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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15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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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讯】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名家书坊”系列图书,有一本值得关注,即文史大家启功先生的《坚净居忆往》,该书收录了启功先生的多篇重要散文,“往事如缕辑”收录了启功先生对如缕往事的回忆和对故人师友的缅怀,“论画与书辑”主要摘选了启功先生在书画艺术上文论。“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坚”“净”二字是对他的性格、操守、志趣乃至整个精神世界的最好概括。
《坚净居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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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作者:启功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启功(1912——2005),自称“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在“论画与书辑”的篇目里,启功先生在书画艺术上的文论,如《池塘春草、敕勒牛羊》、《望江南》、《斜阳暮》等,体现了其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术品格;在他对往事的回忆及对故人师友的缅怀文字中,也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位大家淡薄谦虚、刚正率真的高尚人格,本文为收录其中的一篇——《我的几位恩师》,经江苏凤凰文艺社授权发布。
“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坚”“净”二字是对启功先生性格、操守、志趣乃至整个精神世界的最好概括。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畬、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并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我曾经写过《记我的几位恩师》《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及《记齐白石先生轶事》等文章,记载了他们的有关情况,现把和我相关的一些情况再概述并补充一下。
贾羲民和吴镜汀 羲民先生名尔鲁,又名鲁,原以新民为字,后改为羲民,北京人。镜汀先生名熙曾,镜汀是他的号,长期客居北京。我虽然自幼喜爱绘画,也下过一些功夫,比如我家有一卷王石谷《临安山色图》的珂罗版照片,原画已流入日本,当时能得到它的照片已很不易,不像现在能见到那么多的王石谷真迹,所以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幅照片。我和我五叔祖曾一起用心临摹过它。又经热心人帮助,还找到1926年(丙寅)我画的一张菊花小册页。但这些仅是凭着小聪明,还不具备专业的素质。为了能登堂入室,大约升入中学后不久,我即正式磕头拜贾先生为师学习绘画。贾老师一家都是老塾师,他本人原也做过北洋政府部曹一类的小官。贾老师不但会画,而且博通经史,对书画鉴定也有很深的造诣。那时画坛有这样一个定义不太明确的概念和分法——“内行画”和“外行画”。所谓“内行画”是指那种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类似王石谷那样画什么像什么;所谓“外行画”是指那种不太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画的山不像山,水不像水,类似王原祁,有人说他画的房子像丙舍——坟中停灵的棚子。