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得名于几次尝试饲养产珠牡蛎之史实。它事实上仅仅是灌溉着整个华南的西江三角洲的诸多支流之一，这种灌溉确保了该地区无与伦比的肥沃。直到距广州下游10千米左右的地方，该江才能供大吨位的船舶航行。甚至远远不止如此，它还可以供那些不足2000吨位的船舶以及帆船、舢板和其他无数小船航行，中国南方居民便在其上面来回走动和居住。』 

19世纪中叶后期，来华旅行的外国传教士多不胜数，尤以法国派遣使古伯察穿越整个中国的长途旅行最有传奇性色彩。他自1839年8月入华，1841年离开澳门开始旅行，历经热河、蒙古数旗、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西康地区，到达西藏拉萨。之后，又经四川、湖北、江西等省到达广州，最终回到澳门。历时六年完成对全中国的穿越。

沿途记下了大量风土人情、山川地貌，几次与蒙古王公贵族的相会、与西藏入贡使同行、商品交易、灾异、开荒垦殖、动植物奇观、交通要塞等诸多方面的宝贵资料。古伯察等人的这次旅行，以及由此引发的中法外交干涉，是19世纪中叶中法关系史特别是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因当时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法关系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全书也由此反映出当时中西文化的冲击，以及作者对历史的思考。

本书在最后还选摘了古伯察、秦噶哔的书信与著作。

雅克玲·泰夫奈，法国的蒙古史学家，长期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室工作。曾于1992年搜集了古伯察发自中国（主要是蒙古地区）的8封书简和向法国政府的申诉书，并以《谁还在想着鞑靼地区？》为书名出版。其对古伯察与秦噶哔的环中国大旅行的那段历史比较熟悉。  

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从事有关中法关系史、法国汉学诸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侧重于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翻译与研究。主要是译介法国当代汉学家的名著与研究动态，代表作有：《丝绸之路》(译著)、《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译著)、《中国和基督教》(译著)。曾翻译出版过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还发表过有关古伯察的几篇论文。

精彩书摘｜从澳门到万里长城

1841年2月20日星期六，由古伯察先生租用的帆船刚刚驶出澳门港埠，便扬起棕色大帆，向正北驶去。夜间天气很凉，传教士正在酣睡。手持小灯笼的水手们偷偷地打量着他。他枉然地讲官话，别人也认为他不可能是中国人。这可以看得出来……正如其面庞中央的鼻子所证明的那样。但他已付款，他们必须安然无恙地将他运送到指定港口，也就是广州。尽管在航途中会遇到两大障碍：在小港湾的中途过海关、在珠江口本地接受警方的检查。

帆船行驶得不算太快，当未受任何搜查便越过海关时，夜幕已降临了。在珠江口岸，才对他们做了搜查。为了到达广州，从那里起还要航行70千米的距离。一座用木料堆成的浮桥挡住了去路，因为在夜间禁止任何交易。因此，2月22日天刚蒙蒙亮时，古伯察才真正地进入了“这个向往已久的中华帝国，那里本来禁止任何西洋人进入，甚至以处死相威胁”。

珠江得名于几次尝试饲养产珠牡蛎之史实。它事实上仅仅是灌溉着整个华南的西江三角洲的诸多支流之一，这种灌溉确保了该地区无与伦比的肥沃。直到距广州下游10千米左右的地方，该江才能供大吨位的船舶航行。甚至远远不止如此，它还可以供那些不足2000吨位的船舶以及帆船、舢板和其他无数小船航行，中国南方居民便在其上面来回走动和居住。

