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讯】2017年2月24日，由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承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首批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等首批13种图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国家，也是向太平洋开放的海洋大国。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在多年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上，依托国内专业学术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设计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丛书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气质的海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

目前该丛书首批13种图书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分别是《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国际法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海上看中国》《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人民币区域化法律问题研究》。

发布会由丛书主编苏文菁主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和福州大学社科处处长高明分别致辞。丛书中的五位作者代表，《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作者赖正维、《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作者王涛、《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作者杨宏云、《国际法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作者张相君、《海上看中国》作者也是丛书主编苏文菁分别发言。此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一带一路”办公室成员吴晓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参赞姚文，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原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主任盖广生，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黄纪凯，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文化研究处干部张家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周祖文等嘉宾参加发布会并发言。

附：首批13种图书主要内容介绍

《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

由新西兰社会史学者李海蓉与摄影史学者约翰·特纳精心合作的这部中英文双语著作集合了包括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在内的16家公立机构及多个私人所收藏的影像作品。两位作者为此查阅了大量传统历史研究者通常无法看到或无意以新视角审视的影像。如此广泛选择出的照片如同一面棱境，透过它，我们可以感知、理解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通过运用100余幅兼具史学与美学价值的精选照片，本书力图为读者提供一个视觉性介绍，展现175年间新西兰华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些照片绝大多数为新西兰著名摄影家所拍摄，因此，本书也是新西兰摄影历史的一场特别回顾。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麦康年先生对本书内容给予了高度赞赏及评价，并亲笔撰写序言，称“这本书通过照片记载了这段丰富多彩的历史，这些照片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也是艺术品。”

《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中照片形成两个专门展览的基础：其一，于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进行；其二，自2017年2月起，在位于新西兰的奥克兰博物馆向观众开放，展期至2018年3月。

《海上看中国》

作为书系之一的《海上看中国》选取十二个独具特色的视角，从“海上”看“中国”，将中国海洋文明与海洋族群的故事娓娓道来；书中指出，了解中国的海洋文明，了解中国海洋族群经略海洋的历史，是新时代每一个中国人的诉求。

从长时间段、全景式地观察海洋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经历了三次“向海”的发展历程。唐代中国始设“市舶司（使）”，在传统陆域经济之外有了海洋经济的因素；陆域被挤压的宋朝以“开洋裕国”为国策；元代中国打通了欧亚大陆两端的直接贸易通道。明清，主流社会采取保守的海洋政策，东南沿海的海商却冲破海禁，开启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白银时代”。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推开了中国的南大门，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第三次奔流“向海”。今天的中国，进入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新纪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阶段任务。

“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以及所表达的文化“实质”、“焦虑”是什么？中国数千年的航海史为何只有“郑和”被记忆？真正的中国海洋英雄是谁？《海上看中国》一书提出，今天的中国人需要进行“三级跳”：跳出欧洲文化优越论的圈子、跳出中国农耕文化一元论的桎梏、跳出学科规划的小圈子，发掘本土的海洋文化资源，展现中国海洋族群悠久的历史和中国海洋文明厚重的积淀，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

作为书系之一的《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认为海洋没有陆地上的“画地为牢”，流动的海水冲击着陆域上人为的各种分界；不夸张地说，组成现代社会的新阶级、新组织、新游戏始于人类大规模的海洋活动。

当人类从陆地跨向海洋、在海域上进行大规模的活动的时候，一种不同与陆域生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交往、人与自我的交往就此展开。《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一书从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打开人类与海洋互动之后产生的新文明之门，带领读者上下数千年、纵横东西洋，领略人类突破陆地的极限、进入海洋之后的文明生产。

在中国学术界长期忽视海洋文明研究的今天，海洋常识的普及与理解无疑是现阶段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中国历史上海洋文明的“失语”，《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从中华民族生存的空间环境入手，梳理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以及他们与其他地区海洋族群的关系，并且在数千年的长时段历史发展中观察该族群的变化：他们在国家号召“下海”的时候形成自己的族群个性；在主流文化阻止出海的时刻，依然以海洋个性“冒险”出海；这是中华民族中最具海洋个性的群体。中国海洋文化是一种和平的，发展的，与人类共荣的文化，它也代表着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返世界大舞台的中国本来应有的文化姿态。