贾先生是文人,他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这样的词汇不应是文人论画所使用的语言;而吴先生却喜欢用这种通俗的说法来区分这两派不同的画风。正由于贾先生是文人,所以他不太喜欢王石谷而喜欢王原祁,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的一张小幅山水,很能看出他的特点。也正因如此,他在当时画界不太被看重,甚至有些受排挤。贾老师曾经参加过一个画会,它是由金绍城又名金城(号巩北、北楼)倡立的。金先生是王世襄先生的舅舅,为了提高这个画会的地位,他请来周肇祥做会长,因为周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学生,又做过东北葫芦岛开辟督办,有的是贪污来的钱。这个画会后来办了一个展览,金先生把贾先生的参展作品放在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贾先生受到这个冷遇后,就主动写了一封信,声明退出画会。
贾先生对我的教益和影响主要在书画鉴定方面,由于他是文人,学问广博,又会画,所以书画史和书画鉴定是他的强项。他经常带我去看故宫的书画藏品。平时去故宫,门票要一块钱,这对一般人可不是小数目,而每月的一、二、三号,实行优惠价,只需三毛钱,而且这三天又是换展品的日子,大量的作品都要撤下来,换上新的,只有那些上等展品会继续保留一段时间,而有些精品,如董其昌题的范中立《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会保留更长的时间。所以我对这类作品印象非常深,现在闭起眼睛,还能清楚地想象出它们当时挂在什么位置,每张画画的是什么,画面的具体布局如何。如《溪山行旅图》树丛的什么位置有“范宽”两个小字,《早春图》什么地方有一个“郭熙笔”的图章,什么地方有注明某年所画的题款,都清楚地印在我的脑中。由于有优惠,我们天天都盼着这三天,每当这三天看完展览,或平时在什么地方相遇,分手时总是说:“下月到时候见!”每看展览,贾先生就给我讲一些鉴定、鉴赏的知识,如远山和远水怎么画是属于北派的,怎么画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人的山水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有真正的行家当面指点。有一回我看到一张米元章的《捕蝗帖》,非常欣赏,可贾先生告诉我这是假的。我当时还很奇怪,心想这不是写得很好吗?后来我见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见了很多米元章真迹的影印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捕蝗帖》,才觉得它真的不行。又如,最初见到董其昌的很多画,难以理解:明明是董其昌的落款,上面还有吴荣光的题跋,如《秋兴八景》等,但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毛病?比如画面的结构不合比例,房子太大,人太小;或构图混乱,同一条河,这半是由左向右流,那半边又变成由右向左流;还有的画面很潦草,甚至只画了半截。开始,我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或代笔的画手太不高明。贾老师便告诉我,这并不全是假的,而是属于文人那种随意而为的“大爷高贾羲民(尔鲁)先生的山水画乐”的作品——“大爷高乐”是《艳阳楼》戏中“拿高登”的一句戏词:“大爷您在这儿高乐呢!”——画家也常有些不顾画理,信手涂抹的“高乐”之作,特别是文人画,并没什么画理可讲。还有些画,可能是自己起草几笔,然后让其他画手代为填补,所以画风就不统一了,因此不能把它们一概视为赝品。贾老师的这些教诲使我对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真画假题、假画真题、半真半假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只我一个人到故宫看展览,这时最希望能遇到一些懂行的老先生,每当他们在议论指点时,我就凑上去,听他们说什么,有时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一下,哪怕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但都极有针对性,都使我受益匪浅。
