境、读者购买习惯上存在差异，加上一些参访人员的学习内容与工作方向并不一致，以及中国市场相对于较为固化的西方存在更大的“微创新”机遇，参展、留学、访问也并不一定是提升出版从业者业务水平的制胜法宝。

二、基于“互联网+”时代下的出版业继续教育模式笺探

“互联网+”这一时代的最大价值在于将传统事物的呈现形式数字化后所带来的透明度与共享性，它的到来为诸多传统企业改进工作方式指明了道路，也给出版业的继续教育模式提供了新的着眼点。笔者认为，当出版工作者不去顺应这个时代的呼唤，去积极思考现有工作模式中可以结合新技术的实现方式，只是盲目地遵循旧有的思维模式到处吆喝时，只能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最终会是一种倒退。围绕提升透明度与共享性来改进出版业继续教育质量这一主题，可以尝试考虑采取以下策略。

1.以可量化型指标促进继续教育政策制订的普适性与甄选透明度提升

如前文所述，基于多数出版企业是从国有事业单位转制而来的历史原因，运营方式上存在一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理念与习俗，因而对于现代管理技术的应用推广，特别是在财务营收报表与实际生产的有效对接方面，尚属乏善可陈。图书出版的回款周期较之社会一般产品相比而言较长，突如其来的退货也可能使得原先预估的产值效益功亏一篑。这就导致在产值计算方面存在一定的重合度与不确定性，加大了财务统计的难度，让经营指标细化到个人头上变得困难重重，致使一部分出版单位内大锅饭盛行。由于缺乏量化的数据作为辨别优秀的有效参考，无形之中也加大了管理层在制订继续教育政策及人员甄选时的难度。

在此方面，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有较为成功的处理经验，该社对每年新出的市场类零售图书码洋采取按比例滚动计算的方式。如将首次印刷图书的寿命周期设定为两年，第一年按照50%的码洋列入编辑个人所创产值，若在此期间编辑存在支付稿费、校对费等情形，依此扣除。至第二年年中，会再依据来自各家卖场以及北京开卷公司的图书发行大数据统计管理系统对实际销售收入进行精准核对，对编辑个人营收采用多扣少补的工作方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员工的积极性，更实现了数据联网，让个人的业绩一目了然，彼此都知晓哪一类的图书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和进取性，使得该社在制订继续教育政策时因为可以得到较为精准的参考数据供管理层决策，业务方向感明确，从而让拟订政策具有更好的普适性，在开展有关年度评优、继续教育政策的人员甄选时也更加从容。苏州大学出版社在约二十年前早已推行将年度创利统计到个人头上、业务拓展费与个人创利挂钩，并且在高端出国培训方面优先向拥有硬性个人素养指标（通过相关测试）、创利能力较强的个人倾斜的的制度。以上这一系列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反响，是因为它通过数字式的量化工作，使得继续教育政策在制订环节层面就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数据库加以支撑，从而避免脑海中“神来之笔”型的闭门造车，也会大大减少因为选人失察而造成的时间、经济成本损失。

2.自力更生，在新媒体平台上构建“智库”与内训制度

图书编辑业务作为一项可塑性较强，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创意型工作，需要不断地充实积累，在磨练和相互交流中获得内在经验的积累与提升。因此，邀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出版专家来对员工进行讲课，就成了出版企业惯用的培训方法，尽管这种宣讲型的教学形式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是存在欠缺的，更似蜻蜓点水。

但在网聚普通人力量的“互联网+”时代，伴随着新媒体力量的崛起与通信方式的便捷性，专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其实在缩小，平民与普通人通过相互切磋、聚合后的力量已经相当可观。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系列图书，它的作者访谈、读者反馈工作主要都是通过微博、微信这些新媒体工具在普通读者中加以开展的，很少再通过传统的报社写书评、读者问卷等方式。由此，继续教育也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并且不一定要以邀请知名专家为考量——各出版社隶属机构、生态环境、业务模式千差万别，很多成功案例是在特殊的环境中孕育，甚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具有复制性。例如，外研社在“新概念英语”这一系列产品上的成功经验，就只属于外研社自身，是不可能再被其他出版社复制的。与其临渊羡鱼，倒不如将社内现有人力资源加以整合，形成自己的“智库”，通过自力更生与相互开放式的交流研讨，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职业教育出版中心作为一家规模中等、专业出版中职教材的机构，自2014年9月起为此做了诸多积极的探索，如通过建立读书小组QQ群，以撰写读书笔记的形式锻炼员工的写作能力，并定期组织网络或现场讨论，对所购买的多种市面热点图书从思想内涵、装帧、优缺点等方面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地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业务讨论，通过消化、吸收与再创造，在资金投入成本较低（只存在买书成本和个人阅读时间成本）的情况下有力地提升了公司新编图书的质量。由于小组成员覆盖公司财务、行政、编辑、印务等各部门，因而在这一内训交流的过程中也彻底打破了过去的本位主义与保守思想，多方位提升了公司员工对图书业务的理解，在感性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理性总结与升华。该单位还通过建立业务交流专属微信群等方式，定期自行发布来自全国各界的最新出版资讯、专家视频、编校指南等，以供员工自我学习，并针对所发布内容适时组织业务测试再加以公示，有效地在公司内部树立起了“爱学要学，你追我赶”的良好业务氛围，不仅培养出了一批对新媒体、AR等技术有一定造诣的优秀员工，还在省出版局组织的多项图书业务抽查中受到良好表彰，获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丰收。

结语：出版业在继续教育层面上应当跟上时代，不能够在全世界利用以开放透明和共享为特征的信息化技术改进员工教育方式的时候我们还在默守陈规。开放才能带来财富和经验，交流才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只有当出版企业各级管理层充分掌握了基层所需所想，能够客观地以量化指标评判甄选员工时，员工才能真正得到提升并顺应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否则必然导致管理层既听不到来自基层的真实声音，也得不到来自同行的启发与指导，即使走出国门交流，也很难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通过引入“互联网+”式的开放型继续教育思路，并适当利用新媒体技术，才可能满足新时代下出版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