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学术出版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起点，也是创社至今六十余年始终坚守的价值文化导向。学法律出身的总经理徐海，对学术出版更多地抱有一种偏爱和情怀，他相信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出版往往都会成为大浪淘沙留下的精华。然而，选题过大是现在国内出版的通病，对此徐海认为，不论是做学术出版、主题出版还是智库出版，都应该保持敏锐的热点动态嗅觉能力，从细小的切口引入，为读者呈现更有趣、更贴近现实的阅读产品。

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经理  徐海

最好看的书是学术书

百道网：江苏人民出版社已经建构起了一家学术出版社的形象。您觉得这种品牌形象的形成和积累，有哪些重要原因在起着推动的作用？

徐海：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出版社价值文化的驱动。苏人社做书的传统和上海人民社差不多。苏人社自成立之初就一直在做学术出版，在行业内部和读书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个企盼也是推动我们一步步走得更好的原因，当这个方向成为出版社的主流产品和价值文化之后，即使有时有所偏离，也会很快重新回到既定的轨道上。

其二，与出版社的人有关。出版社的社长通常决定一个出版社的定位，所以领导者首先要对学术出版感兴趣，比如很多出版社的社长就喜欢做文学出版或其他出版。同时，整个出版社的班子，从上到下都要喜欢、热爱学术出版。我认为这是促使学术出版形成规模或影响力的重要前提。

除此之外，做学术出版，情怀必不可少。事实上最好看的书是学术书，它不会今天看完明天就扔掉，那些能让大家在几十年后都能不断去谈起的书很多是学术精品。看到有读者关注我们十年、二十年前出的学术书，我们也很自豪。

做好书不比赚钱容易

百道网：国内对学术出版一直存在误解，认为学术出版难赚钱，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徐海：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学术书最初的投资可能高一点，产出低一点，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一旦变成常销书之后，就能达到经济学中效益最大化的要求，所以说学术出版整体是盈利的。因此，无论从传统、主题或是经济驱动力来看，我认为做学术出版是一个非常有益的选择。

2012年，我刚到苏人社时，是比较困难的时期，收入不高，在那个时代赚钱就是第一任务，但是做好书也不比赚钱容易。我们出的每一部书稿都要花时间打磨，反复与作者沟通。比如刚刚出版的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洪银兴主编的《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创作周期长，后来又花了约三年的时间进行专业审读。

其实每本书都应该如此，但往往因出书量太大而无法实现。如文字排版的问题，现在几乎全国所有出版社的标点符号都占一格，对比传统半格的紧凑版式看起来舒服很多，虽然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还是在继续沿用传统的版式。另外，如何对每本书实行针对性的宣传发行，都必须花很多的功夫去实践。综合来看，我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解决起来也不容易，人力和时间是关键。

好选题切口会很小

百道网：出好书还得从找到好选题开始，什么样的选题会让您觉得有趣？

徐海：学术书是否畅销取决于作品本身的选题和学术水平，出版社要基于作者和选题两个方面来考虑，著作者必须要专注于此，沉浸于此。另一方面，题材也很重要，不能盲目地追捧热潮，热门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有趣，许多真正好的选题都是另辟蹊径的。例如，《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从不同时期的移民潮来看一个国家和世界的变化，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角度，因此选题要有独到性。类似反映社会变迁的作品还有我们之前出的《自贡商人》，透过商人的视角感受社会环境的改变。

学术出版的选题的专业性不可小觑，最近我们希望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邀请南京大学的教授参与制作。研究内容都很有意思，包括古代农业的播种、灌溉、施肥方式，如何治理农业税，怎么收人头税和土地税，怎样根据气候和季节的变化去耕种，灾害预防等等。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几千年的农耕史没有变化过，只是近三四十年才提出使用化学肥料，大幅提高机械化程度，但副作用就是人们舌尖上的美感和安全感都没了，所以如何平衡农耕方式与人口增长需求的压力是需要我们反思和研究的问题。

再举个例子，去年出版的《最棒的农民高健浩》入围了“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评选，虽然不是学术书，但也代表我们选择要专业、切口要小的理念。这是我们极力推荐的一本关于“三农”的新书，书中探讨农民的尊严和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思路。这本书的选题十分敏感，而且切口很小，作者西岐也是一个沉静的人，当今世界只有不躁动的人才能去写书，从源头保证学术出版的质量。当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时，自然就会发现做学术的乐趣，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还是很辛苦的。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成功印证读者对小切口主题的需求

百道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从1988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快三十年了。回顾过往的三十年，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推出这个系列，而且坚持把它做下去？

徐海：“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点击链接可查看丛书具体书目）的创办人刘东为中国研究开启了一扇新的出版之门，八十年代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还是有很大差距，这种情况下，了解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助于我们认清现实，把问题看得更加全面、透彻。