随着知识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我鉴定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如前面提到的那两幅画:郭熙的《早春图》,有钤章,有题款,画法技巧纯属宋人的风格,非常难得,无疑是真品。而范中立的《溪山行旅图》仅凭画面树丛里有“范宽”两个题字,就能断定它是赝品。因为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也作仲立),华原人,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可见范宽是绰号,形容他度量大,不斤斤计较。试想他怎么能把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当做落款写到画面里呢?比如有人给我起外号叫“马虎”,我能把它当落款题到画上吗?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张类似风格的作品,落款居然是“臣范宽画”,这更没谱了,难道他敢在皇帝面前大不敬地以外号自称?这又不像戏里可以随便编。有一出包公戏,写包公见太后时称“臣包黑见驾”,这在戏里行,但在正式场合绝对不行。这都是一些原来没落款的画,后人给它妄加上的。这些观点虽然不都是贾老师亲口传授,但和他平日点滴的“润物细无声”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贾老师和吴老师的关系很好。贾老师有一块很珍贵的墨,送给了吴老师,吴老师把他的一幅类似粗笔的王石谷的画回赠给贾老师。贾老师把它挂在屋里,我还从他那里借来临摹过。实话实说,当初我虽投奔贾老师学画,但心里更喜欢所谓的“内行画”,也就是吴老师这派的画。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和贾老师说了,他非常大度,在一次聚会上,主动把我介绍给吴老师,并主动拜托吴老师好好带我。这事大约发生在我投贾老师门下一年多之后。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到别人门下,这种度量,这种胸襟,就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说跟老师不但要学做学问,更要学做人,贾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恩师。
昊镜汀先生像吴老师的“内行画”确实非常高明,他能研究透每种风格、每个人用笔的技法,如王原祁和王石谷的画都是怎样下笔的,他可以当场表演,随便抻过一张纸来,这样画几笔,那样画几笔,画出的山石树木就是王原祁的风格,再那样画几笔,这样画几笔就是王石谷的味道,还能用同样的方法表现出其他人的特点与习惯。这等于把画理的基本构成都解剖透了,有点现代科学讲究实证的味道,真不愧“内行”中的“内行”。这不但提高了我用笔技法的能力,而且对日后书画鉴定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看得多了,又懂得“解剖学”的基本原理,便掌握了诀窍,一看画上的用笔,就知道这是不是那个人的风格,符合不符合那个人的习惯。我随吴老师学画,仍从临摹开始。有一回我借来吴老师赠给贾老师的那张画来临,临到最后,房子里的人物安排不下了,只好删去了。我母亲在一旁看到后,一语双关地戏称我临得“丢人”。后来就逐渐有了长进。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权当画界当时的一个小掌故说一说吧。吴老师原有一位弟子,是无锡的周先生,当然就是我的师兄。有一回,有人告诉吴老师地安门的品古斋正在卖一张溥心畬家藏的沈士充的《桃源图》,吴老师就从品古斋借出来,亲自指导周先生临,临得似像似不像。临完后又把原作还给品古斋,我就和曹七先生(事迹见后)说了这张画的来历,他花了三百元买下来。他的太太会画画,曾得到吴穀祥的指导,后来年岁大了,就不怎么画了。曹七先生跟我说:“你也临一张,算是我太太临的。”于是我就临了一张题上他太太的名字,现在也不知这张画的下落。