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艺术家朋友试图说服他相信他周围这座怪兽城市不是一个真实世界：真实世界是艺术和思想的世界。理论上约瑟夫准备尊敬这个立场，以及正视它有利的作用：通过与其他人分享他的想象力的成果，艺术家使孤独个体的总和变成某个社群。但他，约瑟夫，不是艺术家。他的潜能是做一个好人。』

这是一部融汇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无穷文学智慧的文学评论集。库切在《异乡人的国度》开篇便提出“何为经典？”之问，并在艾略特、巴赫和赫伯特的作品与观点中寻找答案。他接下去就笛福、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8、19世纪文学大师，以及里尔克、卡夫卡、穆齐尔等现代主义德语作家进行深入讨论。同时，还剖析了博尔赫斯、布罗茨基、戈迪默、奥兹、拉什迪、莱辛等20世纪文学巨匠。在《内心活动》中，库切继续探讨了塞缪尔·贝克特、君特·格拉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菲利普·罗斯等多位20世纪文学大师。这里的每一篇文章乃至每一个词都富于深刻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本书看似颇具挑战，实则文风亲和，平实精准、细腻优雅的写作为读者打开一扇得以欣赏那些不朽著作的文学之窗。

J.M.库切（1940—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和学者。生于南非开普敦，先后在南非和美国接受教育。库切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宗教方面造诣颇深，是一位学者型作家。著有《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耻》《凶年纪事》《耶稣的童年》，以及自传体三部曲《男孩》《青春》《夏日》等作品。他几乎囊括所有国际文学大奖，并两次获得布克奖，是英语文学中获奖最多的作家。

索尔·贝娄：早期小说

贝娄在差不多早十年的战时所著的《晃来晃去的人》是一部以日记形式写的中篇小说。日记作者是一个叫作约瑟夫的芝加哥青年，一个待业的历史系毕业生，由其有工作的妻子供养。约瑟夫利用日记来探讨他怎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尤其是用来阐述他约一年前放弃正在撰写的哲学文章而开始“晃来晃去”的缘由。“晃来晃去”这个词，在当时的俚语中，是指处于等待征兵局通知的悬着状态，但贝娄赋予它一种更丰富的存在主义的意义。

日记作者约瑟夫现时的情况，与他过去那个热忱、纯真的自我之间的鸿沟似乎如此大，以至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是早前那个约瑟夫的替身，穿着他弃用的外衣。早前那个自我仍能在社会上活动，仍可以在旅行社的工作与学术追求之间维持平衡。然而即使是那时，就已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兆，感到自己疏离这世界。他常常会从窗口审视城市景观———烟囱、货仓、广告牌、停泊着的车辆。难道这不是扭曲心灵的环境吗？ 他会问自己：“哪里有一丁点儿人类在别处或在过去被称道的东西？ ……要是歌德从这个窗口望出去，他会说什么呢？”（第55页）

日记作者约瑟夫说，在1941 年的芝加哥，有人竟会沉浸于这类堂皇的考索，似乎有点滑稽，然而我们大家身上都含有一个怪人的元素。把这类哲学思考讥为滑稽，他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那更好的自我。

虽然在理论上早前的约瑟夫准备接受人的天性是进攻性的，但是当他凝视自己的内心他能够觉察到里边只有温柔。他的一个较不切实际的抱负，是创立一个乌托邦殖民地，在那里怨恨和残暴将被禁止。因此，最使后来的约瑟夫感到失望的一个发展，是他发现自己正被一阵阵突如其来的，与其天性相悖的暴力接管。他对其青春期的侄女发脾气，打她的屁股，使她的父母震惊。他粗暴地推搡房东。他对银行职员大喊大叫。他觉得自己“像一个人肉手榴弹，保险栓已拉开”。（第107页）他到底怎么了？

一位艺术家朋友试图说服他相信他周围这座怪兽城市不是一个真实世界：真实世界是艺术和思想的世界。理论上约瑟夫准备尊敬这个立场，以及正视它有利的作用：通过与其他人分享他的想象力的成果，艺术家使孤独个体的总和变成某个社群。但他，约瑟夫，不是艺术家。他的潜能是做一个好人。然而，像他现时这样生活，“孤立、疏离、怀疑”，他也完全有可能是在坐牢。（第65页）在牢房里做一个好人有何意义？ 善良必须在与人为伴时实行；善良必须得到爱的照料。

在一个强有力的段落，他把自己暴力的爆发归咎于现代生活令人难以忍受的重重矛盾。我们被洗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个体，有自己的命运，相信我们可以获取的东西是无限的，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出发去追求个体的伟大。不可避免地，我们都找不到它。接着，我们开始“无节制地憎恨和惩罚我们自己，无节制地彼此惩罚。对落后的恐惧追随着我们，使我们疯狂……它制造一种黑暗的内心气候。时不时总会有一场憎恨和伤害的风暴从我们体内倾巢而出”。（第63 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奇迹般的年代（节选）

年轻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傅立叶的那种乌托邦社会主义很着迷。但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度过的四年动摇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对自己思想改变所作的描述：离开持不同政见的城市知识分子那温床般的环境后，他被迫同普通俄国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于是他开始认识到，从欧洲舶来的那些本意不错的思想对普通俄国人根本就用不上。他和他的那些同伙原本是想为人民的福祉而奋力拼搏，可人民却以怀疑甚至用敌意的眼光来看他们：他们的梦想永远是做个有土地的“乡绅”；可在乡绅和农民之间却有着跨不过去的巨大鸿沟。此外，这些农民所犯的罪过不管有多可怕，他们毕竟还不至于怀疑一切，反叛一切，否定一切：他们也许是罪人，但他们是有信仰的罪人，用俄国人的一句老话来说：“他们身上肩负着上帝。”因此，用弗兰克的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洞悉到了农民道德世界的根本，农民无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骨子里，都是活在本土基督教中的。（第5页）如用这一见解来看问题，那么从西方舶来的无神论的社会信条在俄罗斯本土就会显得方枘圆凿，根本派不上用场。

……

在坚信俄罗斯肩负着一种特别的世界历史命运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呼唤俄罗斯的霸权能充被四表，遍及斯拉夫各民族，以便经营大俄罗斯帝国，他甚至还为战争辩护，认为战争就像纯洁之火，可以披沙拣金。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极右分子的面目，他为《公民》报所写的广为阅读的专栏《作家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作家日记》续写后曾独立成册面世。弗兰克在传记最后一卷的前言中说，写专栏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踌躇满志，似乎有望成为俄罗斯公众声音中“最重要者，人们期待着、评论着、争论着他将说的每一句话”。（第499 页）

……

在关于俄罗斯未来的争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贡献十分巨大。他在1864 年至1880年的主要作品（如《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理性———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作了深入的考察。理性真的是良好社会的基础吗？ （理性的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一些尚不为人知的目的和计划？ 理性宣称自己不偏不倚地追求真理和公正，难道它的背后就不会有任何权力的图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质疑可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不仅因为他的为人一向这样，而且因为这些小说的产生，正是基于俄罗斯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到的历史性危机，而创作这些小说的目的恰好是为了回应这种危机。这场危机到了1917 年布尔什维克党人执政时达到了高潮，布尔什维克党人原本允诺释放全国能量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而事实上后来只使全国变得僵化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