广州城建于珠江两岸，它从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统治期间开始，便是中国第一个向世界开放的港口，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在那里首次设郡。广州是与波斯、阿拉伯半岛、整个近东和很快也包括整个西方从事贸易的天然优良港口，在它2000多年的历史上，从未经历过衰落期。一个世纪以来，茶叶贸易和其后的鸦片交易，确保了它的繁荣。根据每日的大米消费量，人们便可以估计出来，在1840年左右，该城共计有120万人口，其中近1／3的人口生活在水面上。秘密入境的古伯察，可以很容易地在那里藏身。这4名旅行家在广州口岸离开了他们那艘漂亮的帆船，乘坐他所能找到的最平庸的出租小船进入了广州城。天已经大亮了，而且阳光充足。他必须匆匆赶往基督徒住院，该住院是他们暂时的藏身地。古伯察写道：“我勇敢地上路了，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摆动身体。任何人对于我的脸面肤色都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为他开门的基督徒，尚未提前获知他们的到达，感到了一阵恐惧，匆匆忙忙地将古伯察藏在一种地窖中。这位传教士在那里度过了他在中国的第一天和第一夜，轮番与蚊子和老鼠为伴，而他的其他教友却正在寻找一艘帆船和采购为继续旅行所必需的食品。出发的时间被定于23日星期二夜幕降临时。

古伯察所看到的该城的很少一点外貌，便是它“狭窄的、弯曲的和形成了螺丝刀形状的”街道，被各种不同大小的灯笼照亮，这足以使他感到喜悦了，因为他只在澳门的安静中度过了很短时间。至少是在这里，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和什么样的热闹啊!在一条以鹅爪状结束的小巷之尽头，当旅行家们自认为失去了把他们领向小码头的向导时，他们又该是感到多么焦虑不安啊!

这条珠江比广州市还要热闹。古伯察完全有余暇了解这一切：人们让他登上的帆船尚未准备好出发，这次起航被推迟到翌日清晨。因此，他在码头上度过了一夜，他对于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一切均感到眼花缭乱：“建造得如同房子一般的”船只，事实上是被用作勾栏院“被欢庆的灯笼簇拥的水上浮动居民”，此外还有漂浮店铺，它们装载着食物、大米、蔬菜不停地来来往往，而且这一切都是在“铜锣和炮仗那不停的噪音下进行的，它们都是中国风俗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这一次，古伯察自我感到被沉浸在一个全新世界的气氛中，他穿越中国的旅行可以开始了。

法庭和某些刑罚（古伯察画）

衙门（古伯察画）

经过清朝前四位皇帝的盛世年代，特别是在康熙和乾隆年间之后，中国的形势，在嘉庆皇帝统治下，特别是自道光皇帝登基以来，却逐渐慢慢地恶化了。公务机构都顺水漂流般地破灭了，虚假票据和赌赂成了官僚队伍中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从而不仅导致了国家机器的败坏，而且也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恶化；我们还可以再从中加入一种虽未被公开承认的却又是经常性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的人口剧增又引起了失业和贫困；最后是煽动农民暴动的秘密会社的诞生。简而言之，一种危机的氛围预示着该世纪末大动乱的开始。与这种内部衰败同步，中国却始终向外国人自我封闭，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传教士都一概如此。

同辈之间作揖（古伯察画）

古伯察在道光二十年开始旅行时，必然会充分考虑到所有这些背景条件。当然，作为一个秘密入境者，他不需要经常与官方打交道。但他无论如何也应该了解这部机器的部件，以便懂得避开他们并摆脱任何陷阱或可能的监控。

要想跑遍中国大西南，最谨慎同时也是最方便的方式，便是尽可能地取道水路。江河、运河、湖泊和池塘，如同一片巨大的蜘蛛网，覆盖了全部稻田，以使人最终投身于长江(扬子江，欧洲人称之为“清江”)中下游的水域中。古伯察正是以这种方式，在5至6个星期期间，从广东省到达了江西省。

小船于1841年2月24日清晨，经过在港口度过一个大雾弥漫和风景别致的夜晚之后，终于载着他驶离了广州。小船由三个青年人及其寡母驾驶，他们终于发现了他是一名西洋人。然而，他们也没有给他造成比在澳门更大和更多的麻烦，金钱是不带臭味的，特别是在离开广州城重新过海关时更为如此。

这位传教士得以非常平静地，使自己的双眼饱享广东那令人陶醉的风景。他有时钻进相当高耸的岩壁之间，有时又暴露于稻田和竹园之间。旅行家们要溯北江而上，一直到达梅岭，北江为他们提供一次很舒适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