后来我又在绢上临了一张,拿去给吴老师看,他很高兴,夸奖我“画得好,是塌下心画出来的”。后来徐燕荪要办一个画展,准备把我这张和周师兄那张都拿去参展,并把我的摆在前面。这下吴老师不高兴了,甚至和徐先生吵了起来。我虽然很愿意把我排在前边,但一想师兄比我大五岁,又是先和吴老师学画,便和徐先生说:“还是把周先生的放在前面吧,这里面有吴老师的指导。”这件风波才就此平息。这幅画我现在还保留着。从这件事我明白,作为老师,他当然会看重亲自指导过的作品,但对真正下过功夫的人,他心里也是有数的。我的这位师兄最初善画芦塘,他自称“别人都管我叫周芦塘”;后来又画葡萄,有一张还作为礼品赠给美国总统,于是他又自称“他们都管我叫周葡萄”。后来我在一次聚会上和大家开玩笑说:“他画芦塘、葡萄,说人家管他叫周芦塘、周葡萄,以后我专画山药,你们就叫别人管我叫‘启山药’好了。”听的人无不大笑。他九十岁时,家人要为他办个画展,他夫人来找我,我写了四首诗,后来还收到我的诗词集中,但在展览会上并没拿出来。他们可能误认为有点“刺”,因为他们可能感觉到在他声名高了之后,其他几个师兄弟可能对他有些不满,也不愿和他多往来,觉得他有点看不起吴老师,以致和吴老师的关系闹僵。其实我的诗都是称赞他的,并坚持认为他的艺术成就和吴老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正如其二所说:
吴老师后来精神就有点错乱。据说吴老师有一位女学生,他很爱她。后来这个女学生出国留学去了,吴老师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其实这位女学生不出国,估计也不会嫁给吴老师,因为她属于新派人物。吴老师家原是开药店的,哥哥吴念贻又是有名的老中医,想尽办法给他治,最后不得不送到精神病院,后来终于治好了。解放后,提倡现实主义,吴老师响应号召,也到各地去写生,画的风格有所变化,不久因病故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花重金从海外收购回他一大卷山水,这是他平生最好的作品之一,此卷由我出资,由香港《名家翰墨》出版。我现在还常常对着它把玩不已,一方面欣赏他高超的画艺,一方面缅怀他对我的教诲。我还保留了他与我合作的一幅扇面,这更是永久的纪念。
戴姜福 戴姜福先生字绥之,江苏人,别号“山枝”,其意是影射自己为戴南山的支派。戴南山名名世,明末人,著名学者,清初因“文字狱”被杀。可见戴先生的家学渊源。他自己也是一位功底深厚的学者,如前所述,他是我曾祖任江苏学政时选出的拔贡。所谓拔贡指各地科举考试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清乾隆以后每十二年才举行一次,由各启功、吴镜汀合作的扇面(正面)启功、吴镜汀合作的扇面(背面)府学从生员中挑选,名额很少,保送入京,经朝考合格后,可任京官、知县或教职。戴老师被我曾祖选为拔贡后,也照例入京参加考试。那一年参与阅卷的是著名学者李慈铭(越缦),他的《越缦堂日记》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记载了很多读书的方法和心得。这些日记曾被人借阅,有一部分找不到了,后在琉璃厂发现了十一本,我买到了其中的前几本,后来古籍书店把这十一本全复印出版。李慈铭在当时享誉学林,连翁同龢去见他也要在帖子上恭恭敬敬地写上“越缦先生”。但他最初不是进士出身,官至御史后才反过来参加朝考,考前到处托人——不是托人帮助考中,他对考中充满信心,而是托人考中后千万别把他归入翰林一档,而要“归班”,继续任他的御史官,因为任翰林的那些官员,甚至他们的上级都是他的后辈,再向他们揖让敬礼,实在尴尬。也就是说,他参加考试并不是为了升迁,而为证明自己的实力。戴老师在他的门下考中举人,此事在《越缦堂日记》中有记载,可见他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前辈学者。但他从没把举人的头衔看得太重,始终以拔贡为荣,逢人作自我介绍时,总说自己是某某年的江苏拔贡。
前清时,戴老师很早就从政界退下来,以教书为生。他曾做过赵尔丰的秘书。辛亥革命时,赵尔丰在四川被杀,戴老师一家便从成都逃了出来,由重庆坐船东下,在滟滪堆不幸翻船,戴师母遇难。后来戴老师娶了戴师母的一个丫环做小太太,照顾他的生活,她死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距戴老师故去有很长时间,我们几个学生照例去吊唁过她。
