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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唐俊荣专栏】在我的藏书中新时期出版的诗集——新诗、古诗、译诗、散文诗,几乎占了一个书架。最近我重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版的几本带有一定代表性的诗集。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怕什么就来什么,诗歌总是企图远离政治,却常常被政治绑架。每次政治风暴一来,在文化领域首当其冲“焚”的是诗集,“坑”的是诗人。当然,出于同样的逻辑模式,政治的昌明与开放最早复苏的也是诗歌。所以我想说的是:最能表示文学新时期勃勃生机的是一批诗选的出版。在我的藏书中新时期出版的诗集——新诗、古诗、译诗、散文诗,几乎占了一个书架。最近我重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版的几本带有一定代表性的诗集。
《郭小川诗选》应该是新时期最早出版的、颇有份量的诗集之一。此书1977年12月出版,我于1978年1月14日购得。收录在这个选本中的是郭小川从1940年到1976年除长诗之外的大部分代表性诗作。在这之前郭小川已经出版了十多本诗集,这个选本是在他逝世之后,由他的家属和战友选定的63首代表作。
郭小川的诗以抒情诗为主,尤其擅长政治抒情诗。我被郭诗“俘虏”就是起自他1955年的“致青年公民”《投入火热的斗争》和“再致青年公民”《向困难进军》。那种机智闪光的豪言壮语简直是一种时代的呼唤,真叫人热血沸腾得不能自制。这是现在的青年人无法理解的。
郭小川早期诗作无疑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但是随着政治熔炉不断锤炼,他的诗歌思想性变得更加成熟稳健,艺术性也在同步升华。这个时期我最欣赏的是他的《甘蔗林——青纱帐》和《青纱帐——甘蔗林》,那是他1962年在海防前线写的。他把两个时代两种艰难而残酷的斗争,巧妙地联系起来,而且写得那么酣畅淋漓,意味深沉,既是放歌也是低吟。
郭小川是那样善于驾驭政治抒情诗,最后竟被政治抒情诗所击倒。他的《万里长江横渡》本来是歌颂领袖、歌颂文化大革命的热情颂歌,竟被“四人帮”打成大毒草,受到长期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而最终英年早逝。本书收录他的最后一首诗是尚未写完的《痛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倘若假以天年,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学养丰厚的革命家和文化人,一定会有更多壮丽诗篇和辉煌业绩献给这个世界。
这个选本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在编选的指导思想上难免存在某些禁忌,比如说,曾经受过非议的《望星空》就没有入选,很遗憾。
上世纪四十年代混乱动荡的中国,在神圣的抗日战争推动下,诗歌创作十分发达,百花齐放流派纷呈,“七月派”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佼佼者。由绿原、牛汉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的《白色花》,收录了这个流派的20位主要作者的116首新诗。最多的是著名诗人鲁藜13首,最少的4位不太为人所识的作者各有一首。所以这本书的副题叫“二十人集”。
我对绿原、牛汉、曾卓、芦甸、冀汸、彭燕郊等人比较熟悉,过去读过他们的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垅,我的藏书中有一本泥土社出版的、以“亦门”署名的《诗是什么》就是阿垅的诗歌理论著作,陈亦门是阿垅的原名。在反胡风运动中我将此书的封面撕了,内核一直保存至今,也可算是“文物”了。
绿原为本书写了一个力透纸背的“序”,他是“七月派”最早的核心成员,他了解这个流派的前世今生,熟悉每一个成员的坎坷经历,知道每首诗的来龙去脉。老实说,“七月派”的诗我虽然读得较早,但是真正了解这个流派还是受益于三十年前绿原的这篇序。
“七月派”是以胡风的《七月》杂志而得名,胡风对他们的支持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的厄运从反胡风运动开始,继而反右、文革,一波接着一波,从未停息。有的人早已离世,有的人贫病交加、伤痕累累。《白色花》的出版使得这些曾经的勇士有了一次集体亮相的机会,其实他们当年都是二十来岁的大孩子,谁也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训练,写诗纯粹是一种战斗,可敬啊!就像阿垅1944年在一首诗中所说的: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公刘从12岁开始写诗(按现在的说法该算神童),到1957年打成右派时已经出版了4本诗集,1978年公刘回归诗坛,198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个选本《离离原上草》。公刘对这个选本特别重视,亲自选定了183首,主要选自1957年之前的《边疆短歌》《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在北方》等4本诗集,只有少数几首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作。
公刘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铸就了他的诗歌的特殊品性。他的诗感觉敏锐,风格沉郁,意象深邃,富有哲理。他不仅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而且也喜爱外国诗歌的移植。这两方面的有机融合,造成了他的诗含蓄精炼的特长。这个选本中有50多首诗都在8行以内,象绝句又象小令。我“认识”公刘就是从一首小诗开始的。
1955年在一个报纸的副刊上,我看到公刘的《登景山》:登景山最高处,/京华历历在目,/炊烟相招,鸽哨相邀,/半城宫墙半城树。我住北京城里,/北京住我心里,/纵然今日分袂,/毕竟终生相忆……。8句52个字,情景、心境全都跃然纸上,我立即将它抄录下来(6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那时我还没有去过北京,若干年后我去北京,首先就去景山公园,极目远眺真是半城宫墙半城树,忽然一阵鸽哨掠过头顶,神了,绝了。
公刘是当时青年诗人中的一位先行的革命者,广州一解放,他就从香港匆匆赶回来参军,随即进军西南边疆,没几年就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可以看出这是他的才华和机遇使然。可是反右的厄运降临了,从此二十年一直没能伸腰,沉重的劳役,残酷的斗争,严重摧残着他的身心,虽然1978年恢复了工作,但是大病不断,痛苦地拖到2003年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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