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的范围很广——最初的周长据说就在20公里以上——包括了17世纪和18世纪所建造的一系列宫殿、亭台楼阁和花园。由康熙皇帝所缔造的畅春园是其最古老的部分。雍正时期（1723—1735年）增添了另一个大园子，称作圆明园。乾隆时期又增添了更多的园子，不仅有一些中式的殿堂和楼阁，还有一整套西式的宫殿建筑及与其配套的大型花园和喷泉装置。目前，在圆明园唯一能见到的建筑遗迹就是那套西式宫殿的残垣断壁。』

1921年，喜仁龙得到民国总统特许，考察了民国政府驻地中南海、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并在溥仪的陪同下，进入故宫实地勘察和摄影。本书正是这次考察的精华集锦。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原名《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首版于1926年。收录了14幅建筑绘图，300余张照片。全面展现了紫禁城的城门、角楼、殿宇等建筑的结构与装饰特点，如实记录下了中南海、北海、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的原貌。

下册原名《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首版于1924年。收录了十余万字工程勘察记录，50余幅测绘图，详细考证了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建筑构造和历史变迁，并附有130余幅极具艺术性和视觉震撼力的照片。这是现存记录老北京城墙和城门最翔实可靠的文献，更是后世学者无法超越的巅峰之作。

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20世纪西方极为重要的中国美术史专家、首届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章获得者。曾任职瑞典斯德歌尔摩国家博物馆，后为斯德歌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1916年起，相继赴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日本名校讲学。1920年起6次来华，并深深爱上了东方艺术。对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研究极深，代表作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中国雕塑》（1925）、《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1926）、《中国早期艺术史》（1929）、《中国园林》（1949）等。

沈弘：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遍访哈佛、芝加哥、伦敦等地图书馆，搜集了大量国内难得一见的珍贵记录。目前承担教育部重点攻关项目“外国收藏16—20世纪来华传教士档案整理与研究”。著有《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西洋镜：1907，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等。

聂书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现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精彩书摘｜夏宫

颐和园万寿山和昆明湖

清代的三位伟大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并不满足于他们从以前朝代继承下来并经过重建的北京城墙内的那些不同的宫殿住宅，他们还在城外建造了一些全新的宫殿，或者说是准备作为夏季疗养之地的宫苑。明朝皇帝最主要的夏宫位于京师的南部，但是清代皇帝在17世纪和18世纪建造的新夏宫全都位于京师西北部约十公里处。这些皇家宫苑如今只有很少的遗迹存在，那些建筑都已经毁于战火，而其遗址则被人们所遗忘，变得荒凉不堪。被称作旧夏宫的圆明园的情况就是如此，同样情况的还有被称作皇家猎苑的净宜园和玉泉山，只有被称作新夏宫的万寿山依然保持状况良好，后者的花园和建筑30年前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已经被彻底地修复。总的说来，所有这些宫苑和夏宫的美丽和个性都更有赖于它们的坐落方位和模仿自然的方式，而非纪念碑式的建筑。甚至就连其主建筑被摧毁之后，人们仍能在圆明园、玉泉山和净宜园等地看到一些让人回味无穷的场景。要想详细地描述这些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就此而言也是多余的。它们的自然美景用照片来表现要比任何文字描述都更为传神，而且由于它们的涉及面如此之广、地形又如此复杂，以至于完整的文字描述所需的篇幅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可能。然而，有关夏宫和皇家猎苑的一些历史背景说明也许并非画蛇添足。

圆明园古桥

圆明园的范围很广——最初的周长据说就在20公里以上——包括了17世纪和18世纪所建造的一系列宫殿、亭台楼阁和花园。由康熙皇帝所缔造的畅春园是其最古老的部分。雍正时期（1723—1735年）增添了另一个大园子，称作圆明园。乾隆时期又增添了更多的园子，不仅有一些中式的殿堂和楼阁，还有一整套西式的宫殿建筑及与其配套的大型花园和喷泉装置。目前，在圆明园唯一能见到的建筑遗迹就是那套西式宫殿的残垣断壁。这套西洋楼的建材不仅有木材，还有砖头和汉白玉，因此在经历1860年那场大火时要比那些中式建筑更能抵御烈火的焚烧。