戴老师到北京后,先在北洋政府下设的“评政院”任职,评政院本是挂名衙门,没什么实际事可做。北伐后,评政院被解散,戴老师只好去教家馆。定好星期几,他先到东单的赵家,再到礼士胡同的曹家教他们的孩子读书。赵家即赵尔丰的儿子赵叔彦,戴老师教的是赵叔彦的儿子赵守俨,后来他成为中华书局的栋梁之材。曹家也是大家族,世代都是中医国手。老先生叫曹夔一(君直),是西太后由苏州请到北京的名医,专门给西太后看病。他也是我曾祖做江苏学政时的门生,算是我家的世交,跟我的祖父交谊深厚,情如兄弟。他有几个儿子,七爷叫曹元森(就是我前边说过的曹七先生),也是数一数二的中医国手。他的夫人是当时有名的才女,能文、能诗、能画。戴老师就教他们的儿子曹岳峻。曹岳峻当时已经工作了,挂了很多职位,都是他父亲给当时的总统、军阀、达官贵人看好病后赏的挂名差事,他也用不着正式上班,有时间继续跟戴老师学习。我也在这里跟着戴老师念书,算是“附学”。那时我虽然已上了汇文中学,而且快毕业了,但更有兴趣的是下午四点跑到礼士胡同曹家随戴老师学古文,那时,曹岳峻已经下课,戴老师留下再单独教我一会儿。
戴老师既重视基础教育,又很善于因材施教,他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年龄,从‘五经’念起,已经不行了,还是重点学‘四书’和古文吧。至于‘五经’,你可以看一遍,点一过,我给你讲讲大概就可以了。”于是我把《诗》《书》《礼》《易》《春秋》加上《左传》都点了一遍,有不对的地方就由老师改正。至于古文,老师让我准备了一套《古文辞类纂》,让我用朱笔从头点起,每天点一大摞,直到点完为止,一直点了好几个月。后来又用同样的办法读了一部《文选》。经过这番努力,我在较短的时间内,打好了古文基础。后来老师又让我买了一套浙江书局出的《二十二子》,即二十二种子书。为什么单买这套呢?这自有他的眼光和见识。二十二子的第一子是《老子》,浙江书局的《老子》用的是王弼的注,而不是河上公的注。读了王弼的注我才知道他的很多观点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一样,从而能把两家打通,懂得法家往往要从读《老子》、治老学开始,并明白《史记》把老子和韩非子放在同一传内是有内在原因的。这就是戴老师的高明之处,选择的教材都大有学问,入门的门径选得好,就能事半功倍。戴老师不赞成程朱理学那一套说教,我记得有一回他给我出的作文题目是“孔孟言道而不言理”,这题目本身就具有启发性。为了让我写好文章,老师从头给我讲孔孟的学说怎样,程朱的学说又怎样,又着重指出,程朱一派原来叫道学,后来才标举理学,为的是强调他们好像掌握了真理,我听了以后大受启发。后来,我一直对程朱理学持反对态度,前几年还写了几篇持这种观点的文章,这些见解都是从戴老师那里接受过来的。戴老师对《墨子》也不感兴趣。《墨子》中有《备城门》等篇,文辞十分艰深,老师说,这几篇点点就算了,其意是不主张我接受墨派的观点,他宁肯同意韩非,也不同意墨子,学术观点非常鲜明,而且颇具个性。众所周知,《韩非子》是法家思想,在传统思想中是受排斥的,但戴老师却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还有一个事例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在点《古文辞类纂》时,戴老师有意抽出柳宗元的《封建论》让我先行点读,当时我还体会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学术思想。说来也巧,几十年后,“四人帮”在搞评法批儒时,也大举标榜这篇文章,说它代表了法家思想,好像只有他们才了解这篇文章的价值,殊不知戴老师很早以前就非常注重它,只不过戴老师强调的是学术,而“四人帮”玩弄的是阴谋。
戴老师学问非常全面,音韵学、地理学、文字学都很高明。晚年不再教书,有人把张惠言一部专讲音韵的书稿拿来,请他帮助整理,我们平时很少听他讲音韵学,但很快他就把这一大摞尚未成型的书稿用工整的毛笔字整理好。他还有一本《华字源》,专讲文字,把要讲的字按“六书”分类,置于行首,然后在下面讲解它的含义构成及来源。我现在还保留着当时听课用的红格笔记,有些讲解现在还记忆犹新。如“赢”字:“亡”代表无,“口”代表范围,“贝”代表钱财,“凡”代表用手执,“月”代表盈亏,即不停地用手把钱财填进已空的范围内,就是“赢”,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就这样,我随戴老师一直读到他患肺病去世,那一年正值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戴老师享年六十余。他去世时,我们几个师兄弟都去帮助办丧事,曹岳峻亲手为老师穿上入殓的衣服,我写了一副挽联,可惜时间久远,没保留下来,我也记不清了。但戴老师为我打下的深厚的古文功底,帮我建立的独具个性的学术思想和善于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却一直指导着我,恩泽着我,灌溉着我,这是我永生也不能忘记的。我终身的职业是教师,而且主要教授的是古典文学,而教授这些课的基础恰是这些年随戴老师学习夯实的。
