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学上，伴随着世界的终结，暴力与冲突（它趋向于歪曲我们日常的“启示录”概念）对于叙事道出真相的功能来说居于第二位。对于未来的秘密而言，我们通常毫不知情。此外，这一未来不仅仅是许多即将要到来的瞬间中的一个，它同时也是人类时间的顶点与终结［即“柯罗诺斯”（chronos），表示逝去时间的顶点与终结，同“凯洛斯”（kairos）表示的丰富与成熟相反］，标记着历史决定性且真正的终极意义。』

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僵尸在电影与流行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一经久不衰的怪物类型根源于非欧洲的民俗文化，不像吸血鬼和狼人一样起源于哥特传统之中。在《电影中的僵尸文化》一书中，肖恩·麦金托什和马克·莱弗里特联合多位学者撰文，通过审视僵尸的起源、发展，以及他们如何象征了恐惧，在公众精神方面僵尸意味着什么……读者将获得洞见。

从电影史讲起——全方位解读经典电影中的僵尸形象

 僵尸电影是类型片的一种，狭义上指以“僵尸”为主题的电影，广义上可扩展为出现僵尸、丧尸、吸血鬼等灵异体的电影作品。在《电影中的僵尸文化》一书中，肖恩·麦金托什和马克·莱弗里特联合多位学者通过对《惊变28天》《活死人之夜》《丧尸出笼》《活死人黎明》《暮光之城》《生化危机》《僵尸肖恩》等影片，以及《古墓丽影》《寂静岭》《生化危机》《雷神之锤》《死亡之屋》《魔兽世界》《魔兽争霸》等网络视频游戏的详细分析，对经典电影中出现的僵尸形象进行了分类：德古拉、弗兰肯斯坦、狼人、吸血鬼、“环球怪物”（外太空僵尸）、木乃伊、活死人、丧尸……

从跨媒介讲起——MV、网络视频游戏、小说中的僵尸形象是如何打造而成的

在《电影中的僵尸文化》一书中，当我们离开了对僵尸电影的思考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小说、MV（音乐电影）以及网络视频游戏中都有其经典的僵尸形象。自1983年开始，僵尸才真正走向了主流的流行文化之中，其标志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录影带《颤栗》（Thriller）。依靠视频游戏的兴起，僵尸从流行文化的浅薄中被拯救出来，并且再次变得令人十分恐惧。《生化危机》《最终幻想》《寂静岭》等游戏都依赖创建僵尸以驱动叙事，在游戏中再现了僵尸电影的视听震撼效果，然而，比起简单地、被动地在电视或电影上观看电影，视频游戏的交互性本质促使游戏玩家能够更主动地参与到游戏内容中。玩家必须在游戏将他们置入的任何困境中杀出一条生路。

肖恩·麦金托什，（Shawn McIntosh），肖恩·麦金托什是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策略传播项目的讲师，曾参与编写《融合媒体：大众传播导论》一书。

马克·莱弗里特，（Marc Leverette），马克·莱弗里特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语言传播系媒体研究专业的助理教授，曾参与编写《这不是电视：在后电视时代看HBO》一书。

大卫·帕加诺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奥多明尼昂大学负责英语通识教育项目，他同时也教授电影、美国文学与批评理论等课程。