《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的海洋文明经历了漫长的累积和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外向的、进取的、重商的、多元的特性。作为我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发明和重要的商品，瓷器随着我国海洋文明的进程持续向海外输出，从东亚、东南亚到南亚，再跨越印度洋到达中亚和东北非，并随着早期全球贸易的开展扩展至欧美地区、进而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因其特有的物理性能，至今依旧广泛分布在海上航路的各个遗址点，成为揭示我国古代海洋文明历程的最明确的证据。

《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广泛搜集国内外沉船资料，对照各类陆地遗址出土的陶瓷器遗存，图文并茂地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古代陶瓷经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销的历程及阶段特征，揭示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变迁的历史及不同阶段中国在世界海洋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大量展示窑址资料的基础上勾画出中国古代外销瓷业生产变迁的脉络，并以个案的形式讨论了以陶瓷贸易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生动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

《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

缺少了槟城五大家族（邱、谢、杨、林、陈）的故事，槟城的历史将不完整。槟城五大家族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不仅仅将19世纪的槟城转型成一个区域的自由港口及经济金融基地，更重要地，它重塑了当时周围区域的海洋贸易模式与商业特色。《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跳脱了从上而下的殖民视角，从地方社会的视野出发，深入地检视了五大家族主导槟城及其周边地区贸易网络的机制，包括通过家族关系、结拜兄弟、政治与经济结盟等，链接槟城及周围地区（西部马来邦属、西南暹罗、南缅甸，及苏门答腊北部与东部海岸），使之形成一个联合的经济地理区域。透过剖析此高度混杂与动态的网络，本书将带领读者窥探槟城福建五大家族如何引领19世纪槟城及周边地区的经济风潮，及其后来的衰弱过程。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导论，说明从区域视角看待槟城的路径；第二章说明槟城在整个19世纪是蓬勃发展的区域转口贸易港，尽管当时新加坡已经崛起；第三章以五大姓为中心，探讨各大家族网络；第四章详细检视五大姓利润最丰厚的生意——鸦片饷码承包；第五章检视锡矿业这一五大姓在19世纪所涉足的有利可图的生意；第六章探讨18、19世纪之交西方企业对五大姓日益增长的挑战，以及五大姓如何回应西方企业日益强大的竞争；第七章探究20世纪初区域新秩序的兴起及其对五大姓的影响 

此书关于槟城五大姓的研究是马来亚华人研究的一大突破。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

“龙牙门”是新加坡的古称。从“龙牙门”到“新加坡”，说明了新加坡历史发展的轨迹，也说明了这岛国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成国际大港的历程。作为书系之一的《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根据当下所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角度剖析新加坡的发展、人物及地名变迁。全书分为石叻纪事、风流人物、源长流远、盛世修典四个部分。本书的论述，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新加坡，同时可让读者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促进中新两国民间友谊，因此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是《新加坡华人通史》的主编。这部80多万字、厚826页，有300多幅插图的史学巨著，可说是新加坡历史上一项大规模、有计划的民间修史工程，由本地华人会馆最高领导机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负责这项工作。

这本书的出版，打破了过去百年来新加坡华社没有一部系统的华人通史的尴尬局面，填补了目前世面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通史的空白。这也是自1923年出版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后，近百年来第一部以华文撰写的华人通史，一部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完成的史学巨著，意义非凡。

《国际法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

作为书系之一的《国际法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于2013年10月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预想为背景，聚焦于中国作为复兴的大国可如何为国际体系以及国际法发展做出贡献的主题，分析现存的国际体系以及维护该体系的国际法规则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提出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强国，既需要物质准备，也需要理论准备。由此才能实现以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参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重构。

《国际法新命题》指出，现代国际体系以西欧国家间关系为刻画国际体系的唯一样本，以西欧国家的民主模式为政治唯一模式并强行推行至世界范围内，以西欧和复刻西欧体系的国家为核心国家，凭借其工业革命后形成的暂时性技术优势掠夺资源从而对非体系内的国家形成绝对优势地位，并借助此优势地位将其他国家逐渐边缘化。

《国际法新命题》指出，由于现代国际法所维护的国际体系具有地方性特征，国际法也就不可避免地自源头看是一种地方性规则。凭借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后在国际社会获得的优势资源和优势地位，这种地方性规则被强行推销至世界各地，并借力于非优势地位区域的被动或主动依赖，成为普适的普世行为规则。这种过程决定了各国参与到现代国际法的过程并非完全基于自愿，国际法困境由此而生。