溥心畬 溥心畬先生名溥儒,字心畬。按溥、毓、恒、启的排辈,他属于我曾祖辈,他家一直袭着王爵。心畬先生虽为侧室所生,但家资仍很富饶,所以在我眼中,他自然属于“贵亲”,不敢随便攀附。再说,他不但门第显赫,而且诗、书、画都有很高的造诣,在当时社会上享有盛誉,被公认为“王公艺术家”,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岂敢随便高攀人家为老师。但按姻亲关系论,他的母亲是我祖母的亲姐姐,他是我的表叔。这位大姨奶奶和我家一直有来往,她家原住在大连,每逢过年常给我们捎些礼物,其中包括给我的小玩具,有些我至今还保留着。
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渐渐在诗画方面有了些小名气,在一次聚会中遇到心畬先生,他是个爱才的人,便让我有时间到他那去,那时他住在恭王府后花园的萃锦园。但我的母亲早就教导我说,对于贵亲,要非请莫到,这条经验还是从袁枚的《随园笔记》中得来的:四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说袁子才就是“非请莫到”。但心畬先生却是真的爱才,在日后有见面机会时,他总是问我为什么不去,这样我才敢经常登门求教。
他对我的教授和影响是全面的。
他把诗歌修养看做艺术的灵魂,认为搞艺术,特别是书画艺术当以诗为先,诗作好了书画自然就好了。他高兴的时候,还把他的诗写在扇面上送给我,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小行草的《天津杂诗》的扇面。我其实最想向他学画,但每次提起,他总是先问作诗了没有?后来我就索性向他请教作诗的方法。他论诗主“空灵”,但我问他什么是空灵,他从来没正面回答过,有一回甚至冒出一句“高皇子孙的笔墨没有一个不空灵的”,我听了差点要笑出来。为了让我体会什么是空灵,他让我去读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四家集。这是他心目中“空灵”的最高境界。但我读了之后,并没什么太多的收获。王维的作品原已读了很多,并没什么新体会;孟浩然的作品料太少,没什么味道;柳宗元的作品太冷峻,也不太合我的胃口;只有韦应物的作品确实古朴清新,给我一些新启发。溥心畬的诗作很符合他自己提倡的“空灵”说。他早年有一本手写石印的《西山集》,后来又出了一本《寒玉堂诗集》,其中虽保留《西山集》的名目,但比我最先看到的要少了一些,其中有《落叶》四首。我见到这四首是他写在一小张高丽笺上的,拿给我看,我非常喜爱,他就送给我。我把它夹在一本保存师友手札的册页中,放到一个箱子里,就没再动过,保留到现在。而《寒玉堂诗集》却没收这四首,不知是不是原稿已经遗失,但幸好,我当时一边吟赏,一边已把这四首背了下来,即使我的收藏也不在了,我仍然能把它们补上。我不妨背两首,也可看看他的“空灵体”到底是什么风格:
这种诗文辞优美,音调摇曳,外壳很像唐诗,但内在的感情却有些空泛,即使有所寄托,也过于朦胧。所以当时著名学者,溥仪的师傅陈宝琛说“儒二爷尽做‘空唐诗’”。这一评价挺准确,在当时就传开了。后来又有一位老先生,也是我汇文的老师,叫郑骞,把“空唐诗”误传为溥心畬先生《落叶》四首墨迹溥心畬、溥雪斋、祁井西、吴镜汀合作山水扇面“充唐诗”,如果真的以此评价,又未免贬之过甚了。读他的“空唐诗”多了,我也会仿作。有一次我画了一个扇面,想让他指点,但他一向是一提画就先说诗,所以我特意在扇面上又作了一首题画诗:
他接过扇面,果然先不看画,而看诗,仔细吟读了一会儿之后,突然问我:“这是你作的吗?”我忍着笑回答:“是。”他又反复看了一阵,又问:“真是你作的吗?”这回我忍不住笑了,答道:“您就说像不像您的诗吧?”他也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才对我的画作了一些评点。现在检点我年轻时的一些诗,在心畬先生的影响下,确实有几首类似他的风格,但那仅是仿作,之后就很少有这类作品了。