自从罗梅罗在1968 年拍摄了《活死人之夜》之后，电影中的僵尸就预示着我们所知的世界末日的来临，罗梅罗在这一类型中呈现的末日就是其典型代表。A僵尸电影通常代表着人类惯习（habitus）的灾难性终结，虽然偶尔以这种方式结局也可以被观众勉强避免，但是僵尸的蔓延通常预示着绝对性的毁灭。在罗宾·伍德（Robin Wood）看来，在影片《活死人黎明》中，罗梅罗的论点似乎是“社会的完全解体是新成长的必要先决条件”。根据《丧尸出笼》和《活死人之地》中真正的乌托邦思想（如果乌托邦是一种可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推测出，罗梅罗对于这样新成长的可能性抱有乐观谨慎的态度。然而在这些电影中，这样的乐观主义产生于与大部分叙事所组织的暂定性“社会”（《丧尸出笼》中地下碉堡的残酷与厌女症，《活死人之地》中卡夫曼先生在高塔中的寡头专制）相对立的角色与结构之中。因此，在普遍的叙事反映了宏大且灾难性的社会文化被毁灭之外，罗梅罗的电影援引了特殊的启示录悖论，那就是为了世界将会出现的未来，世界必须终结。一个对于启示录的猜想更为明确的解释（特别是关于空间与时间的猜想）不仅可以说明罗梅罗电影中的批判性，也很好地诠释了在他之后出现的一些更具思想性的电影。

启示录的时间与空间

希腊语中的“Apokalupsis”意为“揭露”或者“揭示”，在西方最著名的启示录文本，《圣经》“新约”最后一章的“约翰启示录”（The Revelation to John）中，拔摩岛的约翰详细叙述了上帝向他一个人揭示的事实（或者至少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而向他揭示事实）。上帝在约翰的眼睛上掀起了时间帷幕，他看到的景象包含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些大事件实际上组成了人类历史终结的划时代事件。

在神学上，伴随着世界的终结，暴力与冲突（它趋向于歪曲我们日常的“启示录”概念）对于叙事道出真相的功能来说居于第二位。对于未来的秘密而言，我们通常毫不知情。此外，这一未来不仅仅是许多即将要到来的瞬间中的一个，它同时也是人类时间的顶点与终结［即“柯罗诺斯”（chronos），表示逝去时间的顶点与终结，同“凯洛斯”（kairos）表示的丰富与成熟相反］，标记着历史决定性且真正的终极意义。这种终结不仅仅是时间上的终结，善与恶也被归类进各自的价值与空间类别之中，前者被判断为有价值的因此被“新耶路撒冷”所接受，后者被判断为没有价值的而被丢入死亡与撒旦的火湖里。书籍会被打开，记录会被清算，没有什么会被隐藏。启示录的意义不仅令约翰享有注视人类通常不可见事物的特权，而且他还看到了其原理——也就是说，他看到一切。

这种对于未来的僭越需要一个复杂的空间与时间再现的协商。学者们指出，“约翰启示录”同其他许多始于耶稣生前/死亡后250 年的末日书写，以同普遍的“犹太教-基督教”世界观一致的方式将时间与空间并列在一起。例如，约翰·J. 科林斯（John J.Collins）对于这一类型的经典定义说明这些文本“揭露了一个超自然的现实，这种现实既是时间的（根据其想象的末世救赎）也是空间的，因为它涉及另一个超自然的世界”。

更进一步来说，在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领域，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以令人困惑甚至以自相矛盾的复杂状态被检验。例如，在《拆解耶路撒冷》（Unbuilding Jerusalem）一书中，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Goldsmith）指出启示录不仅暗示着一个超自然世界空间的产生，这一文本同时也被设定好的精确空间的边界所占据。从某种意义上讲，拔摩岛的约翰“像一个标尺一样”并且被告知，“起来，量一量上帝的圣殿和祭坛，数一数在宫殿里敬拜的人，不过不必丈量圣殿的外院”。随后，当“新耶路撒冷”从天堂降临时，约翰写道：“对我说话的天使拿着一把镀金量尺，企图测量城门和城墙的距离。城是四方的，长宽相等。天使用尺子测量，长12,000 英尺，宽和高与长度相等。”由此，空间既是可以衡量的又是完美的、成理想比例的，这一点很重要。