《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

作为此丛书之一的《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研究指出，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充分显示了明政府对琉球的特殊优待。闽人三十六姓居住地久米村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及生产技术、手工技艺向琉球传播的中心。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是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直接传播到琉球的最主要使者之一，对琉球王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他们主要从事与中琉朝贡贸易有关的活动，因此他们在中琉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也发挥了特殊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琉球国中山王察度及世子武宁“遣使贡马及遣从子日孜每、阔八马，寨官子仁悦慈三人入监读书：山南王承察度遣从子三五郎尾及寨官子实他卢尾、贺段志等三人入监读书”，这是琉球首次向中国国子监派遣留学生，琉球“国人入监肄业自此而始”，这些留学生被称作“官生”。据统计，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至清同治七年（1868年）的近五百年间，琉球共遣官生26次，人数约96名。

除官生外，来华的琉球留学生中还有一种是来闽学习的半官费半自费或者是全自费留学生，称为“勤学”。他们亦多来自久米村，是闽人三十六姓之后代。《球阳》记载：“洪武以来，唐荣之人，或入闽，或赴京，读书学礼，不定回限，通于诸书，达于众礼，待精熟日而后归国。”这些勤学多数是跟随进贡或接贡存留通事来闽的，在福州均跟从当地学者及师傅私人受业，福州地方官对他们亦多方关照，许多人在闽长住七、八年，与中国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情谊。琉球许多大儒、史家、医生及制糖、制陶、制漆器、种蔗等诸多专家，都是通过这一渠道培养出来的。

明清数百年，包括久米村人在内的大量琉球官生和“勤学”，千里迢迢，满怀渴求，到中国奋发学习，学成后归国报效，深受器重。他们起先多任通事、都通事，后升为正议大夫、紫金大夫，个别的还担任法司官，主要从事办理入贡、传授汉学及辅佐政事等工作，为琉球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促进中琉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及两国民众的友谊，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

明清王朝在建立之初，都曾经建立过一个强大的海防体系。但是这个海防体系并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明王朝的海防体系在明中期就已经腐败不堪，被派往浙江镇压海商的朱纨到任之后所做的两件主要事情便是修复战船以及禁止与海商贸易。但是在镇压海商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水师队伍没有几十年又已经完全无用，郑芝龙刚刚兴起时，仅仅数十艘船只便屡屡击溃明朝水师。清王朝更是无法与郑氏集团在海上抗衡，只好以全面海禁消耗郑氏集团，同时辅以不计成本的建造一支新的水师，最终取得胜利。屡屡出现海禁加临时训练水师的模式，关键在于一个没有海外贸易的国家根本不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建设海军需要庞大的经费支出，如果没有海外贸易需要保护，很快海上力量建设就会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虽然剿灭郑氏集团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师，但是马戛尔尼访华时，清朝的海防又已经陷入全面衰败的境地，增加了英国与中国开战的信心。

西方国家武装海上贸易的模式使其必须不断增强海上力量，以能够控制交通线。英国的海军建设在中世纪已经开始，但是直到伊丽莎白时期，英国仍然是一个海上力量不强的国家，与西班牙、荷兰相比显得十分弱小。为了能够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争夺海上贸易，英国海上力量建设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出现了巨大进步。这个时期最明显的标志是以霍金斯、德雷克为首的海盗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霍金斯、德雷克曾经多次完成对西班牙、葡萄牙的海盗活动，并且率领英国舰队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确立了英国海上力量在海洋上的优势地位。霍金斯与德雷克的支持者是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在内的英国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希望扩张英国的海外贸易，知道“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全世界”的道理。为了扩张海外贸易，甚至规定了“吃鱼日”的节日。

中西方对待海外贸易与海商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不同的海上力量发展模式。中国的海上力量始终是防御式的，一旦没有违反官方规定的海外贸易，海防便陷于衰败的境地。西方国家为了扩展海外贸易，海上力量一直是攻击式的，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强。这样，当19世纪英国决定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倾销其工业品的时候，中国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

中国商人一度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中西初遇，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尚未大规模展开，中国在亚洲贸易中占主导优势。西方商人在经济上对中国商人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康熙开海后，中西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贸易量与贸易产品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大量中国商人纷纷出海贸易，茶叶、丝绸与瓷器成为占据海外贸易市场的主要产品，而西方国家则根本拿不出有竞争力的商品与中国商人开展竞争，无法与中国商人在贸易中取得优势。