那时在心畬先生那儿学诗还有一个机会:每年当萃锦园的西府海棠盛开时,心畬先生必定邀请当时知名文人前来赏花。在临花圃的廊子上随便设些桌椅茶点,来的人先在素纸长卷上签名,然后从一个器皿中拈取一个小纸卷,上面只注一个字,即赋诗时所限的韵。来人有当场作的,也有回去补的。这是真正的文人雅集,类似这样的雅集,还有溥雪斋的松风草堂。溥雪斋先生是著名的书画家,而且精通音乐,他那里的集会多以书画、弹琴为主,每次集会,俨然就是一次小型的画会或古乐音乐会。有时还做“押诗条”(也称“诗谜”“敲诗”“打诗宝”)的游戏,这是当时文人的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文字游戏。方法是把古人的一句诗写在一张长条纸上,但要隐去其中一字,而把它写在纸尾,另配四字,写在旁边。猜的人就五字中选择一字,选中为胜。游戏者可选择不同的赔率,如一赔三,即下注一元,出诗的赔三元。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和溥雪斋先生、王世襄先生还在张伯驹先生家玩过这种游戏。不过我们玩的比纯以赌博为目的的更复杂,不但出一句,而且出一首,每句都可押一字或一词。这种游戏对练习琢磨古人是如何用字遣词是很有帮助的。我的《启功韵语》中有几首“社课”之作,都是那种背景下写的,只不过有些作品已经超出当时的环境借题发挥了。如这首《社课咏福文襄故居牡丹限江韵》:
如果说前边的一些描写还有“空唐诗”的痕迹,那么结尾的“寸根千载入危邦”就别有用意了,因为那时溥仪刚刚离开天津,只身潜到东北,我对他的前途充满忧虑。这些作品交卷时,总会得到别人的一些指教。我记得经常出入心畬先生公馆和宴集的有一位福建人李宣倜,号释堪,行十三,“十三”的音,正好和“释堪”相近,大家就称他为“李十三”;还有一位叫李拔可,行八,大家根据谐音称他为“李八哥”。每当我拿着习作向他们请教时,他们能分析出某首诗先有的哪句,后凑的哪句,哪句好,哪句不好,为什么押了这个韵,分析得头头是道,令我很佩服,很受教益。李释堪的儿子和我是中学同学,所以关系更为密切,我称他为李老伯,还常到他家去。他特别喜欢梅兰芳,与梅兰芳关系很好。因为他曾在汪伪政府任过伪职,所以光复后被当做汉奸关押过一阵,释放后生活很潦倒,梅兰芳就让他的女儿梅葆玥跟他读书。其实,梅老板也没指望梅葆玥跟他学多少东西,而是找这样一个机会周济一下他的生活,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件美谈。梅兰芳还和我说过:“他们(指自己的子女)都学别的了,我就留了一个小玖(指梅葆玖)学我这行。”他虽然没提梅葆玥,但她的老生唱得实在好。解放后,我受命到上海筹备成立中国画院的事,还在戏院里见到过李老伯,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我向心畬先生学画的想法始终没断,怎么入手呢?正在焦急的时候,突然天赐良机。启功临宋人手卷(局部)有一回我在旧书摊上无意发现一套题为清素主人选编的《云林一家集》。所谓“云林一家”,并非指元代画家倪云林,而是指诗风全都讲“空灵”的唐人诗,书商不知“清素”是谁,卖得挺便宜,其实他就是心畬先生的父亲,看来他讲空灵是有家学渊源的。我曾听他说过,这书虽是他父亲选编的,但由于时间久远,出版得又少,他家里已找不到此书了。我赶紧把它买下,恭恭敬敬地送给他。他非常高兴,问我多少钱买的,要给我钱。我说这是孝敬您的,他就不断地念叨着:“这可怎么谢谢你呢?”我便乘机说:“您家那幅宋人的手卷(后来我发现只是元明人的作品)能不能借我临一临?”这是我早就看上的作品。他痛快地答应了。我拿回家后认真地临了两幅,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到后来他不放心了,派听差的来问。我让他转告:“请老爷子放心,等我一临完,保证完璧归赵。”他才放心。我临的这两幅,一幅画在绢上,装裱过,后来送给陈垣老校长,他又转送他弟弟。另一幅画在纸上,至今还应在我手中。心畬先生的中堂外,挂着两个方形四面绢心的宫灯,每面绢上都是他自己画的山水,一个是临夏圭《溪山清远图》的,原图不设色,而临作是加色的,虽然是淡淡的,却别有风味;一个就是临我临的这幅无款山水卷,每次我到他家去,总要在灯前欣赏半天。贵族艺术家的气派和气质,就是不同凡响,还没进屋就能感受到艺术氛围扑面而来。