从八十年代以来，人们无时无刻不是在追求金钱至上。出版社要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而是改革开放之后一直有如此要求的。这个系列刚做出来的时候，从读者的角度讲，我们觉得非常好，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出版社也犹豫过，毕竟写这些书是比较敏感的，社里顶着很大的压力和风险，因为那个年代其他大众书会卖得更好。好在后来发现它的需求量和发行量等各方面都不错，才一直坚持下来。其实，即使是现在也没有认真地或主动地去推这个系列，这几年每本书都做得这么好，影响力自然就慢慢积累起来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读者的口味发生了变化，那些大众化的选题被逐渐抛弃，反而专一的、小切口的主题，越来越受读者欢迎，所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成功也有时运的因素在里面。

凤凰文库是学术平台

百道网：像“海外中国”和“凤凰文库”这些板块，它们本身或相互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关联性？怎样利用作品和作者间的关联性使其扩展成产品链？

徐海：“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苏人社里一个特立独行的板块，与其他板块没有关联性，作者延伸产品的开发和对学术图书的影响也是独立的。相比之下，凤凰文库会更具关联性，可以兼顾大批海外作者和国内作者，选题上涵盖中国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以这些作者和原作可以产生更多的延伸产品。凤凰文库历史系列就团结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包括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栋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在内，都把他们的著作交给我们出版，这样就能够把作者的其他作品吸纳过来形成链条，实现学术的延续性。

“凤凰文库”于2006年启动，由苏人社、苏美社、苏教社和译林社共同承担，现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政治学前沿系列、纯粹哲学系列、宗教研究系列、人文与社会系列、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和历史研究系列，此外还会增设一个新的公司治理板块。对苏人社来说，凤凰文库是一个重要平台，但做书过程中慢慢会发现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比如中国经济这条线就不具优势，我现在也在思考是否有必要放弃某些时间成本投入高的板块。但有些书是必须要出的，比方说纯粹哲学这个版块，尽管选题很少，读者群却很稳定，所以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过去我们做教育部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普及读物，现在我们想通过文库的作者来创造这种延续性。今年我拜访了倪世雄、温铁军、赵秉志，这些人都是大家，他们响应教育部的要求来出书，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新的想法，可以继续做一些其他的书，所以我们不希望只是简单地把书出版，而是让这些产品在社里具有滚动性和扩张性。   

做主题出版要有敏感度

百道网：今年是主题出版的大年，做主题出版，怎样才能对一些社会热点保持敏锐的触觉？

徐海：主题出版关注当下的热点，贴近现实，选题更加敏感。不论是学术出版还是主题出版，对江苏人民出版社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说起敏感度，身为编辑必须培养自身的敏感性，第一时间知道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书，以前，我们的编辑总体来讲不够敏感，我认为他们做书与世隔绝。我在机关工作过，很多事情考虑得比较多，也非常喜欢研究政治的前沿动态，所以经常督促编辑们去研究这些中央文件。

例如，农业问题可以归为学术，也可以放在主题出版里。如果要谈中国古代农业一定会联想到当代的中国农业怎么样，再结合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毫无疑问农民问题、农业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最近我观察到在北京、山西和浙江开展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部一直是国家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而这次改革或许会产生一个与政府平行的监察机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赵秉志先生出过一本《中国反腐败新观察》，我试着邀请他再出一本研究反腐败的智库书，但他太忙未能如愿。我们2007年出版过《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史》，于是立刻决定重新修订这本书。监察制度在改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史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启示。

通常来说，出版单位的书稿必须严格遵循两个重要历史问题决议，分别是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0年邓小平同志组织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这两个重要决议为蓝本和参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科研管理部刘金田同志，长期研究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个历史决议是一个在舆论下诞生的标准性产品，改革开放时期充满争论。我们都是无比兴奋地看完刘金田的书稿，告诉编辑们一定要把稿子读透，这对编辑水平和敏感度的提高也是有好处的。

智库出版要有问题导向

百道网：智库是时下的热门话题，在智库出版方面，江苏人民出版社将聚焦于哪些方面发展智库出版？

徐海：在我看来，出版人的使命是把智库产品奉献给读者，贡献给决策者。智库和智库出版是不同的概念，我们主要做智库出版。在《智库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的北京发布会上，许多人认为智库出版的每一个选题都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每一个都关系着国家大问题。事实上，一些出版社目前更多的情况是把过去的研究成果转化成智库，并没有强烈的问题导向，这个导向恰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细化切口，不是大而化之的问题，大而化之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做的，也没人写得了。

比如我们智库出版的选题之一《儿童保护：美国经验及其启示》关注留守儿童保护问题，儿童权益保护是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棘手问题。此外，双重国籍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有一些海归人士受国籍限制不能选进院士，双重国籍虽然有方便之处，但也存在争议。例如，是否有利于人才引进，是否有利于中国人的权利保护等。诸如此类比较敏感的问题还有很多，比方说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医疗改革的问题，政府预算公开化的问题，这些都是智库问题，但我们更倾向于做一些比较小且专业性强，同时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

（本文编辑：令嘉；Thel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