中国商人在亚洲的贸易地位是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手段取得的。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中，遵守市场原则的正是中国商人，他们用公平竞争的办法将中国产品提供给世界市场；他们按照利润原则，受价格信号指引，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纵横海上贸易上百年；他们没有满足于一时的财富，在国际贸易中从没有停止开拓的步伐，即使在遭到政府打压、西方殖民者掠夺的情况下，也没有放弃企业家才具有的进取精神；正是由于中国商人的智慧与奋斗，所以在与西方商人的平等竞争中屡占上风。

西方国家通过仗剑经商的方式从中国商人手中夺得市场地位。在亚洲国际贸易的历史中，不遵守市场原则、违反自由竞争精神、实行原始的、残酷的剥削制度的正是西方商人。他们用武力占居贸易据点，并乘机控制商路；他们采取一切措施排挤他国商人，在商船上配备了齐全的战争武器，抢夺、武力征讨与鸦片等是常用的手段；他们丝毫不顾市场比较优势，建立起强制性经济，强行将东南亚纳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分工体系，但他们在百年后却自诩自己是靠自由竞争才走向强盛。

《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

在欧洲，从15世纪末的海洋大移民以来，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海洋上的争斗，扩张殖民地，围绕着贸易与移民进行。进入19世纪，随着商品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在金融领域领先发展起来的以大英帝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金融的殖民统治与侵略，以金融资本控制经济、贸易，甚至操纵他国的政治。

19世纪中叶以来，以服务移民华侨寄信汇款的侨批业，也是华南与东南亚间从事贸易最为重要的金融中介，许多侨批商人也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交易提供资金服务和金银买卖业务。侨批业这种经营兑换、汇款及家书的华人专递的网络，在外资银行到来亚洲之前就已经建立了。迅速扩张的殖民开发以及侨民汇款的大量增加，使得西方现代银行一进入便控制了这一区域的金融汇兑业务。

早于中国现代银行业出现的侨批业，贴近南洋移民族群人的汇款与通信的需求，一百多年来，与海洋移民、华人商贸活动等融合互动，跨国运营，不断创新，逐步建立起华人自身的跨国金融体系，进而协同华资银行、中资银行融入全球化的金融网络之中，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国际金融汇兑的发展历史。

侨批业以及侨批的业务引发了外资银行、华资银行、中资银行的介入，进而架起了一条由中国通往东南亚，连接欧美地区的国际金融网络，我们称之为“海上金融丝绸之路”。这条以华资银行、侨批业为主的、颇具华人特色的海上金融丝绸之路，彰显了具有浓郁南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文化。

《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 

作为丛书之一的《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聚焦于印度尼西亚所属苏门答腊岛及其周边区域的港口变迁、商品要素变化、海洋贸易及华商网络建构四大主题，梳理了历史上中国官方与民间围绕该区域开展海洋拓展与海洋经略活动，力图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提供历史支撑。

《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指出：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经略历史久远。而苏门答腊岛及其周边地域作为中国古代海洋张力所及之地，一直是中国商人（亦称华商、海商）开展海洋创新创业活动的沃土，由此形成了一个跨国、跨区域的华商经贸网络。他们强大的商业活动不仅促进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东南亚近代国家的形成。然而，这个“没有历史”的群体网络价值、海洋特性与中国海洋事业一样，沉寂于历史长河之中。因而，苏门答腊岛及其周边地域的经济价值与战略地位亦未得到中国重视。

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洋海域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支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印度洋沿岸经济体自然而然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印度洋地区毗邻的十多个国家，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与经济发展。而横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及其周边地区，则有着多重角色的价值。一方面，它既可衔接中国与印尼的发展，有望成为中国来往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新国际贸易路线的航运中心、经济增长中心，还能成为海事业、渔业与造船业中心。另一方面，这一地区又被公认为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关系最密切，在中国走向印度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将承担何种角色，具有什么样的战略地位？有必要深入思考，规划和做出决断。《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一书或能为您探寻到蛛丝马迹。

《人民币区域化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

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国家，也是向太平洋开放的海洋大国。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在多年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上，依托中国著名的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设计了本丛书。丛书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气质的海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

《人民币区域化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同时，也面临不断增加的跨境货币流通问题。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必然促使人民币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进行转变，并进而对既有利益格局提出新的挑战，客观上对区域货币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币入篮子后，将在周边国家货币计价、结算、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提升其在国际货币体系内的地位，也有助于国内外相关货币法律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从而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人民币区域化的实现。

（本文编辑：Thel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