这驱使着对于时间之外的一个完美空间的想象，同时也反映出了对于历史的排斥与权力的斗争，包括约翰与其他早期基督教教派之间的争斗。它也感染了这个文本本身并以这句告诫作结：“我郑重警告那些听到了这本书上预言的人。如果有人在这些话上面添加了什么，上帝就会把这本书上所写的灾难强加给他。如果有人删掉了书上的预言，上帝就会把他除名，使他无法享受书中所记载的生命树和圣城的福泽。”在时间走向终结的时刻，这里会诞生“新耶路撒冷”，这将预示着启示录的文本。如同戈德史密斯所说的那样，对于约翰来说，“时间的目的是空间”，这种空间包括了启示录文本本身的完美空间，以及它不能沦为未来任何修订版本的牺牲品。对于约翰来说，这两种空间都是适当的：它们指引着他、保护着他，使他可以保持一个稳定且不变的身份。他可以将自己定义为永恒的、不被外部失落的灵魂所动摇且不可威胁的内部的一部分。

因此，安全理所应当地成为启示录的修辞中心。启示录的先知通过抹去未来性，以及不可预见的开放性，将他自己设想为远离任何风险、意外或者被从未来的机会中抹去的绝对化的安全。或许他的批评者会将他描述为，处在一个不可避免的、片面的位置中，铭刻了一个整体（whole），这一整体使他自身的（或者是他的追随者，自身的文化认同，以及认同他的人）终极救赎成为必要。安全的词源可以被追溯到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全体”或者“整体”，这强调了启示录的修辞对于任何意义上的安全先决条件的极端描绘——一个将历史全部书写完成的、可预见的未来。在启示录的再现中，直到时间的终结，未来都是可预见的。在时间的终结处，空间将会再次出现。

正如詹姆斯·伯格（James Berger）在《终结之后：后启示录的再现》（After the End：Representations of Post Apocalypse）中所指出的那样，不论以何种方式从时间过渡到空间，这一跨越意味着“启示录的作者正在以自己的幽灵进行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已经死去了。在《圣经》中，他通常会被一只鲸鱼吞没或者被投进火热的熔炉内。但是，根据他曾经到过、之后又从中归来的万物的终结时刻来看，他的死亡成了一种必然。他的观点是（想象的）死者的，在人类之中只有他们可以回顾性地了解他们全部的时间，并且超越它。对于先知来说，这一终结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发生了，然而他还是坚持当“一个复活的尸体”。因此，在写入“后罗梅罗时代”的习语之中，伯格强调了一种使启示录的身份与未来的安全保障互相编织在一起的思路：先知通过他的预言，占据了一个不安全的狂欢化位置。他站在了自身之外，以认同自己的身份。先知不仅看到并且认同末世论，他同时也看到了这个世界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从而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启示录的预言通常假定了一个无法被救赎的堕落世界，一个如此沉重或者邪恶的世界以至于只有启示录的绝对性毁灭可以终结它。（如今）末世论是不可避免的，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作为一类黑暗生命的本源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直到历史被清洗之前，末世论在时间中的存在意味着时间的消磨。确实，时间本身衰亡、逝去了，但是当先知准备迎接不可避免的结局时，时间又以它自己可憎的戏仿形式归来。

当然，从先知的角度来说，这一黑暗且可憎的修辞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在启示录中，至少所有从死亡中复活的人都是荣耀且安全的：比如约翰，接受审判的死者，以及基督。毫无疑问，这种荣耀超越了永恒的信仰（在空间之外，仿佛从来都不可想象）与时间。如今，它被完好地记录下来，启示录的强烈欲望扎根于真正的文化幻灭与烦扰中，它可以策略性地把绝望中受压抑且被逐渐灌输的希望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被展开到伦理的、甚至是社会的进步方式当中（例如，想想它在民权运动中的角色，以及在民权运动很久之前非裔美国人在宗教历史中的角色）。然而，即使我们把对两千年来启示录所激发的暴力的怀疑态度放在一边，更不必提及任何一个终结世界的明显错误日期，在这些之外，传统启示录中的空间与时间的暴力还是被遗留下来——杀死自己的先知以拯救狂喜的需要。我认为，罗梅罗为一个先知是“复活的尸体”的论述提供了最为明确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