有一回最开眼界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心畬先生有很多艺术界、学术界的朋友,他们经常光顾萃锦园。一回,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也应约光临。当时有“南张北溥”之说,这两位泰斗聚在一起举行笔会,自然是难得的艺坛盛事,大家都前来观摩,二位也特别卖力气。只见大堂中间摆着一张大案子,二位面对面各坐一边,这边拿起画纸画两笔,即丢给对方,对方也同样。接过对方丢来的画稿,这方就根据原意再加几笔,然后再丢回去。没有事先的商定,也没有临时的交谈,完全根据对对方的理解,如此穿梭接力几回,一幅,不,应是一批精美的作品便产生了,而且张张都是神完气足,浑融一体,看不出有任何拼凑的痕迹,真让人领教了什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什么叫信手拈来,挥洒自如。不到三个小时就画了几十张,中间还给旁观的人画了几幅扇面,我还得了张大千先生的一幅。最后两人各分了一半,拿回去题款钤印,没画好的再补完。据我所知,曾在《人民日报》负责制版的张树蕴先生手中就有两开这次的作品,他的叔叔在《体育报》,善于摄影,我的全家合影就是他拍摄的。
最后再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叫毓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齐先生最佩服金农(冬心),什么都学他,尤其是字。金农喜欢称自己的号“金吉金”,又进一步把两个“金”字改用外来语“苏伐罗”,于是变成“苏伐罗吉苏伐罗”。我常开玩笑说,齐先生如果连称自己的名字也学金农的话,他应该叫“齐—white—stone”。齐先生称自己是著名学者王闿运先生的学生。王闿运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当年袁世凯请他进京,特别优待让他直接进新华门,他却指着新华门说这是“新莽门”,意在讽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就像西汉末年篡汉建立“新”朝的王莽。王闿运也自称手下有两个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木匠,一个铁匠,这木匠就是指齐白石。齐先生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又如一次我看他治印,他是直接把反体的印文写到石料上,对着镜子稍微调整一下。在刻一竖时,他先用刀对着竖向我说:“别人都是这边一刀,那边再一刀,我不,我就这么一刀,这就是所谓的单刀法。”说完,一刀下去,果然效果极佳,一边光顺顺的,一边麻渣渣的,金石气跃然刀下,这就是刀力,这就是功力。
启功题齐白石画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我的诗集里有这样一首诗:《齐萍翁画一妇人抱一小儿,儿执柏叶一枝,题首柏寿二字。又题云:“小乖乖,拜寿去。”》诗云:
我最欣赏的就是这类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访问香港,某晚,友人出示齐先生画稿八开,我一口气为它们题写了八首诗,其中第二首说:
牧童归去纸鸢低(山翁句),牛背长绳景最奇。
处处农村俱入画,萍翁不断是乡思。
也是称赞这种风格。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得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特别是小绝句和那些朴实无华、充满童趣的诗句很有意思,如上引的“牧童归去纸鸢低”以及“两崖含月欲吐珠”等,我曾有《齐萍翁画自识云:“人生一技故不易,知者尤难得也。”因广其意题此》一诗称赞道:
但齐先生的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先生,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
(本文编辑 斯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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