圆明园养雀楼（古时）

圆明园养雀楼（现在）

关于圆明园在乾隆年间得以广泛扩展并达到鼎盛状态的最佳概念可从一些在清宫担任画师和机械师的法国耶稣会士的描述中窥见一斑，后者比辛亥革命之前清宫中任何其他西方人都能更加自由地进出皇宫。其中最有趣的描述就是1743年11月1日王致诚神父（Frère Attiret）写给达绍特先生（M. d’Assaut）的一封信。这封信在《教谕和奇妙信札集》（Lettres étudiantes et Curieuses, Paris，1781）第22卷中可以读到完整的文本，我们在此只能提供从冗长文件中摘译出来的几个选段。王致诚首先对中国的皇宫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他认为圆明园的大小面积略等于第戎城，然后补充说：

至于圆明园中的宫苑，那简直壮丽美观之极！该园幅员广阔，许多高达50—60英尺的小山丘是用人工堆起来的，它们被无数条山沟所隔开。从山上流下清澈的小溪，溪水灌溉着这些山谷，小溪一会儿分叉，一会儿又在好几处汇合，形成喷泉、湖泊和海洋……

在一条山谷中可以看见许多房屋。它们的正面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窗户和木柱，所有的木构件都涂上了金色，先漆成黑色，然后再漆成金色；墙是用灰砖砌成，美观而光滑。屋顶上铺有红、黄、蓝、绿、紫等色彩的琉璃瓦，后者经过巧妙的组合和调配，形成各种赏心悦目的隔间和图案。这些房屋几乎都只有单层，都建在高2、4、6、8英尺的台基上，台阶并不平坦光滑，似乎是自然天成的。

每条山谷都有其特定的亭台楼榭，虽然就全园的规模而言显得较小，但也都足以供欧洲最高贵的亲王及其随从们在此下榻。有些房屋是用从500里外运来的柏木建造的，而类似于这样的宫苑在圆明园中就有200多个，这还不算供太监们居住的楼阁……溪流上建有形状各异的桥梁。有些桥梁上还有汉白玉的栏杆，上面刻有精美的装饰性浮雕。

园中最美丽的景点是位于湖泊中央的一个小岛，它由一块高出水面约6英尺的巨石所构成，风光绮丽，环境幽雅。这块巨石上建有一座房间数逾百的小型宫殿。它具有四个“正面”，其精雕细琢的程度无可言状。从这儿人们可以看到环湖的所有宫苑，以及后面的山丘。溪水从山上流下来，汇入下面的湖泊，每一条溪流汇入湖泊的口子上都建有一座桥梁，桥上有亭子和牌坊。在各座楼阁之间都有繁茂的树丛，后者将这些楼阁隔开或隐藏起来，以防止一座楼阁里的人见到另一座楼阁里的人……

皇帝的住所靠近圆明园的大门，就在正大光明殿的院子和花园后面。这是一座被一条宽阔溪流所环绕的小岛，人们也许可以称其为后宫。这儿有一些想象中最美丽的家具、装饰品、水墨画、昂贵的木器、中国和日本的漆器、古老的花瓶、瓷器、丝绸和金银箔……

圆明园海晏堂（古时）

圆明园海晏堂（现在）

圆明园蓄水楼（古时）

圆明园蓄水楼（现在）

在欧洲，我们总是试图让我们的建筑风格统一、左右对称，我们希望建筑的一个部分总是能与另一部分形成平衡。这种对称的规划秩序也可见于北京的皇宫，以及一些王府和衙门建筑。但是在圆明园，人们所见到的却是形状各异和不对称。这儿所表现的是一种自然的乡间景色，一种幽静的荒野，而非按照对称和平衡原则建造起来的建筑……每一处宫苑似乎都“偶然天成”，并非刻意要与另一处宫苑遥相呼应……但这儿的一切都品位高雅，人们对于其值得击节赞赏之处并不能一目了然，而是要慢慢地品味。前一次观察刚结束，回过头来，你必须再看一次，好仔细回味它那无尽的素材。

圆明园方外观（古时）

圆明园方外观（现在）

任何亲眼见过这些中式宫苑和亭台楼阁的人都会承认，王致诚神父的概括是相当到位的，尽管在强调建筑的无穷变异性上略微有些夸张。除了圆明园之外，这些特征也可适用于中南海和北海的部分宫苑建筑。圆明园的这些中式建筑目前不仅已经全部绝迹，而且花园里杂草丛生，溪流也被淤泥所堵塞。然而，人们还是可以从唐岱和沈源于1744年所画，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圆明园四十景图》中对于它们的原貌窥见一斑。这些图画以工笔绘制，画面很大（约一平方米），以俯瞰的形式表现了圆明园中一些最重要的建筑及其周边的花园和院落。这些建筑的风格与紫禁城里和中南北诸海的建筑风格完全相同，其主殿建在由一层层阶梯拾阶而上的汉白玉台基之上，而较小的亭台楼阁则隐藏在盛开着鲜花的美丽树丛之中，其地面上有连绵不断的小山丘和假山，以及溪流和湖泊，形成了如诗如画的美景。

圆明园远瀛观（古时）

圆明园远瀛观（现在）

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是根据郎世宁神父的设计图样于1747年开始建造的，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在中国以画家而著称。西洋楼辅助性的西洋水法工程是由一位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神父（Père Benoit）设计监造的，后者对于凡尔赛宫和巴黎西郊圣克卢的喷泉似乎十分精通。从圆明园和一些北京花园内依然能见到的遗迹和装饰性建筑残片来判断，郎世宁神父的主要灵感一定来自意大利的巴洛克建筑；有些建筑正面的曲线和门、窗上方的巨大涡螺使人联想到波洛米尼所设计的那些建筑，或16世纪后期热那亚的宫殿建筑。总的来说，法国建筑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明显，尽管它也可以被追溯到一两个风格更为经典的建筑正面，以及屏幕墙上的某些装饰性图案，后者似乎是抄袭于法国18世纪的一些雕刻作品。很有可能，一些装饰性的主题，例如贝壳状装饰物、贻贝、垂花饰、花环、神龛和装饰性壁柱等，可以跟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雕刻作品挂起钩来。然而，郎世宁神父运用这些装饰性图案的方式却是与法国趣味背道而驰的。西洋楼的结构形式随心所欲，建筑构件和比例显得沉重和庞大，檐口体形巨大，涡螺非常丰满和凸出，支柱与上层构件之间的比例相对较低，壁柱上经常有横纹等，这些特征与新近的意大利巴洛克建筑更为符合，而非18世纪初的法国建筑（参见第219—237页图片）。

圆明园内西洋楼阁旧基

圆明园西洋楼全景

西洋楼的基本外形不仅可以从遗存的断垣残壁来推断，还可以参考按建筑细部精密复制的一组20张铜版画。根据晁俊秀神父（Père Bourgeois）写给德拉托尔先生的一封信，这批铜版画绘制于1786年。该信的作者向我们透露，这些铜版画是根据皇帝御令，而且是皇帝本人亲自指导郎世宁神父的两三位中国学生绘制的。他还补充道，这是中国人首次尝试用铜版画的形式来绘制界画（这些学生此前是在耶稣会士指导下学习绘制铜版画的）。1787年年底收到这批铜板画的德拉托尔，对中国人成功复制欧洲铜版画时所表现的心灵手巧和精确程度表示了极大的赞赏。这批铜版画的印刷量一定很小，因为它们极为少见，但是在北京可以得到它们的照片。我们在本书中复制了一些这样的铜版画，以便与现存的遗址进行对比，从而使读者对于圆明园的西洋建筑有一个更为全面的印象。铜版画所依据的原始测绘图无疑是由设计西洋楼的耶稣会士们绘制的，这些原始测绘图后来于1794年为广州荷兰洋行著名的大班范罢览（A. E. Van Braam Houckgeest）复制了一份，后者把它们装订成一本书，并为那些图片提供了解说文字。这一图集后来被范罢览赠送给了法国政府，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但是，耶稣会画家们的原作至今仍下落不明。